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976年的今天，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原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生前曾深情回忆周总理临终前召见自己、却未能交付最后嘱托的遗憾。如今盛世，如你所愿。在今天这个纪念周恩来总理的日子里，让我们跟随一个中南海警卫工作者的视角，回到周总理最后的日子。

1976年是不幸和灾难的一年，也是转变着中国历史的一年。这一年，深深印在我脑海里的事可以说是太多太多了。

1月8日早晨，我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值班室的副主任东方，民航总局的副局长张瑞霭，北京市公安局的副局长江明，还有北京卫戍区的副司令员邱巍高，聚集在首都机场，正在开会研究那里的现场警卫事宜。

会议刚开不久，我就接到中办警卫处警卫值班室的电话，说周总理逝世了，要我们立即回城。

听到这个消息，当时我的心头像被重器捶击，沉重万分，没想到他老人家就这么突然离去。在那一时刻，听闻如此噩耗，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心情，都“沉痛万分”。

但我则更痛一分，这不光是在于31年前，我从一个战斗员转而成为一个警卫员的时候，第一次站岗就守卫在周总理的院子门口，更因为这其中包含着一重永远不能弥平的遗憾！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安全部部长罗青长曾经写文章，记叙了周总理临终前的召见。

那是1975年的12月20日，周总理在和他交谈中间突然昏厥，他不忍心让病中的周总理再增劳累，悄悄地离开了病房。所以人们多把罗青长称作周总理最后召见的一个人。

然而，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因为此后周总理还提出要见一个人，那就是我，当然这是让我也意想不到的。时间在他辞世前六天，即1976年1月2日。

当时周总理已经处在弥留之际，昏迷状态大大多于醒来时分。而就在这天中午，他醒了过来时，用含混而微弱的声音说：“找Wu……Wu……Wu……”但究竟是“Wu”什么，身边看护的人都听不清。

人们顺着“Wu”的发音推测，以为周总理是要见一位姓“吴”的，而且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中，确实就有姓“吴”的，例如担任周总理值班室主任的吴庆彤。

毕竟，在中国，姓邬的也太少了，再说谁会想到周总理在生命垂危之际，要见一个既不曾在他身边工作过，又和周总理主管的业务距离较远的、仅仅是从事保卫工作的干部呢。

周总理用神情一次次否定人们的假想后，突然聚集起更多的力量，嘴里又多迸出了几个字：“钓鱼台的Wu。”

人们才明白他要见的不是“吴某某”，而是负责钓鱼台警卫工作的我。但人们还不敢确定，就又询问了一声：“您要见的是不是钓鱼台邬吉成。”

周总理点了一下头。于是周总理的卫士长张树迎，马上给我打了个电话：“你马上到305医院来，总理要见你。”

我立即叫上司机小王，乘车赶到了305医院。

进了医院的楼里，我径直进了周恩来病房斜对面他的护士和随身警卫的值班室，我记得当时的时间是在两点左右。“赶紧去见总理吧。”我急于聆听周总理的指示。

可是，值班室的人告诉我：“总理又昏迷了，请你在值班室里等候。”我一面等着，一面猜想着周总理召我前来，究竟是要做些什么嘱托和吩咐。

等啊等，一直等到大约是黄昏的时候，有人来通知我说：“总理醒过来了。要先服点药，医生做一些简单的处置，你就可以进去了。”可我等到的不是进入的消息，而是“总理又昏迷了，你再等一等吧。”

又是漫长的等待，在沉沉的寒夜中。因为在这个值班室里，老有护士走动，我怕影响人家工作，就去了楼门口处的警卫值班室。我记得当时在那里值班的，有刘兰荪和康海群。

由于惦记着周总理的召唤，我怕因自己睡着了而错过，所以在值班室里靠一会儿，就到走廊里转一转。

到了约莫次日凌晨五六点钟，我在走廊里碰到了邓颖超大姐，还有作为医疗组组长的卫生部长谢富治夫人刘湘萍。

邓大姐见我还在苦等，就对我说：“总理还没醒过来，你已经等了太长的时间了，就别在这里等下去了。你先回去吧，总理再苏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再通知你来。”

“好的”，我刚答应完，就又口随心思地向邓大姐提出一个突然冒出的请求：“请让我在门外看一眼总理吧。”

邓大姐立即点头答应了，我走到周总理的抢救室门边，当时的门是半敞开的，我可以看见病榻上处于昏迷状态的周总理，他的面庞已经非常的消瘦，这难道就是我熟悉的那个精力过人，睿智超群的周总理吗。我的内心思绪万端，但还是尽全力抑制住悲哀，默默地敬了一个军礼，就悄悄地离开了。

从那以后，根据医生的回忆，周总理的“心脏在微弱地跳动，呼吸浅而短促，真是脉如游丝”，他再没有气力，发出要见什么什么人的声音了，直到他在五天后与世长辞。

放下电话，我叫上东方，立即从首都机场往城里赶，车行至南长街南口时，正碰到移送周总理遗体去北京医院的车队。我们随之调转车头，跟着车队到了北京医院。

在医院，我们和相关的工作人员一道，安放好周总理的遗体后，才进中南海。

在商议周总理治丧事宜的会议上，我被指定为治丧活动期间安全组的负责人之一。中央办公厅警卫处随后开始了警卫工作的部署。在商讨具体安排前，我们警卫值班室的全体工作人员，一齐向周总理的遗像鞠躬默哀。因此可以说：我们是最早开始举行对周总理悼念仪式的。

因为负责警卫工作，我们看见在北京医院告别仪式，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吊唁活动期间，人流络绎不绝，许许多多的人都希望能瞻仰到周总理的遗容，向他表达由衷的哀思。

当周总理的遗体从北京医院移送“八宝山”火化时，我和警卫处另一位副处长武健华，同乘一辆汽车紧跟在周总理的灵车后面。我亲眼目睹了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的数十里长街，沿途群众自动形成的送殡队伍的壮观场景。人们虽然悲痛万分，可秩序井然，广大群众对周总理的感情，是难以用文字表述出来的。

1月14日，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吊唁活动结束，周总理的骨灰将移往人民大会堂，并将在台湾厅安放一夜，以了其生前冀望祖国统一的夙愿。

在那天傍晚五六点钟，周总理的卫士长张树迎和卫士高振普，抬着周总理的遗像和邓颖超大姐敬献的花圈，邓大姐捧着周总理的骨灰盒在前，跟随在他们后面的，是治丧委员会的负责人及周总理的亲属，队伍缓步从劳动人民文化宫走向人民大会堂。

1月15日，周总理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午后，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警卫处副处长。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召集参加警卫工作的全体人员进行布置。他要求一定要保证安全，维持好秩序，遇事态度要好，如遇冲动情形要多做劝说。路线及汽车出入口，如有自行车走错路，劝说一下就行了。要注意礼貌，尊重老人。他还作了一些有关安全的具体指示，并嘱咐会场布置好后一定要有专人检查。

我还要说一件事，这是一个从未被披露，人们闻所未闻的秘辛。因为毛主席最终没有出现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所以世人只是推测了一番毛主席没有到场的缘由，却没往毛主席原本是要出席周总理的追悼会方面做推想！

但是作为安全组的负责人之一，我在追悼会开始前，却切切实实接到了毛主席可能参加追悼会的通知。是汪东兴亲自给我下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和台湾厅做好准备和安排，以供毛主席到达时落脚歇息。

也正是因为等待毛主席的到来，追悼大会开始的时间比原定的时间推迟了一点。但毛主席最后为何没有到场，起因我无法猜测，这对我来说至今仍是个谜。

追悼会后，将依照周总理的生前嘱托，把他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湖海。这一任务要由飞机作业执行。汪东兴通知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向他交代了这一任务。

冬季昼短，天已经黑了下来，但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上聚集的群众久久不愿散去。在这种情况下，送骨灰的车子出了人民大会堂，就会被群众发现，很可能出现拥堵的情况，车子不好通过，还有个安全问题。

汪东兴问我：“你看采取什么措施，能保证车出去不出问题。”我说：“只有推迟撤除警戒，待飞机起飞后再撤比较安全。”于是，我们就按这个商议进行了部署，并通知了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卫戍区部队。

最后，周总理骨灰的移送工作进行顺利，只是让群众多等了个把小时。

每当回顾说起这段往事，我就抑制不住长长的叹息：周总理为什么会在弥留之际提出要见我？他见我究竟要嘱咐些什么？只能是个永久的、无解的谜了。我是多么希望能完成周总理的最后嘱托啊！只要周总理在那个黄昏的最后一次苏醒，时间再延长一点，(可)历史的机缘就是那么无法由人来把握，让我眼睁睁地看着它稍纵即逝。

此事一晃过去20多年了，可我有时还会苦苦穷究：周总理要对我做怎样的嘱咐呢。我负责着钓鱼台的警卫，而当时江青、张春桥、王洪文都住在那里面，那是他们的活动中心。而周总理在最后一次住院前，一直与他们进行着暗中的较量。我总觉得周总理要交代的事，应与被毛主席称为“上海帮”的江、张、王、姚有关。周总理在临终前召我到他榻前，是对一个警卫工作者的最大信任。因此，在追思周总理的日子里，我的内心的感慨，可以说比起其他的人要多很多。

作者：邬吉成 王凡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邢晓芳

*本文摘自《红色警卫——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