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位北大毕业、走南闯北，担当过重任、经历过风雨，在一定范围内颇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青年领袖；又是办过报纸、善于演讲，思想新锐、风华正茂的文艺青年，住进了上海宝山路403弄宝山里，他就是中共史上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工运领袖邓中夏。

（一）主持上海大学

1923年3月，初到上海的邓中夏，刚刚经历过一场危机。

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被公共租界工部局查封，将总部迁入北京后，邓中夏任主任。从1920年起开始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开展工人运动的邓中夏，建立了在中共领导下成立的最早的工会组织之一，也是当时在北方最有影响力的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做了重要发言，领导过多次罢工，是深受拥护的工运领袖。

受到1922年9月至12月北方铁路工人罢工胜利的影响，1923年1月，全国范围出现了首次工人运动的高潮。1923年春天，又爆发了震撼全国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全力支持此次罢工，邓中夏还发动民权运动大同盟等团体进行声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受到严重打击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吴佩孚以武力镇压罢工。2月7日，吴佩孚指令湖北督军肖耀南派出大批军警包围江岸总工会，开枪扫射工人纠察队，当场打死工人32人，伤200余人。共产党员、罢工领袖林祥谦和律师施洋被杀。同一日，长辛店、保定、郑州和京汉铁路其他车站的罢工工人，也都遭到镇压，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二七”惨案，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亦遭北洋军阀的封闭查抄，并四处通缉邓中夏等人。

据邓中夏在北大中国文学系读书时的同学许宝驹同志回忆，当时他知道邓中夏被反动政府通缉，很快便在北大校内找到了他，邀他到自己在礼士胡同亲戚家的住处同居。因房间狭小，二人共卧一塌。虽说外面风声紧，邓中夏依旧每日“冒险出门，安排些秘密工作”。

直到安排妥当各项工作，邓中夏遵照党的指示于2月底秘密离开北京去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亦迁往上海。分别时，许宝驹非常不舍和担忧。邓中夏安慰他说：“你放心好了，我一定能够平安到达上海。即使遭遇不幸，那也是极平常的事。古今中外，没有不流血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最终一定能够成功，能为主义牺牲，也就等于不死。”

着一件灰色长袍，拿一个包裹，邓中夏化装成了商人模样来到了上海，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大学担任校务长，负责主持行政工作。1922年10月才成立的上海大学，前身为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院，创办者非真心办学，为了赚取学费，打着“新文化”的幌子骗有志青年入学。却因设备简陋、师资匮乏、教学内容陈腐、管理不善而引发学潮，学生们驱逐了原来的校长，请出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担任校长，更名为上海大学。从未办过学、校长一职仅为挂名的于右任委托老朋友李大钊推荐办学人才，当时中共为了培养青年干部需要争取新生力量，邓中夏因此而受命。同时参与校政工作的还有施存统、恽代英、杨贤江、侯绍裘、沈雁冰、陈望道等人。

上任之后，邓中夏根据党的意图，创办了社会学系，聘请瞿秋白任系主任，聘请蔡和森、恽代英、萧楚女等同志来担任教授。同时他又将原来的“文学科”扩为中国文学和英国文学两个系，聘请当时最知名的学者任教。同时他又将没有真才实学的教师解聘，令师资队伍发生根本的变化。在教学内容上，他也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开设大量新课程，如“社会学原理”“中外社会变迁史”“社会心理学”“中外近百年史”“经济学及经济学史”“统计学”“宪法”……这些课程的教材，除了发给学生，还被印成书，由“上海书店”对社会公开发售。

李大钊、杨杏佛、戴季陶、孙科等著名人士还常被邀请来上海大学做讲座。为了推动学生独立思考，在邓中夏的倡导下，上海大学组织了许多学术性的团体，如“社会问题研究会”“文艺研究会”“春风文学会”等。上海大学很快便在全国获得了声誉，吸引了各地有志青年报考，甚至有不少华侨青年也前来就 读。

迅速发展使得原先的校舍不够使用，1924年2月学校从青云里迁至公共租界的西摩路（今陕西北路）130号。迁入新校舍后，学校在学科建设上又做了很大的调整、发展和完善，使上海大学真正成为了科系齐全、全国闻名的大学。

最可贵的是，在邓中夏、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上海大学非常重视用马克思主义教育青年，为革命培养了大量人才。1924年，全校学生中，共产党和青年团员占一半以上。上海大学的学生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国民革命和反帝运动，很多人担任了上海各进步团体的领导职务，站在斗争最前线。当时的上海大学被称为“东方红色大学”，与北京大学并称为“共产党活动的南北两个中心”。

在上海大学任职期间，邓中夏每月薪水八十元，在当时是不小的数目，但他的生活极为俭朴。据邓中夏当年的同事许德良回忆说：“他不愿把钱花在自己身上，宁愿省下来帮助有困难的同志和穷苦的学生。刘剑华（即后来成为上海工运领袖的刘华烈士），那时在上大中学部念书，半工半读，收入微薄，在生活上必不可少的费用就是由中夏同志供给的。另有一个同学因罢工失业，他也是经常得到邓中夏同志的帮助。”

（二）恢复工人运动

回到上海之后，面对上海当时工人运动的消沉状态，邓中夏心中焦急。他深知，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只有把上海的工人群众重新发动组织起来，才能逐步恢复和推动全国的工人运动。

1923年7月，邓中夏被选为中共上海区委委员长，当选后他立即在区委下建立了一个“劳动委员会”，主要任务是首先恢复上海市各主要产业部门的工人运动。10月，一份用最浅显的语言向工人群众进行革命宣传的《青年工人》月刊在上海出版。邓中夏亲自为创刊号写了两篇文章，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为“魔鬼”，号召工人团结起来打倒这两个魔鬼。

利用上海大学的有利条件，邓中夏积极创办主要招收工人的“平民学校”。在上海大学和学联的积极推动下，其他大学的进步学生也纷纷参与办学，杨树浦、小沙渡等多地的平民学校开始招生，教员全部由热心的学生担任，学费不收分文，课本和文具都由学校供给。

1924年5月，党中央决定在中央工农部内设立工会运动委员会，由邓中夏任书记。此后，邓中夏便将主要精力用于领导工会运动。当年6月，上海13家纱厂的14000多名女工爆发了大罢工，不久，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进行罢工，接着其他一些工厂也爆发了罢工。9月1日，在工会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下，“沪西工友俱乐部”在小沙渡正式成立，年底，在沪西工友俱乐部的领导下，小沙渡、杨树浦许多工厂建立了秘密的工会组织，为上海展开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准备了条件。

1925年2月1日，日商内外棉八厂因无理解雇大批工人而引发全厂罢工。厂方采取高压政策，不发工资，拘捕工人代表。沪西工友俱乐部发动各工厂一致罢工，至2月底，全市有22家日本纱厂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4万多人。党中央成立了专门指挥此次大规模罢工的委员会，指定邓中夏、李立三为总负责人，并命上海100多名党员投入罢工斗争。罢工过程中，斗争极其尖锐。起先日资企业在政府支持下态度强硬，不愿作任何让步。甚至利用海军舰队登陆，对我国北洋政府和人民进行威逼，还拉拢英美帝国主义国家在报纸上造谣以迷惑公众视听。罢工委员会和总指挥处每天写新传单揭露帝国主义阴谋，鼓动战斗士气，发动上海各阶层人民在道义上和经济上的同情与支持，同时抓住资本家最惧怕机器损毁这个弱点，派工人冲进厂房捣毁了部分机器示威，扬言要普遍“打厂”。受到惊吓的日资本家只好与工会进行谈判，接受工人提出的部分条件，坚持了38天之久的罢工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此次二月大罢工是我国工人运动史上直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次意义重大的斗争，扩大了上海工人阶级有组织的联合，增强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决心和勇气，拉开了五卅运动的序幕。

然而作为此次罢工的主要领导者，邓中夏曾经被逮捕关进监狱。原因是部分工人初次尝到“打厂”的成功后，就要求天天“打厂”。邓中夏劝说他们，初次成功是攻其不备，也是为了威吓警告对方，但这方法不能多用，否则会有损失。但有些工人不听，有一天主动组合起来冲去“打厂”，邓中夏听闻忙赶去劝阻。工人队伍遭警察武力阻拦发生冲突，15人被捕，邓中夏也遭牵连。所幸他的身份没有暴露，经过和工会组织的营救不久便被释放。获释后，他继续领导此次罢工斗争，直至最终取得胜利。

（三）领导省港大罢工

出生于甲午战争爆发之年1894年的邓中夏，小小年纪便饱尝国家忧患、民族危急之苦。他1915年考取了湖南高等师范学堂，在长沙结识了毛泽东，共同的志向和理想使他们结为好友。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他在老师李大钊的引导下了解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成长为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走上了拯救国家和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1920年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成立，邓中夏是“共产党小组”成员之一。他具有良好理论基础，曾多次参与、出席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两次参与全国劳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出席、作重要发言；多年在工运、反帝斗争一线的实践经验，又使他具备了卓越的组织才 能。

1925年5月14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结束不久。海日资纱厂的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方无故开除工人再度罢工，日本资本家开枪打死了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10余名工人，激起了上海工人、学生和市民的强烈愤怒。

5月30日，群众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帝国主义巡捕开排枪射杀聚集在老闸捕房门前示威的工人、学生和市民，当场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轻伤无数。

五卅惨案的消息震惊中外。5月31日，邓中夏、李启汉、陈延年、周恩来、杨匏安等人出席中共广东区委召开的党员紧急大会，会上提议组织一个临时委员会，联络广州工农尚学兵等六大团体，举行示威大游行，声援上海五卅运动。

6月2日，为声援上海人民，全国总工会等六团体在广州发起举行群众大会及示威大游行，参加的群众有1万多人。为了进一步援助上海工人，给帝国主义以有力的打击，全国总工会派邓中夏、苏兆征等人赴港发动工人罢工，李启汉留在广州主持全国总工会日常工作，并负责策划发动沙面租界工人参加罢工，逐步拉开了省港大罢工的序幕。

当时香港的情况极为复杂，一百多个工会组织里，除少数由共产党员领导外，多数是黄色工会和行会工会，香港地下党和共青团的组织力量也很弱。邓中夏到达香港后，一边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总工会发表的《为五卅惨案告同胞书》和《为五卅帝国主义大屠杀告工友书》印成传单到各工厂散发，一边奔走于各报馆、学校和社会团体，出席各种会议发表演说，为大罢工制造舆论，号召香港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各阶层人民投入反帝运动，支持工人罢工。同时，他和苏兆征等同志走访香港各工会领导人，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根据实际情况解除他们的各种顾虑。

6月26日，全国总工会在广东省教育会召开省港罢工工人第一次代表会，决定成立省港罢工工人代表会作为最高议事机关，成立罢工委员会作为大会执行机关。为了加强党对罢工斗争的领导，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在罢工委员会中成立中国共产党党团委员会作为罢工斗争的领导核心。罢工委员会成立后，共产党员在委员中虽然占少数，但还是起了实际领导作用。从省港大罢工一开始，邓中夏就很重视罢工工人的组织形式问题，他指出，省港大罢工不是一般的经济斗争，而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求得民族解放”的政治斗争，必然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在这场“空前未有的大罢工”中，工人阶级只有建立起“伟大缜密的组织”，才能“历久而不敝”。当时的香港地下党支部书记黄平曾回忆说：“省港罢工工人的组织，都是出于中夏烈士的考虑，这种组织不是一下子根据主观愿望想出来的，而是根据客观的要求逐渐形成和改善的。中夏为创造和逐步完善这种组织制度费尽了心血。”

在社会各界人士、广大民众、包括黄埔军校革命军人等力量的支援下，历时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也是世界工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中共五大的文件指出：从五卅起，无产阶级开始为反帝国主义斗争的领导权而斗争。这个斗争建立起了广州革命的国民政府，获得暂时的成功。

（四）磨砺与坚守

从1926年4月去广州负责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起至1927年8月期 间，离开上海的邓中夏曾先后在广州和香港领导省港大罢工；在广州出席并参加、领导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前往武汉以“全总”领导人的身份参加筹备和出席太平洋劳动会议和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奉党中央命令与李立三一起到达九江，参与了南昌起义的计划和准备……

1927年8月中旬，邓中夏秘密回到上海，任中共江苏地下省委（又称上海省委）书记。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和江苏各地有大批党员被捕杀，党组织遭受严重的破坏，几乎处于瓦解和瘫痪的状态。临危受命的邓中夏，不顾个人安危大力开展组织重建的工作，在当年末就使全省大部分县都重新建立了党的县委或者独立支部。当时上海的工会也被国民党的一些党棍、特务、流氓和青洪帮头子组织的“白色工会”所控制，邓中夏采取打进敌人内部、秘密开展工作的策略，让很多“外表灰色的党员”打进白色的“工统会”，争取工人群众、维护工人利益，逐步夺取工会组织的领导权。从1927年下旬至1928年整年，上海工人罢工的浪潮此起彼伏。邓中夏还建立了一支城市工人秘密武装——武工队，对打击敌人、保卫党组织和配合工农运动的开展起了重要作用。

1928年2月，邓中夏被派往香港，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还曾被捕遭。脱险后他短暂地回到上海，很快又奉命去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的四大和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员期间，邓中夏曾和瞿秋白一起，为保护同志的生命和维护党的原则，与共产国际中的宗派分子米夫及其亲信王明一伙的反党宗派活动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在莫斯科的两年里，邓中夏曾多次参加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撰写了包括《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在内的一系列重要论著，虽然也遭受了不少挫折和委屈，但他对中国革命始终抱着乐观的态度。

从苏联回国后，邓中夏先于1930年8月回到党中央所在地上海，9月初又被派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担任湘鄂西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政治委员会兼前敌委员会书记，在湘鄂西苏区度过了一年多的战斗生活。1931年12月，因遭受王明宗派集团的打击迫害，邓中夏受“严重警告”处分，并“请求中央讨论他的党籍问题”，同时决定派人将他送往党中央听候处理。

1932年初，邓中夏回到上海后，在党的一个基层组织沪东区委宣传部参加活动，写传单、印钢板。并将一份名叫《前锋》的油印小报办得很出色，广受工人们喜爱。

当年夏，设在上海的赤色互济总会、各省市的互济会以及许多工厂、学校中互济会的基层组织相继遭到破坏。赤色互济总会的全称为“中国革命人道互济总会”，是国际革命人道互济会的分支机构，也是中共的一个重要外围组织。任务是发动和组织社会各阶层同情革命的人民和革命者家属，营救被敌人逮捕、关押的革命同志，通过各种方法往狱中送食物、用品和钱，请律师辩护，争取将被捕者无罪释放或者减轻刑罚。党中央把恢复互济总会的任务交给了邓中夏。对于曾经主持过上海大学的工作又领导工人运动多年的邓中夏来说，这是一项需要经常出头露面、艰巨而又危险的任务。但他愉快积极地接受，迅速地建立起了领导核心，几个月便使上海及各地的互济会组织恢复，而会员人数超过了以往，营救工作得到广泛有力的开展。

（五）“一生未做过需要后悔的事”

1933年5月15日晚，邓中夏离开自己当时的住处——上海法租界麦琪路（今乌鲁木齐中路）光华理发店三楼前楼，到法租界环龙路底骏德里37号三楼亭子间，找户籍总会援救部长林素琴研究和布置工作。因叛徒出卖，两人到达不久便被巡捕房逮捕。

起初邓中夏的身份并未暴露，他受了严刑拷打却一口咬定自己名叫“施义”，在湖南做教员，来上海为了访友，只因走错房间被错捕。私下他派人给热心为受苦受难的人伸张正义、积极营救社会进步人士的律师史良女士送信，请她设法营救。史良了解到邓中夏已被解送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受审，她立刻赶去找到法租界巡捕房律师顾守熙，说明施义是冤枉的。她还叮嘱施义，在法庭传讯时什么都不要承认。据史良回忆，施义的案子还引起了她敬慕的宋庆龄女士的关注，考虑到自己经验不足，她又请自己的老师，上海著名的律师董康先生一同承办此案。党组织为营救邓中夏，做了不少工作，花费了大量金钱。当时党的经费十分紧张，宋庆龄与何香凝都曾亲自帮助募捐。在多方的大力营救下，加上敌人没有掌握“施义”的罪证，法院已在考虑释放邓中夏外出治病。然而就在此时，被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审理的林素琴，被交给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央党部调查科”，经不起威逼利诱的她很快叛变，出卖了邓中夏。

从法租界被引渡、移交到上海警备司令部拘留所的邓中夏，见自己身份已完全暴露，失去被营救的希望，索性公开身份，利用一切机会进行革命宣传。之后他又被送到国民党首都宪兵司令部的看守所，在这里大家都尊称他为“老大哥”，有事都找他商量，还把狱中最好的铺位让给他睡，把最好的食物留给他吃。他又将这些表达敬重的食物和零用钱用于帮助最急需的人。蒋介石早在国共合作时期就与邓中夏有过多次接触，深知他是一个坚决的共产党人，因此发密电命将邓中夏枪决。但这命令并未被立即执行，调查科还想利用各种办法促使邓中夏叛变，以便获得重要机密消灭和瓦解共产党。优待软化、往日同事劝说、高官厚禄引诱、酷刑折磨等手段和各种阴谋诡计用尽，都没能使邓中夏的立场有半分动摇。

临就义前两天，邓中夏给党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说：“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1932年9月21日的黎明，邓中夏被宪兵队带到了雨花台刑场。

临刑前，执法官问他：“这是你最后的悔过机会了，你还有话要说吗？”

邓中夏平静而又坚决地说：“我一生未做过需要后悔的事，也没有什么话要对你们说。”

那年，邓中夏39岁，距离他与战友李启汉的妹妹李惠馨（即夏明）在广州结婚6年。他们婚后有4次生育，第一次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生下一个男孩，3天后因躲避敌人孩子夭折；第二次孩子生下后因工作安排无法照料，寄养在洪湖地区一户农家，因战乱丢失；第三个孩子在苏联患肺炎夭折；第四个孩子是李惠馨在日本纱厂工作期间早产生下的，也因工作无法照料送人。

新中国成立后，李惠馨曾多方打听送人的两个孩子，因线索太少而无法找到。

“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日军的炮火，使得当年的宝山路房屋尽毁，只余断壁残垣、满目疮痍。80多年之后，今日的宝山路，既不见绿树掩映的老洋房，也没有保存至今的名人故居，风貌平常，毫无特异之处，倒是时时处处透着俗世的烟火气。想要在这里寻找先烈的印记，只能隔着苍茫岁月用心体会一二。

一时的繁华绚烂自然抵不过世事无常、时间变换，然而有些往事，并不应任其远去、涅灭。那烟尘难掩的赤诚与光华，是我们理应秉承和珍惜的永恒的精神财富。

作者：王萌萌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柳青

*本文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石库门里的红色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