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上甘岭》剧照

马发泉

马发泉老人依旧能清晰地说出自己参军的日期：1951年3月18日。那年，只读过一年书、刚满十七岁的他，执意要报名参军。父亲试图阻拦他——六个孩子中最小的这一个，但没有成功。

原本在家中放牛劈柴的他，一心想着去解放台湾。与他同时报名参军的还有他的大哥、二哥、姐夫以及外甥。然而，当部队行进到福建与江西交界处时，部队领导出来说话：打台湾暂时要停一下啦。当时他不清楚金门战役已经结束，原准备攻打台湾的计划被暂时搁置。

马发泉以为这下捞不到仗打了，一个月两块钱的薪水，他省吃俭用将其寄回家中，想着或许当两年兵就回去了。谁知部队再次通知抗美援朝，准备出国打仗。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坐火车。

个子还没有枪高的马发泉，随后在辽宁本溪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军训。作为新兵团，他们学习打枪，学习英语，学习朝鲜语——只要学几句“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就可以了。

跨过鸭绿江当晚，部队命令所有战士将身上具备中国部队特征的符号全部去除。“帽徽上的符号全都不要，在水壶上的五角星也刮掉，全部刮掉。我们问领导，他说刮掉就是不侵略朝鲜，你带这个东西进去就是侵略朝鲜。”部队命令轻装上阵，前线传来的消息是战士遭飞机轰炸后，衣服无法及时去除，和受伤的皮肉搅和在一起，导致救治不及时。为此，马发泉多年后还在记挂那件姐姐做的新毛衣不知去了何处。

真正紧张的情绪就是从那晚开始蔓延的，马发泉忽然意识到这次是要真的打仗了。马发泉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虽然出身农家，但父母都比较疼爱他。他坦言自己十四岁时仍时常和母亲睡在一起，怕黑怕鬼，直到战争使他迅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同时入伍的姐夫在得到命令要攻打上甘岭时特意找到了他。“我姐夫那时已经当班长了，他把一支钢笔和十块钱交给我，那是他五个月的工资。我姐夫哭了，他讲了一句话，我死掉以后，姐姐请你照顾。他说我死掉以后，有骨头你给我捡一块，包起来以后带回家来……本来我还不掉泪的，这话讲起来了，我今天不能掉泪了，我掉泪吃不消了。”“我姐夫后来负重伤，手打掉，三块炮弹皮，一个连冲上去两百多人，下来三十个人。全连立了一等功，那个连长马上就升级了，当营长。”

马发泉当时担任的是机枪手，打得疯狂时，一晚上要换三根枪管。“冷水倒上去马上就成了开水。机枪负责封锁嘛，那个火力要很猛烈的”；“敌人厉害啊，美国那个枪都是八发的，我们崩扳一下，有时候还卡口，苏联给我们不是新的，是旧的，有时候卡口了，扳都扳不动，扳一下打一下，人家一扳就是八发”；“战场上白天和晚上是一样的，有探照灯啊，那灯像月亮一样，山头上全部都是，人都看到了，冲上去都知道，倒下去也知道。”

姐夫还活着的消息是马发泉回国以后才知道的，在当时的战局下，他无从知晓消息。随后，他亲眼看见了大哥牺牲的场景，距离仅三十米：“当时看到炸弹炸过来，我哥哥就倒下去了。”

马发泉后来在战场上遇见二哥。那是他二哥负伤治愈后再次上战场，两兄弟意外相遇：  “他看到我很惊讶：弟弟，你还没死啊？”因消息有误，二哥以为大哥和小弟都已经牺牲了，“家里给我弄个灵堂，烧香烧纸。我母亲每天跪好几次，给我烧”；“我就马上求连长，我拿着枪照了张照片留个纪念。就这样寄回去了。”

当时的上甘岭已进入了白热化状态，“飞机炸了以后太阳都看不到了。打得全部是石头了，手抓起来都是炮弹灰，土全部翻过来了”。美国飞机飞得极低，驾驶员均是刚打过“二战”的王牌飞行员， “我们在阵地上，美国飞行员的脸我们都看得清，就飞那么低，扫射”。

上上甘岭（主阵地）的十分钟内，马发泉所在班十二个人死了八个。他救了其中负伤的一个战友，这个战友退伍后在浙江丽水担任领导干部，很多年后，马发泉去看望他。“两个人抱起来就不放了，两个人哭啊。救命恩人来了，他老婆那天到家里敬酒给我吃，我也吃不下去，两个人就哭啊。你活着呢，你活着呢。”

“一发炮弹打过来，一个子弹打过来，倒下去了，看人死得好像马一样，按一下就死了。堆成山了。美国人也堆成山，都在一起了”；“天都黑掉，白天就成了晚上。水本来是有的，河水很多的，靠近就不能吃了，都是细菌了，美国人的细菌弹啊。蜈蚣还爬的，不是死的蜈蚣，虱子、蜈蚣、跳蚤，还有老鼠，细菌培养出来的，它身上全部是细菌。炮弹送过来，慢慢地炸开，它爬出来，老鼠就到处跑。我说美国人最坏的就是没有人道。”“小虱子咬一口，就马上溃烂了，肿起来。看起来很好的，你要拿到手上，不注意，就完蛋了”；“美国人都是吃罐头，一个排级干部就一部车，我们一个营级干部就是一匹马，他是现代化的，到这个程度了，我们吃不消的。我们用喀秋莎打，十分钟就要转移阵地。不转移他就要给你炸掉，飞机给你炸掉，他有军事图的，你火力点在哪里他都知道。”

“惨烈啊。没法说。就是互相打，弹药来不及了，后面跟不上，吃不上。我们好几天没有吃饭，咬不动压缩饼干，吃的喝的吞不下去，嘴都肿起来。”

对于朝鲜战争的总结，他个人认为：“我们是精神第一武器第二，美国人是武器第一，反的。朝鲜人民军都是不挖壕沟的，懒，伤亡多。我们一到哪块阵地，就先挖沟，人在阵地在，来一个消灭一个。美国人比较特殊，你要打就打他们指挥官，指挥官一死他们自然就退了，没有什么报仇一说，很借命，但他们武器好，那是真的好。”

马发泉在战场上先后负过两次伤，共得到十四块钱营养费。他都寄回了家中。

李亚林

1950年6月，李亚林在身为当地妇救会会长的母亲的支持下，报名参军。“我们穷人只有靠共产党毛主席才能翻身得解放，我们小时候很苦，六个人靠父亲一个人劳动，土地也没有，每年租人家的田地种，打下来粮食交租子的都不够，家里很苦，但是靠毛主席共产党我们翻身了，土地也分来了，房子也有了。我们要去当兵了，报答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恩情。”当时有很多穷苦出身的年轻人，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选择报名参军。

李亚林在部队学到的第一件事是一边行军一边撒尿。“边走边撒，撒尿都训练过的。蹲下来是不行的，因为我们要打仗，一个安全，一个跟得上部队，掉队不远。”学到的第二件事是听声音。“炮弹不怕，怕机枪。炮弹声音‘呼’，那没关系的，‘呼’这是很远出去了。机枪崩崩崩、崩崩崩朝你开枪，那就危险了。老兵教的，机枪打了是一大片，你要小心了。”

由于读过两年书，会写信，李亚林在排里大受欢迎，“排长拿我当个宝贝看”。当时的李亚林个子很小，才七十多斤重，背包里的东西加起来就有八十斤。不让他打仗，又爱惜他识字，最后班里分配他担任送饭的任务。从班里到连里拿饭有两里路，瘦小的李亚林就这样时常听着炮弹“呼呼”的声音，奔波在这两里路上。

1952年11月14日晚，李亚林所在排接到任务，轻装前进，上级交代除了枪、手榴弹及水壶，其他的全部扔掉，包括棉衣。十一月的朝鲜是寒冷的，这个指示意味着什么，他们并不清楚。直到拂晓前，上级突然下令：登上上甘岭。

李亚林所在的排共四十八名战士，趁天色微亮时突破敌人的封锁线，爬上了上甘岭。他在烽火硝烟中看到山顶飘着雪花。排长交代他紧随其后。李亚林在迅疾的炮弹与漫天飞舞的雪花中，进入了一个坑道，坑道中有八名伤员，是十五军没有来得及撤下的战友。五十多岁的老班长在排长指示下交代李亚林，就在这坑道里待着，负责照顾伤员。“坑道入口是很小的，趴下去才能进入，脚先进去，得爬才行”；“只有那个坑道稍微安全点，出去，不管你往哪边出去，都是子弹，炮弹，到处是死人。我一个不留神，想观察下形势，也被子弹擦伤了，我还得照顾那八个伤员。”

班长交代他一定要把这八个伤员照顾好，如果有什么损伤，就要他的脑袋。

没有白天，没有黑夜，照明弹始终照耀着雪花中的上甘岭。李亚林和八个伤员在那个坑道里待了四天四夜，吃萝卜，吃炸药。“炸药是可以吃一点的，实在饿了的话，但吃多了就不好了。萝卜是最好的东西，老百姓给的，救命的东西啊。中间有一次把洞口炸塌了，我就赶紧挖，又给它挖出来，别憋死在里面。有战友的尸体堵在了洞口，也得挖开。完全失去了联系，也出不去。后来我们排长忽然晚上带三个人来，副连长受伤了。排长拿枪敲我的头：你给我把副连长管好，不管好你不要来见我。战斗命令就这样的。我说好的好的。他的手枪都给我了，副连长是指挥官啊。我说一定一定，副连长死我也死，副连长活我也活。就这么等了一天一夜，后来担架上来，把副连长抬下去，我也这样回来了。”

下了上甘岭，李亚林才知道，上去的四十八个兄弟，加上他自己，只有四个人活着下来了。他隐隐觉得庆幸，又觉得有些内疚。那个坑道救了他的命，班长、排长，救了他的命。他原本是应该牺牲的。就像另外那四十四个兄弟一样。

很多年之后，回忆起上甘岭，当年被人照顾的“小鬼”李亚林能记起的只有那个坑道，还有那个洞口不断闪烁着的光，以及在振聋发聩的巨响声中缓缓下坠的雪花。

“我记得，洞口有个美国兵死了。他手上有块表。身子没有了，就是手上有块表。离那洞口大概一米远。那表是亮的。我们有个机枪手想去捡那块表，直接就被打中，骨头断了。那块表挺亮的。我就一直看着。”

杜德奎

杜德奎在上甘岭上待了二十四小时。他说那是他人生中最长的二十四小时，一直蔓延到他后来的人生。

“上甘岭这个山名叫什么山呢？叫五圣山，战斗面积不大，不到四个平方公里。我们有八个主阵地，上去之前，连长就说，上甘岭四十五师已经打得很好，打得很坚强，战斗很残酷，死的人很多，同志们你们不要怕死，你先要准备死，再去上。”

“到了上甘岭，我们接收兄弟部队的阵地了，敌人那个大炮轰得阵地上的人都站不牢了，然后他的步兵就开始攻了，一个排或者一个连，攻得上来就攻，攻不上来他增加部队。我们怎么办呢？就是从坑道里面出来，手榴弹、爆破筒，就是端着这些东西来，看他人多就是用那个高级手榴弹射下去，人少的就是那个普通手榴弹扔下去，要不就扛着爆破筒冲上去一拉，拉的死掉了，大家都死嘛。倒下的志愿军就是这么平摊，摊到四个平方公里还摊不下去”； “枪都基本上不用，为什么？炮弹打了这个坑道，震的灰尘，冲锋枪都打不起来，就是拼手榴弹、拼爆破筒、拼高级手榴弹，来了多少人我们就是炸。他也有手榴弹啊，他是往上攻，我们是往下打。他们用的冲锋枪，还有卡宾枪，自动的，我们用的武器是苏联装备，机枪是德普式的，这么大的转盘，进灰了就打不了了”；“我当时腿中弹了，不知道痛啊。人在阵地在，有一个人在，说明我这个阵地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阵地，那么后面部队是肯定要增援上来的。”

杜德奎所在的连队共一百四十余人，二十四小时后，从上甘岭上只走下来了十余人。九死一生。

杜德奎受伤后，当晚在医院里痛得死去活来，发高烧呼喊乱叫，“说什么？还是冲啊，杀呀，猛叫猛叫，不成话。那么多死人，我一辈子都没见过。敌人一天要冲八九次啊，冲锋。面对面地打，就像打不完一样，打了又有，打了又有。”

“上甘岭，我一辈子是忘不了的。我的战友死了那么多，这事情我是记得牢的，昨天还是好好的，今天死掉了。”

采访结束时，这位八十六岁的老人认认真真地说道：“谢谢你们来问我这些事情，我是十二军三十一师九十三团三营八连三排八班的杜德奎。”

作者：罗尘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宣晶

*本文摘自《读库1402》，新星出版社201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