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歼-6战斗机（图源：人民网）

1979年5月2日和5月3日，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和埃及空军在开罗签订了两个合同，中国向埃及出口歼6型飞机44架、歼教6飞机6架、涡喷6发动机220台、涡喷8发动机28台，还包括备件供应和发动机的修理，总成交额为1.67亿美元。这是中国航空工业第一次向国外卖飞机，是航空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一个重要转折点。

1954年7月，我国就制造出了第一架飞机，为什么在25年之后才开始出口飞机呢？

我们不当军火商

20世纪50年代，在我国开始建设国防工业的时候，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我们不当军火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78年以前，我国的对外军事援助都是无偿的，即经费由国家负担，援外项目由国家下达任务，各有关单位负责执行。航空工业的对外无偿援助始于1958年，前后20年中，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巴基斯坦、孟加拉、柬埔寨、尼泊尔、埃及、赞比亚、坦桑尼亚、苏丹等16国提供了10种飞机共1153架，还有多种发动机和航空零备件；向其中3个国家提供了少量海防导弹和空对空导弹；还帮助其中5个国家建设了飞机修理厂。

我国的对外援助与其他许多国家不同，真正体现了国际主义精神。其主要特点：一是不带任何附加条件；二是提供自己最好的产品、设备和器材；三是保证受援国人员充分掌握使用和维护技能；四是援助建设的工程项目投资省，见效快；五是受援方在使用中如发生重大问题，我方继续无偿帮助解决；六是派往受援国的技术人员素质好，不需提供特殊待遇。航空工业系统的广大职工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完成了各项援外任务，得到当时各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赞誉。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以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为例，可以了解当时的援外情况。从1961年开始，阿尔巴尼亚同苏联的关系恶化，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中国从各方面支援阿尔巴尼亚，把它视为“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十分密切，当时被誉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1964年至1966年，周恩来总理曾三次访问阿尔巴尼亚。阿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于1966年和1967年两次访问中国。

从1962年至1970年的9年里，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飞机有歼 6、歼7、初教6、歼教5、直5、轰5和运5等7种飞机共167架，还有活塞7、涡喷6两种发动机共71台，以及各种航空零备件。

1964年初，根据阿尔巴尼亚政府的请求，中国政府同意无偿援助建设飞机综合修理所，由我国航空工业部门承担建设任务，建筑工业部门协助。该飞机综合修理所的建筑面积为4983平方米，设备总数为1261台件。1964年7月开始筹建，由中方承担工程设计。1966年4月动工，中方负责指导施工。1967年11月开始试生产，中方负责提供技术资料及第一年试修用的航空器材，并派专家指导。1969年5月竣工，两国政府签署了该项目“投产纪录”，确认达到了原设计要求。

从筹建飞机综合修理所开始，历时5年，中方共派出6个专家组共51人。建成后可承担米格-15、米格-17、米格-19、伊尔-28、米-4等7种飞机的中修任务，包括机体中修、发动机检修、成品和特种设备的检修、试验和排除故障。每月的修理能力为1.5~2架。该修理所投产后，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曾前往视察，并赞扬中阿友好合作。其空军司令奥哈利说：“关于建设修理所，过去我们找过苏联，他们说没有必要建所，缺备件就向苏联订货。这次我们向中国提出，中国真心实意地援助了我们”。

1968年2月，阿尔巴尼亚政府又向中国政府提出，在上述飞机综合修理所的基础上扩建为大修厂。1969年5月，在修理所竣工时，两国政府又签订了《中国无偿援助阿尔巴尼亚将现有飞机综合修理所扩建为飞机大修厂的议定书》。此项工程由中国空军后勤部承担建设任务，航空工业部门只承担协作任务。

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飞机的同时，也给予相关的附加援助。例如，1963年援阿9架运5飞机，分拆成大部件通过海运到达阿方后，第一批3架由中方人员组装；第二批3架由阿方人员组装，中方人员检查；第三批全由阿方人员负责。中方工作组培训了阿方人员，传授了组装和试飞技术，还帮助他们将机库改建为运5飞机修理车间。工作结束后，阿领导人巴鲁库和谢胡接见了中国工作组，并赠送锦旗表示感谢。

1978年，邓小平同志多次听取军工部门和航空工业领导的汇报，他指出：飞机发展的途径要包括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要引进科研手段，要多派一些人出国留学。当时，一些接受过我国无偿援助的国家继续要求我们提供军工产品。同时，军工行业在考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时又极缺外汇。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同志说：看来不当军火商不行了。1979年1月2日，中央批准对外军事援助由原来的全部无偿援助改为收费、以货易货和无偿援助三种方式。1月3日，王震副总理即召集国防工业各部门会议，明确提出各部应积极出口产品，所收外汇原则上归各部自己使用。

1979年1月18日，航空工业部党组根据上述精神，决定成立外事领导小组，由段子俊副部长任组长，陈少中副部长负责日常工作；并上报成立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1月21日，王震副总理即批示“同意”。从此，中国航空工业开启了出口创汇的新时期。

万事开头难

如何抓住机遇，找准突破口? 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简称中航技公司）负责航空产品出口的工作人员，经过多方面的分析研究，认为只有面向第三世界，面向与我国友好并曾经接受过我国无偿援助的国家，面向与苏联关系紧张、又同西方关系不紧密的国家。

当时正逢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不久，埃及军队收复了西奈半岛，取得了重大胜利，同时其空军急需补充新的装备。埃及同苏联关系恶化，两国废除了友好条约，苏联撤走了全部专家，并停止向埃及提供军需物资。埃及同我国一直保持友好关系，并曾接受过我国的无偿援助。1979年1月，埃及政府正式提出要求我国提供几种飞机、发动机和航空备件。同年2月，萨达特总统派图哈密副总理为特使，前来中国洽谈此事，邓小平接见时表示可以卖给埃及飞机，为航空产品出口开创了商机。

中航技公司负责出口工作的人员，过去都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搞外援、援外和技术合作方面的工作，对出口外贸的业务很不熟悉。如何起草飞机出口合同就成为当时的一大难题，一些负责归口统一对外签合同的单位怕失去垄断地位，不愿提供帮助，只得四处求教，多方寻找参考资料。联系海运单位和运费问题，开始也碰了壁，对方板着面孔说，没有见到中央下发的关于允许哪一个工业部门自主出口军用产品的文件，难以接待。

出国推销产品需要用外汇，中航技公司的领导人赵光琛同志亲自到外贸部去找曾经共过事的部领导，该领导请一位主管副部长酌情借给。这位副部长则说：外贸部当前外汇很紧张，要想借上千美元，实在爱莫能助！

为了抓住埃及急需飞机的大好机会，没有等到埃方关于洽谈购买飞机的邀请信，就趁埃及民航主席于1979年2月底发来的邀请，请求派团赴埃及商谈修理安-24飞机的机会，抓紧派出了以中航技公司副总经理刘国民为团长的7人代表团，成员有：沈阳飞机厂试飞站副站长钱家骝，成都飞机厂设计所副所长沈永元，西安飞机厂工艺室副主任伍力，沈阳航空发动机副总工程师黄建，中航技公司项目经理卢贵智，成都飞机厂翻译刘明树。行前，吕东部长嘱咐：坚持要现汇，我们发展航空工业急需外汇，哪怕一个美元也是好的。

代表团带着仅有的5美元外币，于1979年3月15日抵达开罗，先由埃及民航安排住宿。但民航主席正在国外访问，对下未作交代，对洽谈飞机修理问题毫无准备。3月16日，民航总工程师只是出面应付了一次。代表团到达开罗后即向我驻埃大使姚广、武官孙丕荣汇报了来意。武官处及时与埃及国防部和空军司令部进行联系。当对方得知中国航空工业代表团已到开罗，并且是为了落实图哈密特使访华时商谈的事宜，立即把代表团接到另一个旅馆居住，招待食宿，并派一名联络官陪同，配一辆面包车使用。

谈判中碰到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如要求无偿援助，嫌歼6飞机性能落后，价格问题，运输问题，违约罚款问题，公司资信问题等等，必须一一面对，逐个解决。

坦诚相对，副总统拍板

首先是埃及空军要求急需给予无偿援助，其空军装备部部长反复强调，在最近的中东战争中空军损失巨大，希望这次仍无偿援助，下次再改为有偿贸易。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后面的事情就无从谈起。在此情况下，代表团知难而进，耐心地摆事实，讲道理，推心置腹，坦诚相对。刘国民说：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看，中国不足300美元，埃及已超过1000美元。俗话说，富帮穷，万里行；穷帮富，没有路。所以，我国政府把无偿援助改为有偿贸易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埃及人民通过英勇斗争夺回了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目前年收入已达10多亿美元。如果有的发展中国家想提出无偿通行，那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贸易方针是平等互利，遵约守信，我们的公司一定会身体力行。通过充满说服力的交谈，埃方朋友无不点头称是，并说：各位都是爱国主义者，为人处事理应受到尊重。此后，埃方在也不提无偿援助了。

最大的问题是埃及空军的很多军官了解西方发达国家的飞机状态，嫌中国的歼6飞机落后，只有其空军训练部门急需歼6保持飞行技术。因此，谈判举步维艰，进展缓慢，到4月中旬，对方声言暂停谈判，请我们留下合同草案，待上报审批后酌情再议。

面对谈判有可能破裂的严重局面，姚广大使同刘国民前往会见图哈密副总理，并请他将会谈情况转告穆巴拉克副总统。穆巴拉克对中国非常友好，他早年曾在苏联学习过飞行，回国后驾驶过图-16轰炸机，当过埃及空军司令，熟悉东西方的航空技术。他很快就紧急召见中国大使、武官和代表团，首先询问了我方可供应飞机的情况。刘国民等中方代表告诉他：歼6，相当于米格-19飞机，有现货，当年就能交付，技术成熟，价格低廉，质量可靠，很适用于训练和保持飞行技术。同时还推荐歼7Ⅱ飞机，它在米格-21的基础上做了多项改进，如加大了航程，增加了火力，提高了弹射座椅的可靠性等等，并说明了改进的措施，表示如果订购歼7Ⅱ，1981年就能交付。

穆巴拉克听后说：“飞机的情况清楚了，我让空军立即恢复谈判。回首往事，埃中友谊源远流长，1956年我们收复苏伊士运河主权后，是中国率先派来大批领航员支持运河复航。以后又年年大量购买我国的长绒棉，支持我们的经济发展。这次派代表团来洽谈空军装备，我们也很欢迎！”姚大使接着表示：埃及一贯坚持只有一个中国，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政府非常感谢，支持都是相互的。

第二天，埃及空军司令主动请我代表团重开谈判，诸事进展顺利。在签合同之前，埃方代表团团长主动出示了政府的授权书，而我方没有带授权书，驻埃使馆也不能代办，到国内补办也来不及了。刘国民团长急中生智，拿出一张曾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时的座位卡，上面印有国徽和本人姓名，表示这就是政府授权。对方并不清楚我国授权书的式样，也就不便深究了。于是在1979年5月2日和3日正式签定了本文开头所说的两个合同。只有到这时，代表团的成员们才有心情去领略金字塔的雄姿和尼罗河的风光。

狠抓落实，乘胜前进

代表团回国后，航空工业部领导把执行这两个合同作为大事来抓。5月19日，部召集有关工厂和部机关各司局领导在北京开会，刘国民同志介绍了签合同的情况，陈少中副部长强调了执行好合同的重大意义，并具体安排了落实合同的各项工作。7月第一次收到了埃及的预付款2700多万美元。由于合同执行得好，1980年4月5日在北京又与埃及签订了出口60架歼7飞机及备份发动机、备件和测试设备的合同，总成交额2亿多美元。1979年5月以后，还陆续与其他一些国家签订了飞机出口合同。从此开创了中国飞机走向世界的新局面。

作者：李周书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王磊

*本文摘自《航空档案》杂志，原标题：中国战机军售第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