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就读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八班合影

1911年9月，毛泽东来到长沙求学。同年10月，武汉革命军举起反清大旗，发动了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紧接着全国纷纷响应。有一天，一个革命党人来学校发表演说，宣称辛亥革命是新纪元来临。毛泽东听了非常激动，他告诉好友肖三及其他同伴，决定“参加革命”。他的同伴劝他继续念书，但毛泽东早有鸿鹄之志，他说：如果民众都软弱可欺，那么完善其道德又有何用？最重要的事情是使其强大起来，而军队对于建立一个新中国有着重要作用。所以，他决定响应孙中山推翻满清王朝的号召，去体验军队生活，学习军事技术。毛泽东说到做到，很快采取了行动，五天后，他就投了湖南新军。

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到他参加辛亥革命、当兵一事时，他说：

打原子战争，我就不懂，不像“小米加步枪”，小米吃过，步枪看过，也背过几天。辛亥革命的时候背过几天，什么立正、稍息，托四把枪，还相当可以。不是吹牛皮，单个教练、排教练、连教练、营的野外演习也搞过。后来南北议和，就不让我干了，就变成外行了。那时程潜是师长，长官是谭延闿，他下面就有四个师，程潜是一个师的师长。

1912春的一天，毛泽东突然告诉班长彭友胜决定离开军队。彭友胜听了感到非常惊诧，半天才缓过神来。他认为，毛泽东在军队很得长官器重和士兵们的喜爱，当兵又是他的志向，他如在军队建功立业，肯定能成大器，于是极力劝说毛泽东留下来。毛泽东坦率地告诉彭友胜：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已经退位，中国现在是民国。孙中山和袁世凯也达成了妥协。“革命已经过去”,“决定回去念书”。彭友胜听了觉得有道理，不好再强留，怕影响毛泽东的前程。毛泽东离开军队那天，彭友胜带领全班士兵为他饯行，依依不舍地把他送出军营。送了一程后，彭让士兵们回营，自己像兄长送小弟去远征一样，送了一程又一程。毛泽东叫着彭友胜的别名说：“益山，古人曰‘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你别送了吧。”彭说：“润之，以后相处的日子少了，今天我无别的事，再送一程吧。”临别时，彭把自己仅有的积蓄两块大洋送给毛泽东作盘缠。毛泽东无法推脱，紧紧地握着彭的双手说：“彭副目（班长）你真好，望多加保重，后会有期。”彭友胜伫立在原地，目送毛泽东渐渐远去，毛泽东不时地回头，挥手……

新中国成立时，彭友胜已是65岁的老人了。看到毛泽东当了国家主席，他比谁都激动，激动得老泪盈眶；他比谁都高兴，高兴得奔走相告。1951年3月，彭友胜家乡土改胜利结束，老人再也按捺不住内心对毛泽东的思念。3月14日，他特意请来村里教私塾的老先生代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问候信。他在信中把自己划为贫农成分、分得田土的情况，以及翻身解放的幸福心情，都告诉了毛泽东。信一发出去，他就担心毛泽东国家大事很忙，没有时间回信。然而，彭友胜和他的乡亲们万万没有想到，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不忘旧情，在当月就给彭友胜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亲笔回信。

当兵生活结束后，毛泽东继续过他的学生生活。1936年，他对在陕北保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

我开始注意报纸上的广告。当时许多学校正在开办起来，它们利用报纸广告招来新生。我并没有判断学校优劣的特定标准，也不明确自己究竟想干什么。一个警政学校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于是去报名投考。但在考试以前，我看到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的广告，它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还答应给些津贴。这是一则吸引人鼓舞人的广告。它说制造肥皂可以大大造福社会，富国利民。我改变了投考警校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我在这里也交一元钱报名费。

毛泽东所以选择报考制造肥皂的学校，一是这类学校不收学费，供给膳宿，二是学制造肥皂专业，毕业后可以大大造福社会，富国利民。若有成就，能成为一个肥皂制造家。如果前者是因家境经济条件所限，而报考这类学校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受了当时“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

由于帝国主义的猖狂的殖民掠夺，激起中国广大人民爱国救亡的义愤，资产阶级也感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受到更加致命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发展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抵制帝国主义侵略、掠夺相号召的“实业救国论”，成了一个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又具有广泛影响的议论。因而，在19世纪末实业救国论应运而生，并风行于20世纪初。当时，张謇（中国近代实业救国论的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极力宣扬实业救国论，他认为：“救国为目前之急……譬之树然，教育犹花，海陆军犹果也，而其根本则在实业”。这样，实业救国论经他提倡便在资产阶级上层人物中风行一时。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曾指出：“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从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在清朝政府反动政权下，是不可能靠振兴实业来救国的；必须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才能为振兴实业创造必要的政治前提。所以,“民国”建立后就可以“产业勃兴”了。在“实业救国论”风行的这个大背景，不能不对立志救国的青年毛泽东产生影响。

再者，当时毛泽东从相关的信息中了解到，肥皂制造技术尚处在发展的过程中。因为，这种技术从发端和发展主要地还是在西方，真正普遍地使用它则是18世纪和19世纪。在18世纪末工业革命后，获得了大量的价廉的碳酸钠，促使肥皂工业有了新的发展。而此时，中国的国内急需制造肥皂的专业技术人才。正因如此，毛泽东认为学习肥皂制造技术确实是利国利民的事儿，报考这类学校、从事这一专业的学习是会有发展的。

这个时候，湖南师范学校的一个动听的广告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很感兴趣地看了它的好处：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毛泽东把自己的意图写信告诉了家里，取得了家里的同意。随后，毛泽东考取了这所学校，最后得到了毕业文凭。

虽然毛泽东因受到当时“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要去做一个肥皂制造专家的夙愿没有实现，但他对我国轻工业（肥皂制造也属轻工业）的发展一直很关注。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中，就强调了要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他指出，“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我们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

虽然毛泽东因受到当时“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要去做一个肥皂制造专家的夙愿没有实现，但他对化学的兴趣依然存在。50年代初，有一次毛泽东外出的时候，食品工业部部长李烛尘陪着他（天津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1956年任国家食品工业部部长、1958年任国家轻工业部部长、1964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就跟李烛尘学化学，谈起硫酸是什么成分时，他还能写出硫酸的分子式，当时杨尚昆同志在旁边，看见毛泽东记得很多化学分子式。

摘自《毛泽东的辉煌人生和未了心愿》孟庆春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

编辑：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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