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 · 油画《陈寿昌 徐彦刚率红十六师转战山区》

在我党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人：他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上过黄埔军校，参加了南昌起义，做过红军的师长、军政委，足智多谋，骁勇善战，带领红军战士浴血奋战，为湘鄂皖苏区的发展壮大和其后的三年游击战争立下了不朽功勋。但后来，在强敌压境时，他悲观失望，对革命失去了信心，变节投敌，做了可耻的叛徒，被国民党委以高官，反过来带领国民党军攻打红军。解放战争末期，其人看国民党败局已定，又见风使舵，带领部下千余人临阵起义，差点捉拿了蒋介石父子。此人，便是本文的主人公方步舟。

（一）

方步舟（1900—1990年），原名项升平，字充如，后改名向光如，1900年8月23日，出生在湖北省大冶县金牛镇一个富裕农民家庭。因家境尚好，在大冶县相继完成了小学和中学教育，1920年考取武汉外国语专门学校。求学期间由中共黄石港地方委员会农委书记李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方步舟考取黄埔军校，毕业后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做了名排长，参加了北伐和东征。1927年，时任二十军营长的方步舟在军长贺龙的领导下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方和被打散的部队一起，在朱德、陈毅的带领下，一路辗转上了井冈山。之后，方步舟在红四军第十师做了名班长。因作战勇敢足智多谋而崭露头角，两年后升至红四军第十师二十六团团长。1931年3月，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陈寿昌到江西中央苏区开会，向毛主席要军事干部，毛泽东忍痛割爱，指示林彪将方步舟交与陈寿昌。到湘鄂赣根据地后，方被委以鄂东南道委书记一职，参与领导鄂东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反“围剿”斗争。

▲陈寿昌和夫人胡有娣

1932年夏，国民党部队十多万人对湘鄂赣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湘鄂赣省委任命方步舟担任红独立第三师师长，配合红十六军对国民党部队作战。此时的方步舟表现出了自己极强的战略意识和高超的战术思想，多次以弱胜强出奇制胜。

1932年冬，红独三师和一些地方县独立营合并，扩编为红十七军，方步舟任军政委。1933年3月9日，湖南军阀何健部5个团向红十七军驻地通山发动进攻。方步舟指挥部队在通山至咸宁的要道上设伏打击国民党军，俘900余人，毙伤700余人，缴枪1000余支。16日，红十七军和独立第二师进攻咸宁县官埠桥、马桥，击溃国民党军1个团又2个营，俘300余人，缴枪900余支。其后，方步舟又指挥红十七军打了多个胜仗，配合红十六军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1934年1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对湘鄂赣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此时，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也在艰苦卓绝地进行着。红十七军主力奉命出动到井冈山配合中央红军保卫瑞金根据地。方步舟改任省委巡视员，参与对根据地红十六军改编后的红十六师的领导。

1934年1月28日，国民党部队占领了湘鄂赣省委机关所在地小源。省委书记陈寿昌带领省委机关和红十六师向铜鼓的幽居地区转移。敌人数师兵力尾随追击。当年六七月间，省委机关和红十六师抵达龙门山区的奉新百丈、西塔一带。敌湖南军阀何健部第十八、第五十、第六十二、第七十七师很快逼近，对我形成包围。湘鄂赣省级机关干部和红十六师共1000余人虽浴血厮杀，奋不顾身，但终因敌我众寡悬殊，除300余人突出重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史称“六七月事件”。

（二）

1934年8月，中共湘鄂赣省委在平江黄金洞召开了紧急扩大会议，检讨六七月事件并商议与敌斗争的策略。会议决定重建红十六师。方步舟和省军区参谋长严图阁等人，收拢了咏生县独立营、鄂东南独立团等800余人在冷水坪集结。之后，方步舟和省委副书记傅秋涛等人带领这支部队南下，由通山向崇阳、临湘、平江方向挺进。部队打了几个小胜仗，击溃了敌新7旅一部，并在沿途动员了许多群众参军，部队扩大到1100余人。

当年11月，省委书记陈寿昌带军区独立营100余人在平江斑鸠坳与傅秋涛、方步舟率领的部队会合，又在平浏一带集中了地方游击队补充到部队，重新成立了红十六师，由省军区司令员徐彦刚任师长，方步舟任师政委。11月21日，陈寿昌、徐彦刚等率红十六师第四十六团及特务营进抵崇阳、通城之间的老虎洞、老鸦尖一带时，遇敌第三十三师两个团的袭击。激战中，陈寿昌不幸牺牲，红十六师也伤亡五六百人。

陈寿昌牺牲后，傅秋涛继任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委。在省委及各特委、县委的切实领导下，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在游击区内普遍开展起来。到1935年5月，红十六师发展到5000余人。

在自身不断壮大的同时，红十六师在傅秋涛、方步舟的领导下抓住战机，不断打击国民党军，并连战连捷，再度扬威湘鄂赣边游击区。

1935年2月1日，方步舟带红十六师四十六团向通山县大屋场构筑碉堡的国民党军新三旅第一营实施攻击，歼其一部，俘其28人，缴枪28支。之后，方步舟又指挥红十六师四十六团开往崇阳大源桥，与敌五十师第三百团遭遇。战斗打响后，我四十六团官兵不畏牺牲猛打猛冲，激战半天，毙伤俘敌约两个半营，缴长枪300余支，重机枪5挺。2月18日，方步舟决定用围点打援的战术相机歼敌。红四十六团用一个连的兵力将敌人在交通要道崇阳高枧构筑的一个大碉堡包围起来进行佯攻，同时将主力部队埋伏在鼓响岭通往高枧的大路两旁的山上。一小时后，敌驻鼓响岭部队一个连前来解救，我伏兵四起，杀声震天，很快将这一连敌军消灭。碉堡内的敌人见状也只好投降。

3月3日，根据情报，方步舟又带十六师在高枧设伏，伏击敌武汉行营派出的一个来高枧调查的高参和护送该高参的一个营的敌兵。最终，敌营长被击毙，敌高参等200余人被俘。战后，俘虏经过政治教育，大部自愿加入了红军。

1935年4月25日，徐彦刚、方步舟带领红十六师在平江虹桥后的山上设伏，截击前来进剿的湘军成铁侠旅。经过4个多小时激战，成铁侠旅死伤惨重，红军俘其500余人，缴枪400余支。

（三）

红十六师的连战连捷，引起了国民党军的震惊和恼怒。蒋介石将进攻中央苏区的主力汤恩伯、樊松甫等部调至湘鄂赣边区，会同湘军何键的部队及湖南、湖北、江西3省保安团近20万人，将湘鄂赣省党政军机关及红十六师5000余人包围在虹桥、长庆一带。我省委指挥失当，贻误了突围的最好时机。1935年7月15日，红十六师兵分三路，掩护省委机关从通城的麦市河向修水方向突围。突围中，因指挥失当，加之双方力量对比过于悬殊，红十六师损失惨重，全师5000余人只剩下1000余人，师长徐彦刚也壮烈牺牲。

麦市河突围受挫后，我湘鄂赣省委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积极指挥红十六师余部积极出击打击敌人。1935年12月和1936年1月，湘鄂赣省委、省军区又两次命令红十六师从驻地黄金洞出发向东南方向行动，与敌开展游击战争。但两次出征均严重失利，伤亡惨重，整个红十六师只剩七八十人。湘鄂赣边区的革命斗争再一次转入低潮。此时，我湘鄂赣省委只好暂时取消红十六师番号，将原红十六师残部编为游击队，方步舟为队长、刘玉堂为政委。

1936年6月，“两广事变”发生后，“清剿”湘鄂赣边游击区的国民党军主力部队调往他处，留在游击区的大部分是保安团队，兵力薄弱。方步舟抓住这一时机，立即和刘玉堂带领扩编后的游击队从省委、省军区驻地辜家洞出发，深入敌后作战。7月，游击队即在连云山南麓、奉新的罗坊镇、高安的灰埠镇等地连战连捷，歼敌保安队5个连，缴枪300余支。

此次深入敌后，在消灭敌人的同时，方步舟也十分注重发展自己，动员沿路群众踊跃参加红军，队伍迅速扩大。于是湘鄂赣省委决定再次恢复红十六师。重建的红十六师只有700多人，下辖3个营、1个侦察大队、1个机枪连。方步舟任师长，刘玉堂任政委。

当年8月中旬，方步舟带领新组建的红十六师再度出征，深入敌后寻找战机，在铜鼓石桥镇、大塅镇、枯家桥消灭敌湖南保安九团2个营。9月初，红十六师在奉新的东坑设伏，歼敌独三十六旅二一一团，毙敌团长、参谋长以下官兵600余人，俘敌600余人，缴长短枪600余支，重机枪3挺。

当年11月，方步舟带红十六师再次深入敌后，在武宁的澧溪镇消灭敌海军陆战队一支，并奇袭攻占瑞昌县城，公审枪毙了作恶多端的敌县长宋友梅，打开监狱，救出了100多个地方革命干部和群众。之后，红十六师用火攻拔除了七峰山罗华口敌人的一个大碉堡，消灭地主武装100余人。

（四）

1936年12月下旬，方步舟从缴获的报纸上得知“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主张，当即写信给省委书记傅秋涛，建议省委乘机出山，以领导开展游击战争的新局面。傅秋涛接信后，当即决定带省委机关从连云山辜家洞出山，前往鄂东南。此时，国民党军又集中了几个师的兵力，对湘鄂赣边区游击区实行进一步“清剿”。对敌人的大军压境，方步舟率领的红十六师全然不晓，为同省委会师，全师转战于鄂东南的大冶、鄂城、崇阳、咸宁、通山之间。1937年1月，方步舟率红十六师由通城白虎桥转往大幕山时，行至通山梅田与国民党精锐部队新八师遭遇。交战中，由于敌强我弱，红十六师伤亡过半，遂撤出战斗。

▲1937年，傅秋涛(右)与湘鄂赣省委书记涂正坤在平江嘉义

3月14日，傅秋涛率领的湘鄂赣省委机关、省军区独立团和方步舟率领的红十六师在通城与崇阳交界的三界尖会师。3月16日，傅秋涛主持召开会议，对方步舟进行严厉批评，并以方对梅田等战斗指挥不力为由，撤销其红十六师师长职务并开除党籍。

平心而论，此时湘鄂赣省委对方步舟的处分是极不公平的。谁也不是常胜将军，况且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中，打了败仗，造成了伤亡也是可以理解的。后来，有当事者著文称，傅秋涛与原省委书记陈寿昌长期不和，因方步舟是陈的心腹，傅是在借题发挥，对方进行打击报复。现在看来，此言也许不是没有根据的。

受了处分的方步舟内心异常烦躁，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想不到自己出生入死浴血奋战，换来的是如此处分。而且，红军屡屡失败，革命胜利无望，敌人异常强大，对前途前所未有地失去信心。想来想去，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投靠国民党，凭自己的才干，还怕没有高官厚禄？

1937年3月21日深夜，方步舟借口查哨，只身一人从红十六师驻地出走携枪下山，5天后在龙港向国民党军第一二一师二〇三团“自首”。敌团长当即将方押送到国民党武汉行营面见行营主任顾祝同，后被顾委以武汉行营少将参议一职。

方步舟叛变后，即将自己所知的红十六师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和行军路线向国民党方透露。国民党武汉行营立即调集6个师的兵力组成6路纵队对我红十六师展开追剿。1937年3月底，傅秋涛率红十六师行至崇阳、通城交界地带时，遭到敌精锐第五十师的突然袭击，1000多人的红十六师，最后打得只剩下200余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将江西保安团五六千人组建成鄂南第八游击纵队，派方步舟担任司令。方步舟率部抗日，多次与日军交战，打死打伤日军1000余人。

但在抗日的同时，方步舟也积极反共，围剿共产党游击队。如1940年10月，方步舟就指挥所部围剿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梁湖游击队，使我300多人的游击队伤亡殆尽。1943年2月，方步舟还枪杀了在其部搞兵运工作的老红军、共产党员姜中信。

（五）

转眼间到了1948年。这一年，方步舟做了国民党第三绥靖总队副总队长兼第六大队大队长。总队长刘培初，是方在黄埔军校的老同学、好朋友。

这时，解放战争已进行了三年，国民党一败涂地。方步舟不能不为他的身家性命着想。他知道，以他的官衔，不可能去得了台湾。而留在大陆，肯定是死路一条。唯一的出路，就是起义，也许能有个活路。

当时，第三绥靖总队驻守在武汉。这年冬天，方步舟秘密见到了中共江汉地委城工部部长邱肱良，向邱说了自己想起义，将功抵罪一事。得到邱的首肯。回去后，方步舟又把自己的部下——大队长郭挥日和杨俊争取过来，大家商议一同起义。

1949年初，我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了历史性胜利之后，蒋介石宣布“下野”，和其子蒋经国一起退居老家奉化溪口。蒋经国特选刘培初的第三绥靖总队南下担任溪口外围警戒部队。

1949年春节后，方步舟随部队调防浙江溪口。一天晚上，方召集部下几个亲信队长开会，大家商议，在4月23日拂晓发动起义，捉拿蒋介石父子，然后投奔四明山解放区。不料，郭挥日手下一个军官葛国华获知起义内情后，却偷偷地向总队长刘培初告密。刘培初气急败坏，在4月20日晚带着手下第五、第三大队2000余人向方步舟第六大队发起进攻。情况万分危急，方步舟顾不得去指挥部队捉拿蒋介石父子，只好带领部队边打边撤，向四明山解放区进发。由于黑夜行军，重机枪连掉队，被刘培初截击溃散。其余部队共1400余人，安全抵达四明山，与四明山游击队会合。后方部起义部队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四师。三野司令员陈毅指示对方步舟“将功折罪，既往不咎”。

新中国成立后，方步舟定行政十八级，历任安徽省宣城农场副场长、南京市民政局副科长、青龙山农场生产科副科长兼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1966年，方步舟退休，1990年3月在南京去世。

作者：马若寒

编辑：周敏娴

责任编辑：卫中

*本文摘自《文史天地》杂志总第17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