邓颖超和危拱之等的这张照片究竟摄于哪一年已无人记得清楚。那青春的情绪和妩媚的活力让今天的人们多少能感觉到些许岁月的沧桑

【导读】一部特别的长征回忆录《她们——三十二个女人的长征》详尽叙述了长征队伍中32位红军女战士鲜为人知、悲壮凄美的事迹，不仅有贺子珍、邓颖超等人，还有那些普通女红军。她们的精神如同蒲公英吹飞在空气里，以飞扬的姿态让记忆清晰，让记忆感觉历史的代价与青春的痛楚。

吴富莲：单兵断敌吞针而死

艰苦的自然环境和紧急的敌情，使得红军的粮食和药品极度缺乏，女人们常常连续几顿吃不饱肚子。她们互相搀扶着，互相鼓励着，走在嶙峋的山石间。她们有的掉队了，尤其是那些本就体弱生病的。还好，女人之间互相都有个照应，后面部队的同志也给了她们许多帮助，在宿营之时她们还是赶上了自己所在的连队。然而，最让女人们感到难过的是，眼看着伤病员躺在担架上痛苦地呻吟，她们只有说些安慰的话语，却没有有效的药品来减轻他们的伤痛。

对于担架连的这100多副担架，李桂英把它们进行了分配，有的女战士负责3副，有的负责4副，包干到人，责任分担。像危秀英、王泉媛、吴富莲等一些出发时身强力壮的女人都曾担任过负责担架的工作。在崎岖陡峭的大山里行军，就是赤手徒步都已经很吃力，更别说照顾担架，有时还要抬上担架走一程了。

女人们忽略了自己的性别，忽视了自己的生理特点，她们和男人一样，吃饭、行军、宿营，甚至与敌作战，没有任何的特殊照顾。有一次因为掩埋担架上牺牲的战友，吴富莲等四人耽误了时间，和队伍拉开了一些距离。“嗖嗖……”几声枪响划破了潮湿的空气。女人们四顾张望，她们在辨别枪声来自何方。直到此时，她们才发现，天暗淡下来，周围已经没有其他的担架或是红军的队伍，大部队已经走得更远了，枪声似乎来自于山的另一面。

硬拼是不可能的，因为她们手里都没有枪。抬着担架跑？也不行，嘈杂声一出，很容易被敌人发现。怎么办？也只有躲起来，趁着天色已晚，也许还能逃过敌人的眼睛。

那时下了一天的雨已经停了，山林里迷漫起一层薄薄的水雾。女人们商量妥以后，马上行动，把担架安排在一片灌木丛里，又将周围的树枝理顺，直到看不出任何痕迹。可灌木丛的面积太小，四个女人没有了藏身的地方。听着枪声接连不断地响过，敌人越来越近了。

情急之中，吴富莲遇事不乱，她指点着姐妹们爬上了附近的几棵大树。这下好了，敌人说什么也不会想到，在他们的头顶上会暗藏着机智的女红军。

还好，这四个女人都出生在农村，而且家境贫困，从小就养成了肩能挑担、手能提篮、勤劳朴实的好品质，当然砍柴上树她们个个也都很在行。于是，四个女人就像狸猫一样轻盈地爬上了几米高的大树。

费尽周折所能找到的惟一的吴富莲的照片

敌人也是一伙掉了队的士兵，他们从山梁上走下来，稀稀拉拉的有七八个人，手里都端着枪，走起路来很小心的样子，听到有什么动静，就放一枪，像是给自己壮胆子。眼看着敌人走到了树底下，其中有两个还停下来。四个女人屏住呼吸，眼睛一眨都不敢眨，惟恐弄出响声，暴露目标。

“兄弟，借个火。”敌人点着烟，便匆匆忙忙向山下走去了。

一直看着敌人走远了，走出了自己的视线，女人们才从树上跳下来，抬上担架一路小跑着，去追赶队伍。

还有一次，女兵们与敌人展开了面对面的战斗。那天李坚真组织护送老同志和伤病员转移刚刚跑到山脚的时候，一股敌人追了上来。子弹在他们的头顶上呼啸，压得抬不起头来。情急之下，李坚真命令大家猫着腰顺着路边的深沟里转移。但不久，敌人发现了他们的意图，嚎叫着冲了过来。李坚真命令有枪的战士利用附近的掩体，阻击敌人。且站且走的警卫员们听到这里的枪声，很快跑来几个增援他们。

李坚真指挥着战士们，击退了敌人的一次进攻。当敌人再一次组织进攻的时候，赶来的警卫营以强大的火力压制住了敌人，李坚真立即带领干部修养连的人马撤出阵地。

激战中，李坚真的警卫员中弹倒下了。身边的吴富莲建议李坚真，由她来负责断后，李坚真率领大家突围出去。

吴富莲是李坚真的老部下。在苏区闽粤赣省委，李坚真主抓妇女工作时，吴富莲主动要求到敌我拉锯严重的宁化县开展工作。当她了解到那里的妇女害怕地主团丁打击报复的思想后，主动走近她们，一边帮她们带孩子、做事情，一边和她们谈心，启发她们的革命觉悟。很快，这里不仅建立了组织上布置的妇女赤卫队和少先队，她还发动群众组织了一个“听话队”，探听土匪民团的谈话内容，为红军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提供了一些线索。

这位机智而有头脑的女战士，果然不负众望，她猛烈的射击挡住了敌人的进攻，为其余女红军的转移争取了时间，李坚真她们边打边追赶队伍。这位单兵断敌的女杰，居然在摆脱敌人后，一路狂奔追上了队伍，而且毫发未损。

1935年5月27日，女人们过泸定桥。要过河的时候，九根铁索连成的桥身已经铺上了一些门板，但由于门板的数量不够，桥面并没能完全铺满，门板也没有固定在铁索上，所以，人走在上面就像踩在冰面上，脚下游移不定，桥下大渡河水奔腾咆哮，女人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这时，毛泽东来到桥头。看到她们的窘态，便命令他的警卫班留下，帮助她们过河。他自己则大踏着步子，走上了摇摇晃晃的铁索桥。

见到救星的女人们马上行动起来，和警卫员们一起，用绑带将担架的杠子绑在身上，两个人在前面拖，两个人在后面推，将重伤员的担架一副一副拖过了桥；那些能行走的轻伤员和几位老同志，由两位战士搀扶着也过了桥。李坚真、吴富莲、邓六金和王泉媛等身体健壮的女人，则把药箱绑在后背上，双手抓着铁索，匍匐前进。一趟一趟直到把所有的药箱都背过了河。

后来，在一次突围以后，吴富莲带领妇女先锋团的一部分战士，边撤边战斗，打到祁连山口梨园堡一带，遭遇敌人的强烈进攻。她和战士们死守一个山头，几次击退敌人的进攻，最后子弹全打光了，战场上死伤的女红军倒下一大片，殷红的鲜血流入祁连山黝黑的土地。吴富莲最后时刻受伤被俘。此时的吴富莲肺病已相当严重，马匪军官把她丢进大牢里，无医无药，时间不长，吴富莲病死在敌人的监牢中。也有记载说，在敌人的监牢里，吴富莲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从不妥协，最后吞针而亡，英勇牺牲。

危秀英：“那个时候，没人见死不救！”

在中央纵队的30多位女红军中，个子最矮的当数危秀英。她虽然人矮，但她人小力气大，头脑灵活，为人处事的思想境界却非常高，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她“矮子”。

在行军途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身材矮小的女子背着许多东西，跑起来，腿脚很是有力。一次，刘少奇见到她，不由得叮嘱道：“秀英，慢慢走，慢慢走。”也正是这个小个子，在担架队过乌江时，却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为了强渡乌江，红军在江面上架设了几座浮桥。由于战事紧张，担架一副接一副地上了浮桥，眼看着就这样到达对岸了。可是，江岸渡口的台阶又高又陡，抬担架的民夫跨不上去，担架都堵在了浮桥上。上浮桥的人和担架越来越多，超过了浮桥负载的限度，眼看着浮桥失去了平衡，慢慢向江水里沉落。

站在桥边等待上桥的董必武见此情形，十分焦急，奔跑过去大声喊道：“同志们，快退，快退！”随着他的喊声，从浮桥上退回来一些人，减轻了负荷，桥面又悬浮起来。但对岸的担架仍然走得很慢，浮桥依然被堵塞着。

已经到了对岸的危秀英见状，忙回过头冲到岸边，跳到浮桥上，从民夫手里夺过担架，不知她哪里来的力气，两手举起担架高过了自己的头顶。站在岸边台阶上的人立刻明白过来，接过她手上的担架。此时的危秀英，虽然个子矮小单薄，却像巨灵神一样，将一副副担架送上了渡口台阶。此时的乌江渡口，形成了一个传送危重伤员担架的流水线。

还有一次，部队进行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之中，由于刚刚遇到敌情，护卫的军团与后面追踪而至的敌人展开了激战。危秀英在急行军中碰到了邓发的爱人陈慧清。那时，她并不认识这位首长夫人，她只是看见路边搁着一副担架，只有一个束手无策的担架员，另一个不知是跑掉了，还是牺牲了。稍远一点的地方，一个警卫模样的人面无表情地站着，三个人呈三角形在那里拉锯。

见此情景，危秀英走上前去问个明白：“你为什么不抬她走？敌人快追上来了！”原来，陈慧清刚刚难产生完孩子，身体虚弱得不能行走，邓发便派自己的警卫员去照顾妻子。可哪里想到，这个小战士一点也不买陈慧清的账，一心想着自己是来警卫首长的，凭什么要管这个女人？

危秀英一听小警卫员的话，真是又气又急：“你也太没有觉悟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扯什么你是谁的警卫员！”说着，她解下自己的干粮给抬担架的民夫吃了，又做了警卫员一番工作，便与那个民夫一起抬着陈慧清翻过了两座大山，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脱离了险境。

长征途中的一天，邓六金等几个女人商量好，一起去采些蘑菇回来吃。她们实在饿得没有别的办法了。

危秀英因为开会，没能和大家一起去。回到住处时，她发现一屋子人全睡着了，地上还放着一碗黑乎乎的蘑菇汤。她用筷子夹了夹，一片蘑菇都没剩下，因为很饿，她索性端起那碗汤咕嘟嘟喝了一大口，没油没盐的还有一股苦味，危秀英放下碗不想再喝了。当她正准备上床休息时，发现刘彩香斜着身子躺着，占去了她的大半个床位。危秀英索性往边上推了推她，却没有一点反应。糟糕！危秀英心里格登一下，感到事情有点不妙。马上抬起刘彩香的头，抄起水碗就朝她的嘴里灌了几口。慢慢地，刘彩香醒了过来。

“我们好像是吃蘑菇中毒了。”刘彩香有气无力地说。

可手头什么解药也没有，她俩只好去河沟里打些清水，然后挨着个儿地往嘴里灌。没过多久，她们竟然一个个又都醒过来了……

别看危秀英个子小，但她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骨子里还有一种大大咧咧的男子汉气概。1957年，危秀英从广东到北京开会，在李富春家里遇到了一位男同志，男同志看到她之后，立刻问蔡畅大姐她是谁，当她知道了她的名字，走上前握住她的手说：“我找你找了好久，现在终于见到你了！危秀英同志，你在长征中救了我一条命啊！”危秀英被说得愣住了。蔡畅大姐忙告诉她：这位同志叫廖志高，现在已是四川省省委书记了。

在那种特定的时期，特定的环境中，以危秀英的性格和为人，怎么可能对那些困在途中路边的战友，不闻不问不管不顾？但她确实早把这件事情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长征途中还有一件事可以见出危秀英的性格。

在赶往安顺场的路上，又是一路昼夜不停的急行军，为的是抢在敌人的前面。饿了就从干粮袋里掏出干粮啃两口，渴了，危秀英却没了水，临行前带的水早被其他同志喝了。这时，天已经黑下来，口干舌燥的她只好在黑暗中去路边找水。没找到河流，却发现一个小水坑，在月光下闪烁着一缕清辉。渴到了极点的危秀英拿起搪瓷缸子舀起水“咕嘟咕嘟”就喝了下去，直喝到口不再干了，又把水壶灌满去追赶部队。

天亮了，有个男同志跑来找危秀英要水喝。爽快的危秀英二话没说，摘下水壶就递给了他。当他喝到第二杯时，却带着奇怪的表情来问危秀英：怎么回事，你们女同志的水怎么有一股尿腥味？当危秀英从那个男同志手中接过杯子仔细一看，才发现杯里的“水”黄澄澄的，杯子底部还存留着一小块牛粪。

此时的危秀英突然大笑不止。原来，昨天夜里在那个亮闪闪的小坑里舀的“水”不是别的正是牛尿，由于渴得厉害，危秀英一时竟没有喝出什么味道来……

救过很多战友生命的危秀英也有过遇险被救的经历。在进入大草地之前，危秀英遇到了朱德。朱德让他的警卫员折了一跟树枝，用砍刀削成了一跟光滑的棍子送给危秀英。并嘱咐她说：“秀英，你就拿着这根棍子探路，如果棍子沉不下去，你就走。”

在草地上走了两天，由于暗河很多，危秀英经常用这根棍子，按照总司令的方法做试探，还真管用。危秀英满以为自己已经有了经验，不用次次都试探了。于是，她放松了警惕，迈开大步就往前走。没成想一不小心，一脚下去就迈进了一条暗河里，人马上就被冲出去了一段距离，脚也浮起来了，水没到了胸口，本来个子就小的危秀英一下子就头晕了。这下完了，要交待给这大草地了。

“同志，同志！你的脚都浮起来了，水快到下巴啦。”一个年轻的战士一面说一面伸出手。还好她的个子小身体轻，小战士一把就把她拉了上来。小战士救了她，没有停就去追赶他的队伍了。

多少年以后，当危秀英在长征路上救过的同志向她表示感谢的时候，她总是轻描淡写地说：我救过你，可还有好多不知名的同志救过我呢，在那个时候，没有人见死不救！

47年的守望

部队进驻遵义的日子是长征中“最惬意的日子”。这里的群众革命热情极高，因为中央有意在遵义建立根据地，曾组织了一个地方工作部，蔡畅、李坚真、金维映、刘英、王泉媛等陆续调入这个工作部。这个工作部除了女人们，还有部长李维汉和从国家保卫局调来的王首道等等。于是，一段始于长征、终于长征，仅有两日情缘的婚姻在王泉媛和王首道之间展开。

当时，年仅22岁的王泉媛活泼大方，面庞清瘦而俊俏。在工作部里，大家都叫她小妹妹，她的嘴也很甜，总是“大姐”“大姐”地叫个不停，很是招人喜欢。

同在一个部门工作，又同住一个大院子里，王泉媛和王首道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慢慢地，两个人之间就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情愫。虽然，他们各自都在掩饰着，可还是被敏感的大姐们看出了端倪。在红军进遵义后的第七天，女人们忙完一天的群众工作，傍晚，蔡畅、金维映和李坚真把王泉媛叫到一边，仔细地询问了她对王首道的印象。当他们从王泉媛那里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以后，便不由分说，三个女人直接把王泉媛送进了王首道的房间，然后，悄悄地关上房门走开了。

就在这一天晚上，王首道送给王泉媛一支他在战场上缴获来的小手枪和八颗子弹。这是什么样的信物啊！但在那样的岁月里，这支手枪和子弹无疑算得上最富含义的物件了，他要她用这支枪在最危险的时刻保护好自己。

也许真的像后人所说的那样，王泉媛也曾想按照她们家乡的规矩，送王首道一双她自己亲手纳的千层底布鞋，只要他穿上它，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回到她的身边。可那样的岁月，哪里容得下时间和材料让王泉媛来做自己最想做的事呢？

王泉媛与王首道的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合影

有人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王泉媛和王首道新婚在一起就一个夜晚，第二天就不得不各奔战场，跟随大部队撤出了遵义城。撤出遵义以后，由于连续的行军作战，王泉媛一直没有机会与王首道相聚。直到1935年6月26日，王泉媛随干部休养连到达两河口。先期到达的王首道得知消息后，派通讯员送信给她，王泉媛才得以再次和丈夫王首道在木楼一聚。但这短短的一夜情话，到了黎明便被出发的号角吹散了。这一别不是永别，但却是他们短暂婚姻的句点，正是这一句点，画出了人间爱情悲剧的凄美。

1935年8月，当王泉媛被编入左路军随张国焘出发时，她一定不会想到今后的路会是如此坎坷，本该和姐妹们在延安的窑洞开展工作的时候，她却落入了敌人的魔窟而受尽凌辱。还有她更想不到的是，刚刚开始的新婚生活，却因这一调动，苦守四十多年却物是人非……人生就是如此残酷，一步的错误竟会殃及整整一生。

1936年8月初，王泉媛、吴富莲等跟随左路军走过杳无人烟的大草地。但张国焘仍然一意孤行，置党中央的召唤于不顾。当时，中央已派聂荣臻、左权率领一支部队西征来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张国焘顽固地将原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军和原红一方面军的五军团改编为西路军，外将当时军内的一千三百多名女战士，经过体检后，编成西路军妇女先锋团。王泉媛担任妇女先锋团的团长，吴富莲任政委。从此，跟随一方面军从瑞金出发北上抗日的两位女红军，在西路军中带领千余妇女疆场驰骋，开始了铁马金戈的生涯。

1937年春天，祁连山脉的冰雪还没有完全融化，便迎来了一支与众不同的队伍。由于敌骑兵马步芳部对西路军一路追杀，部队损失惨重。继之，马匪在水州袭击西路军指挥部，红军又一个军团覆灭。西路军总指挥部退守祁连山麓。为掩护总指挥部安全撤退，妇女先锋团团长王泉媛主动请缨。被批准后，王泉媛率战士们在芦源口挖战壕、修工事，准备切断追随总指挥部的尾巴。

早在苏区时，王泉媛就有过对敌作战的经验，而且还被大家称作神枪手呢。一次，她去少共吉安县汇报工作，由于当时一些反动武装分子经常骚扰苏区革命同志，看着天色已晚，大家都劝她第二天一早再去。就是这个满不在乎的王泉媛，把驳壳枪往腰间一别，兴冲冲地上路了。天慢慢地黑下来，王泉媛走着走着，突然身边不远处树上鸟儿受惊飞起，这引起了她的警觉。王泉媛迅速掏出手枪，正在这时，一声枪响，子弹呼啸着从耳边飞过，她顺势朝着枪响的地方抬手就是一枪，只听“啊”的一声，敌人被击中了。王泉媛借机快速离开。

但在大西北的这一次战斗，王泉媛却远没这么幸运。王泉媛在突围时被马匪俘获，成了阶下囚。在永昌县城西的一座大庙内，关押着九十多位被俘的红军女战士。

当马匪头领马步青来到这座大庙，看到有这么多的女人聚在这里，想出了一个最无耻的主意：把被俘的红军女战士陆续分配给马匪各级军官做老婆。

王泉媛被分给了一个早已有了老婆的马匪工兵团团长马正昌。

自从两河口与王首道分别，王泉媛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她新婚的丈夫，那个与她有着同一信仰、有着共同追求的男人。如果说不想，那太不客观，但在那样的年代，那种环境中，双双都处于生死两茫茫的境地，王泉媛也只能将这种思念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当匪兵押着王泉媛来到马正昌的家里时，王泉媛誓死不从。她的反抗带来的是一顿又一顿的毒打，有一次曾经打断二十根木棍。

两年多以后，王泉媛终于在马正昌家的佣人阿喜的帮助下，找机会逃离了马家大院。

两人再次相见，已是近半个世纪之后。

1982年夏天，王泉媛从江西来到北京，请康克清大姐作证，为自己恢复党籍。当她办完事准备离京时得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要来看望她。听到“王首道”这三个字，年近古稀的王泉媛泪如泉涌，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总算又见到了，总算又见到了……”。

整整四十七年啊，半个世纪的等待，就为那两夜的夫妻情，王泉媛怎能不老泪纵横！

1994年，王泉媛河西走廊故地重游后再次到北京时，见到了病中的王首道，她给他带来了一双亲手做的千层底黑布鞋。

王首道双手颤抖着接过布鞋，老泪纵横：“你没有忘记遵义时的诺言！”随后，王首道挽起王泉媛的胳膊，王首道的女儿为两位老人拍下了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合影。

内容摘自《她们——三十二个女人的长征》

编辑制作：徐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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