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国内“唱衰”小说的声音似乎不断，梳理起来，多集中于外部和内因两个层面——新媒体时代多元文化产品蚕食着受众有限的注意力，与影视剧、短视频、网游等大众化艺术载体“短兵相接”，严肃文学的小众化、边缘化愈发明显；平均年产几千部长篇小说，但真正进入大众视野获得市场口碑的则不多，能够激起讨论火花的文学作品更是屈指可数，作家们的“创作冲动”往往并不被作者买账，更多集聚成束手束脚的“创新焦虑”。

前不久，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扬子江评论》青年批评家论坛上，全国近40名评论家济济一堂。上海批评家项静讲述了一个细节：上世纪80年代作家韩少功去北京参加会议时发现，音乐家协会、电影协会等分会场常常跑到文学分会场“取经”，“当时的文学生产提供了思想的可能性，具有对其他学科的巨大吸引力，但这种吸引力在今天慢慢消失。每次我在选书时，社会学、历史学等人文社科图书，往往能予我新的刺激，但恰恰是文学给不了，尤其是虚构小说很难。”项静直言，放眼更宏观的人文学科内部，人们忍不住关心：如今的文学空间如何再度产生吸纳能量？当其他学科都加载讲故事的本领时，小说向来引以自傲的的叙事能力能否与之一较高下？

年产9000部长篇，不少小说连创作谈都趋于同质化

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批评家岳雯谈到：有数据显示，2017年、2018年国内平均生产长篇小说八九千部，但进入文学场域的非常有限，“在新的时代下，今天不少写作的基本质地和写作方向，依然在上世纪80年代确立的方向之下，依然在回应那个时代的问题，这可能是当下写作不尽如人意之处。”

从一些长篇小说年度评选中可以发现，一年能收获几部出色的甚或一部杰作就不错了。批评家颜炼军做了好几年文学排行榜的评审工作，但“每次都会有种虚无感，很难发现令人惊艳的代表作”。更残酷的现实是，部分长篇存在注水现象，作者明显力有不逮。比如，有的长篇对都市生活题材予以奇观化展现，“撑”出一集集快消式肥皂剧，无法引发共鸣；有的作品泥沙俱下，叙述手法和美学理念显得单薄，既缺乏阅读的愉悦感，也很难击中当代青年读者的痛点。

评论家、华中师范大学杨晓帆观察到一个现象：一些作家的创作谈，甚至都高度同质化，通篇堆砌“行话”“套话”。“看得出，有的作家似乎太熟悉游戏规则，在分析创作心路时，要么强调苦难书写、现实题材的正面强攻，要么围绕人性的复杂打转，流水线式措辞中很难看出创作者的心跳和情绪，让人对作品的好感也大打折扣。”她说，创作谈雷同的背后，暴露了作家在提供异质性词汇、叙事乃至手法上的短板。“我期待展开尽可能广阔的光谱，看到文学具备的多种可能性，最好有小说能够对人们熟悉的既定概念、认知结构有所激活和更新。”

这也就不难理解，前不久出版的李洱长篇新作《应物兄》引发热议，“升级版《围城》”“巴尔扎克式小说”“《红楼梦》里贾宝玉长大了的续集”等等说法热闹登场，比起对小说本身的津津乐道，不少人更欣喜于文坛出现了极具弹性阐释空间的文本，颠覆消弥了对小说题材的简单界定。评论家李敬泽认为，“我们现在大部分小说都属于急急火火的，我有一个故事，一把抓住你，你可别走。《应物兄》不一样，更像个大园子，走走停停，兴之所至，自然得趣，这是这部小说的庞大和丰盛之处。”

也就是说，一部小说能不能突破惯常的预期或套路，考验着作家的沉淀。“以周嘉宁中短篇小说集《基本美》为例，作品没有急于要摆脱所谓的青春叙事，更多提出了‘重忆青春期’的概念。小说里的人物特质，很难用当下流行的小清新、小确幸去命名，凸显了作家的思辩能力。”杨晓帆认为，《基本美》的可贵之处，正是提供了对城市书写的新理解，小说在处理奥运会、世博会等历史性节点时，没有被套路框住。

《上海文化》副主编、评论家张定浩谈到，创作者流于惰性惯性，往往会禁锢了文学作品的生长，比如一提起现实主义，有的小说就自动往“老少边穷”靠，似乎只有依赖写这一类题材才有了栖身的安全感，“但其实捕捉都市精神生活，同样可以打磨出现实质地，《基本美》等小说就是把一代年轻人的心灵世界从现实洪流中高度提炼出来，你能说这不是一种现实主义书写吗？”

敢于向全然不同的时代敞开，尝试“斜杠写作”

当下有个流行的说法是“斜杠青年”，一般指跨界多个领域的交叉复合型人才。不少评论家关注到，在文学圈也渐渐出现“斜杆写作”现象——做学术研究的同时写小说出书、创作之余翻译外国文学、写诗做编辑、开公司写科幻……一批作家正汲取不同领域的养分滋补创作。

“身处全然不同的变化中的时代，严肃文学或者说纯文学，如果再不精进蜕变、不尝试溢出自己的话，很有可能被兴起的科幻文学，或是其他叙述形式和表现形式窄化，这其实是蛮可怕的现象。”评论家木叶说，回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大家，不少人都在践行一个“自我溢出”的过程，不断跨界、持续超拔自己，使得那时候文学不光是文学本身。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平、广州艺术研究院李德南都谈到一个话题，面对人工智能高度发展的时代，以AI、基因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对文学创作提出了新挑战，作家需要思考，自己是否准备好了？究竟什么东西把人类和机器真正区别分开？

换句话说，这一代作家应有能力和决心重新让写作向时代敞开，重新让时代的新元素以构建未来的形式呈现出来。刘大先、黄德海、木叶等评论家以霍香结《灵的编年史》、李宏伟《国王与抒情诗》、康赫《人类学》等小说为例，认为这些作品颇具异质性，或是百科全书式的精深布局，或是对未来世界碎片的采撷拼接，或是根植现实但又超拔现实的超级文本，令人耳目一新。

要不要放下“年龄焦虑”和“代表作焦虑”

不可否认的是，当下不少小说拥有的是各自特定的读者群，“进入公共记忆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少”成为事实。现象级小说难觅，“代表作”危机怎么破？

““代表作”的意义是否正迅速贬值？”《扬子江评论》编辑部主任、评论家方岩重读了部分老一辈作家文集，他观察到，文学史叙述习惯以代表作为中心来形塑作家的文学史形象，但在历史语境更迭后，重读这些代表作很容易发现，在文体意识、语言风格、修辞技巧等审美层面，所谓的“代表作”已经无法为当下写作提供有效借鉴。“但反过来思考，如果把文学理解为某种程度上的社会记录、历史记忆，倒使得‘代表作’的合法性显得捉襟见肘。在人文学科分工充分发达的现代社会中，若想获取一个时代的详细信息，为何不去借助其他更为专业、丰富和准确的知识门类，却转而依靠以虚构为名的文学？”在他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逐步边缘化的过程，正是文学卸载过多直白、急切的功能，逐渐趋向复杂的现代性审美的常态过程。

“代表作焦虑”也部分投射为对文学代际的“年龄焦虑”。“我们都在求新，文学场对新人的渴求更是到了极端的境地，大家特别希望出来一些新鲜的名字，新人好像代表我们的未来。”岳雯直言，对此她要泼一点点冷水，因为，对一个人的创作成长可能要观察跟踪很长的时间段，如果一个新秀贸然出现被所有人一拥而上，列为标杆，过度的目光可能会导致这种“新”夭折，“这是非常可惜的。毕竟新人也需要时间，需要历练。”

有声音认为，与其说当代小说创作陷入“中年危机”，毋宁说文学进入了一条自我缓慢进化的甬道，不妨耐心等待好作品的诞生。“很多人也许一辈子没有那个幸运见识到一部伟大作品诞生，但我们在为好作品的出现做一些酝酿工作，要做好这种心理准备，至少不一味停留在焦急，因为不着急才不会把不伟大作品说成伟大作品。”安徽社会科学院王晴飞说。

文汇记者：许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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