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资讯发达，新一代作者获取知识和信息易如反掌，所得到的精神滋养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丰富。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法国文豪巴尔扎克的小说，被誉为“社会书记员”，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雨果《悲惨世界》、麦尔维尔《白鲸》等作品不厌其烦描写衣服样式、屋内摆设，俨然时代历史资料库。如今，这类“百科全书式作家”是否还符合当下的阅读口味？身处“知识超载”环境，小说是否天然具备故事素材？还是说反过来对写作构成了新挑战？
即将面世的今年三月号《上海文化》杂志，重点刊发了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第六届高峰论坛的发言，围绕“当代小说：知识、考古学与想象力”这一主题，业内如何看待知识等要素在小说中的“配比”？
当信息铺天盖地，作家是否有能力“还原现场”
知识细节能够充实小说的气血，提供更多新知，也有利于揭示生活的丰富与人性的复杂。但有声音认为，当信息铺天盖地时，勤于记录一线潮涌的创作者却欠缺了对知识的专业把握和文学提炼。
“比如对总体社会的描述能力，不少作家难以胜任。”诗人、评论家张定浩将他看重的能力形容为“还原生活现场的能力”。对此，翻译家、评论家胡桑直言，国内一些当代小说大体上缺乏知识，“我觉得我们对知识一直有误解，以为那些放在图书馆里的书，还有被以各种方式记录下来的东西就是知识，其实不一定。”他把“知识”这个词拆开，“知”和“识”都是动词——也就是说，只有上升到认知层面，才算有了知识。“很显然，每天刷社交平台，有海量信息，但大多没转化为知识。”
在胡桑看来，小说的知识不是指小说涉及什么知识，而应建立在小说是关于世界的认知层面上的知识，超越了具体门类科学界限，而近乎于要求当代作家对当下社会要有总体性认知。知识应深深契合于文本需要，内嵌于人物、语言的行动之中，就像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所做的，整本书充斥着知识，但所有知识都没有超出人物言说与行动的潜在需要。
他发现，一些强调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却让人无法看清当代，这其中被忽略或遮蔽的部分，有很多能通过“考古学”发掘出来。“考古是面向历史的，不谈历史，当下无法自圆其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一些年轻作者小说里的个体，总觉得他们只是孤零零地活着。作家要获得一种健全的知识，来超越当下对我们的束缚。”
不过，也有声音认为作家要警惕所谓“健全的知识”。“相较于被规划好的知识，作家往往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不断去改变那些既成事实的地方，在别人停止的地方开始，以个人化知识，通过文字重新塑造、组合、编码，然后产生新的事物。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个作家满意或者不满意，其实着眼点应该是他究竟有没有建立在强大的想象力基础上的原创编码能力，他能不能把人人都知道的东西重新编码，转化变成新文本世界，引你进入其中，然后被深深触动。”作家赵松认为，对于文学来说，想象力当然重要，但想象力从来就不是单一的功能，而是基于对各种信息个人化的综合发酵后产生的一种力量。
“小说一开始可能就是非常简单的印象，甚至就一句话，然后你通过少量线索、有限信息建构一个世界，这方法其实跟考古学很像。”作家小白《租界》写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他花了半年时间泡在档案馆，翻几万张照片，收集观看视频，阅读当年的日记、书信、旧报纸，甚至审讯记录。“完全是饱和式阅读，也不做笔记，每天都在读。写小说的知识需要转化，通过知识的吸收，各种各样的输入，但要在大脑中存放一段时间，通过记忆、遗忘，把知识转化为一种近乎于经验的东西，这是小说需要的知识。”
在作家张楚看来，怎样书写我们熟知的世界，考验的是我们对事物、事件的回溯、观察、去表取质的能力，也可能是对世界的认知和表述能力。“有时当我试图去描写很熟悉的一个人时，会发现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我可以准确回想起被描述者的五官、神态、做事方式，却不能将这些以简洁传神的方式轻易表达出来。这种力不从心会让写作的人感到沮丧，在基本技能上产生障碍往往会让人更加紧张。而这样的障碍，在十八九世纪的经典作家那里，似乎从来都不成其为障碍，他们似乎能更轻易地抵达。”
知识“祛魅”后，小说何以抵达人心
评论家项静认为，知识后面接的考古学，讲究的是探索、探究的能力，它可能对仅仅讲一个故事的技艺去进行反驳，不是讲故事的基础上出现了问题，而是讲完故事之后对世界的认识上出现了一个惰性或者停滞的状态，这就是想象力的重要性。
“不同的知识，包括人文知识、科学知识涌入小说，我们在打开小说的时候就会以一种，遭遇到远古的感觉，不同时代的生命，或者人性的细节。但这并非是对于缺席人生的一种补偿，而是说在想象力的作用下，对于人生可能性的一种复活或繁衍。”《上海文学》编辑、评论家来颖燕认为，正如卡尔维诺曾说过小说应像百科辞典一样是认知工具，它更应成为客观世界中各种人物事件关系的网络，但也造成当下不少小说写作的倾向——对于现实信息的关注摄入越来越多，带来另一弊端，太过紧密缝合的网，太过注重于小说和人物之间的关联性，导致它过多的向心力。“读者很快会发现小说中种种关系是作家强加上去，而并非属于生活本身的，太多巧合只会存在于观念当中，而不会存在事物本身中，所以想象力在此反而可能失效。”
作家路内以小说《朝霞》《应物兄》为例谈到，前者启用了大量的吟咏式的散文，写作框架超出了小说常规边界，用日常经验就变得不太好评判；《应物兄》最瞩目的可能是其中对国学知识的使用，“但我喜欢看的是其中极为不堪的荒诞感，不大爱看国学知识，也不大在乎它是错是对。文字的想象力和情节铺陈能力不是一回事，很多国产科幻作品，在宇宙飞船上使用的可能还是清朝人的思维方式。”
评论家木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小说里的知识和一般而言的知识并不等同，这些真的假的正的反的伪造的甚或邪典的知识，历经作者个性化的审美与虚构，接受“变形记”的洗礼，推动并最终化身为人物或故事。“有些小说令人不满足的地方在于，陈词和套路，或自以为新颖的陈词和套路；有的写得不错，但若以更严苛久远的标准去看，会发现作者对小说本体缺乏新思和贡献。”木叶认为，对这些知识不能刻舟求剑，因为它们所忠实的是叙事的飞翔和文学的美德，“思想力”有赖于不断更新和深化的知识视野，有赖于对世界的开掘和对自我的锻造等，小说家能否用具有未来意识的洞见来为生活现场与历史赋形，从虚空中把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尚在胚胎中的东西、未明的东西，引入词语和人生，考验着写作功力。
在作家王苏辛看来，知识和浩瀚的信息量，应该成为小说家释放文学想象力的辅助工具，“而不是纠缠知识对错的考古，它们不该成为也不能成为封闭的帮凶。”
作家黎幺结合自身阅读经验认为，福楼拜和博尔赫斯两位作家的经历似乎能够说明，文学正是在求知与考古的偏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不难理解：知识是可以不断被验证的经验，而文学创作则是一次性的，不可复现的，它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此而生。‘去伪存真’是实用性的学习方法，但同时也是对于人的一种削减。而小说作为虚构作品，从一开始就放下对‘真’的执着，释放出一种超乎现实的丰富性。它要求我们不再计较经验的有效性，而是专注于扩充自己的感受和思想。好的文学作品唤醒了似乎连作者自己也意图抑制的人格，将人的精神表现为复杂、多变、深刻的宇宙。”
编辑：许旸
责任编辑：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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