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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一个半月，蒋介石着手部署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下，国民党政府和上海租界当局联手对付共产党。过去，华界的警察不许在租界捕人，国民党特务机关利用叛徒，上街指认，发现地下党员后，就上前寻衅和你打架，把你扭送进巡捕房，经国民党当局与捕房交涉后送往南京。

1933年后，他们搞了个“引渡协定”，一发现地下党员，就被架上黑色的警车，押解给中国当局。淞沪战事紧张时，“民反”的活动方式是公开的，所以有许多人认识我，连巡捕都知道我，称我为“杨先生”。形势变化后，许多同志活动就困难了。七八月间，江苏省委的主要领导干部不得不换人，书记由章汉夫担任，宣传部长由陶铸担任。

“民反”组织合并于上海反帝大同盟后，我奉中央之命隐蔽起来，不出来活动，连上电影院也不许。有一次，我在电影院看了苏联电影《复活》。后来陈赓同志在电影院门口被捕，组织上要大家检查。我说：我也看过电影，就是陈赓被捕的那家影院，不是同一天。结果，给了我一个警告，当然是口头的。

隐蔽起来后，我先在杨树浦租了一间“灶陂间”。这是石库门中式民居的小厨房，只有五六平方米，能放一张小床，一个小桌子，墙上挂一个竹制的碗柜；房租很便宜，最大的好处是后门由我掌握，进出方便。

6月中旬，沪西遭到一次大逮捕。事情是这样的：为了筹备纪念八一国际反战日，临时中央决定成立全国反帝大同盟，指定我和徐冰（邢西萍）等负责筹备工作。

18日，省委在比较偏僻的沪西劳勃生路（今长寿路）共和大戏院召开代表大会，公开的名义是上海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设自由市大会，到会代表100多人。会场被国民党军警包围，先后逮捕95人，全部押送到南京。9月底，13人被国民政府高等法院判处死刑遇难于雨花台，温济泽等70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18年；只有12人交保释放。这是上海的又一次大破坏，损失惨重。这次大逮捕时，我正患疟疾，前后躺了十来天，不然也难以幸免。

过了些日子，组织上派华少锋（华岗）通知我搬到原来中央宣传部机关去住。有一天，突然碰到张闻天。他对我说：“我要到外边工作去了，不久我们还会见面。”他没有具体说，我也不便问。后来才知道，临时中央已决定张闻天等进入江西苏区。他是中央宣传部长，想把我留在上海当宣传部长，实际上我也没有管，因为连个机关也没有。不久，临时中央组织局书记李竹声通知我管宣传工作。我开始和“左联”、“社联”的同志，如徐冰、欧阳继修（阳翰笙）、夏衍、冯雪峰、朱镜我、王学文等有些接触。过不了多久，又改变了，先让我去顺直省委当宣传部长，很快又让我去满洲。我便关起门来看了半个月满洲的材料，组织上又告诉我不去了，让我到中央苏区。这样折腾了大概一个月，最后才走。

在这段时间内，12月上海地下党又遭到一次破坏。先是团中央交通员黎行被捕叛变，团省委巡视员李干城、团区委书记和沪西区委书记孔昭辛也遭逮捕。事态继续扩大，担任过团省委领导职务的胡钧鹤等多人被捕叛变，这就直接威胁到主管群众工作的陈云同志的安全。组织上要派人通知陈云，但不知道他的地址。这时，组织上已通知我进入苏区，中断在上海的一切联系，正等候秘密交通安排起程。

由于情况紧急，不得不派人来找我，问我有没有办法向陈云同志报警？因为我做救济失业工人工作时，受陈云领导。知道他的住处。我说：“那是几个月之前的事，现在是否还住在那里不敢说。”但这件事那样重要，我责无旁贷，回答说：“我可以闯一下。”

陈云同志原来住在北四川路，离开我隐蔽的静安寺路梅园新村比较远。那时，他以商务印书馆职员的身份作掩护，穿长袍不着西装，住在石库门住房的前楼，同住的是一对假夫妻，女的叫陶恒芙，是心病专家陶恒乐的姐姐。这一天，下着瓢泼大雨，天气阴冷。我心情很紧张，雇了一辆黄包车赶去，把车前的挡雨帘放下。陈云住处的现状如何，我一无所知。但特务抓人时，附近通常总能发现异状，比如弄堂口停着黑色的警车，暗探在周围审视来往行人等。我到目的地时，小心地观察；再看报警的暗号有没有动？发现没有动，这才鼓起勇气去敲门。这时，天已黑了，陈云同志还没有回来。我便写了个字条意思是那边出了问题，托陶恒芙务必转交陈云本人。说罢，急忙离开。

回来时，我在离住地较远的地方下车，生怕后面有“尾巴”，故意绕了几个圈子才进屋。见中央来的同志还守在那里，我顾不得脱下被雨淋湿的衣服，便向他复了命。后来听说，陈云同志回来看到条子就迅速转移了。

这件事，后来在延安时见到陈云同志，他还记得，说：“老杨，那次要不是你向我报警，我可能出危险！”

作者：杨尚昆

编辑：吴钰

责任编辑：卫中

*本文摘自《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