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多年前诞生的生活书店，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邹韬奋、徐伯昕、胡愈之、张仲实等知识分子，带领生活书店同人出版抗日救国抗战刊物、发行大量进步图书，这一出版机构在经营管理上有哪些奥秘？日前一批有关生活书店的史料由上海韬奋纪念馆整理面世，第一辑《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首次完整呈现了生活书店的创办、发展及管理细节，是对《生活书店史稿》《店务通讯》等已出版史料的有力补充，也是研究近代文化史、社会史及出版史的重要资料，具有较高文献研究价值。

比如《译文》1934年创刊于上海，是鲁迅晚年花费精力最多的杂志，最初正是由上海生活书店印行，至1935年9月出至第13期停刊，鲁迅与生活书店结束合作，也传出鲁迅与郑振铎等人的隔阂。他们之间究竟有哪些矛盾？

“在这本书没有发布出版以前，谈到生活书店和鲁迅的关系，大多主要着眼于人事矛盾上。现在看会议记录里面写得很清楚，《文学》月刊和《太白》半月刊发行量都达1.2万册，但《译文》月刊每期平均下来大概是3200份，订户约300个，这个数字并不是很多。”日前在邹韬奋母校上海交通大学举行的《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出版座谈会上，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谈到，结合会议史料可以发现，对生活书店来说停掉《译文》无可厚非，当时还有《世界文库》等同类型刊物，读者分散了。

生活出版合作社第一届理事会会议记录，包括《译文》等旗下刊物发行情况

1934至1935年是中国“杂志”年，大大小小杂志如雨后春笋，竞争激烈。《译文》销路一般，3000册左右，每本折本二分，同时书店每月要支付约200元稿费。相比同时四大杂志之一的《世界知识》——创刊号一版印了4000册，一抢而空，再版4000册，又是脱销，订户六七百；《太白》创刊号1.2万册，订户近1000，《译文》的销量并不理想。

“准确地说，停刊更多是根据市场供需决定的。这也说明一个问题，任何一家出版社都有两重性，一是传播文化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走市场，怎么权衡对知识分子经营的出版社是一大考验。”陈思和说，公开影印的这批史料，没有经过任何修饰遮蔽，这一点很重要，对学术界和出版经营研究都有启迪。

《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

上海韬奋纪念馆 编

中华书局

生活书店会议记录计划分三册影印出版，第一册《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自生活书店在沪创立后第一次社员大会召开起，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生活书店总店迁至汉口止，包括《社员大会会议录》《第一届理事会会议记录》《第二届理事会会议记录》《人事委员会会议录》《人事委员会会议录第二册》《人事委员会会议录（第三册）》《临时委员会会议录（一）》（迁汉前部分）。

这批档案信息量大、自成体系，泛黄纸页上留存着韬奋、徐伯昕、张仲实、毕云程等生活书店管理者的签名，章程的制定、制度的修改、人员的安排、店务的处理等体现了“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盈利归全体”的生活出版合作社经营管理原则……

从馆藏会议记录的形态可以看出，当时的会议记录最初是记在便笺上，会议结束后再誊抄到专门的会议记录本上，出席会议人审阅后签名，今天看到的会议记录本都是条分缕析、字迹工整的。会议记录是按照会议内容以时间为序进行装订的，偶有错位者，本次出版时做了调整。书前选取了韬奋照片、生活周刊社及生活书店相关图片等作为插页，其中如韬奋亲笔题签的照片等系首次公布。

在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陈挥看来，《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的出版用原始资料佐证了当年生活书店创建和运营情况——生活书店实际上是生活出版合作社，直到韬奋第一次出国流亡前夕，才先后召开了第一次社员大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人事委员会会议，这三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生活书店民主体制雏形逐渐形成。关于备受关注的鲁迅和生活书店的关系，也有了还原事实真相的有力佐证。

“生活书店相对当时上海那些最主要的出版社、出版机构，在经营管理方面非常独特——商务印书馆实行一处三所制，基本是垂直管理，完全按一家现代企业运作；而生活书店不同，它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社员大会，另外还有理事会和人事委员会，让社务民主化，大家都来参与，共同推进事业发展。”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周武说，《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原汁原味呈现了早期生活书店内部管理运营机制，丰富深化对韬奋一代知识人的理解，就其史料价值而言，大致可归结为三个方面：

一是“正史之讹”，如鲁迅与生活书店的关系，邹韬奋“流亡”及其经费来源等，借助会议记录可得到厘清; 二是“纠史之偏”，过去讲生活书店，差不多只讲韬奋的贡献，较忽略理事会和人事委员会其他人作用，这部会议记录可纠正这类偏颇；三是“补史之阙”，譬如临时委员会，以前关于生活书店的论述几乎都不曾提及，从这部会议记录可以看出这个委员会在生活书店早期史中曾扮演过重要角色。

据悉，韬奋纪念馆馆藏生活书店会议记录拟分三册影印出版，第二辑《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8-1939》将于今年出版，有关生活出版合作社临时委员会会议记录，涉及总店从上海迁移到汉口，再从汉口到重庆，成立总管理处、编审委员会，修改社章，设立分支店等生活书店重大历史事件。

文汇记者：许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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