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文中的汉语词汇、美丽的和服再到奈良的唐招提寺，日本受到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影响尤其深远。中日文化的“一衣带水”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

“以日本茶道为例，这在一定程度上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注重修身，通过遵守规矩完善内心，而日本茶道中烦琐的程序也起到了磨练人心的作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冯玮亮相上海杨浦图书馆“静思讲坛”，讲述两种文化的“异”和“同”。

他提到，日本尊崇自然，也追求人的本性的自然流露，这在日本茶道中可以体现。16世纪末，千利休创立了日本正宗茶道，是一代宗师。他有次走进打扫得很干净的庭院，会故意从树上摇下几片叶子，使整个院子消除人为打扫过的痕迹。“日本文化中认为人和自然景观都应该呈现出自然的状态，而不喜人为雕琢，如同日本居民的居所通常也是木头的，颜色采用了日本三原色：红、白、黑。千利休这一茶道流派首先强调人与物的关系。即物体要呈现出时代中的本色本貌。另外强调人与人的关系，强调和、敬、清、寂。”

具体来说，“清寂”指的是恬淡和闲寂的审美观，“和敬”用来表示对来宾的尊重。这种对人的关注与中国的儒家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儒家的核心是“仁”，在《说文解字》中，“仁”的解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本茶道分为抹茶道与煎茶道两种，后者来源于中国广东潮州的工夫茶，具有东方文化之韵味。抹茶茶道是在宋元点茶道的影响下形成的。日本茶道是综合性的文化艺术活动，有着陶冶情操、放松身心的作用。冯玮认为，日本茶文化中还有着“一期一会”的精神，即把每一次的品茶聚会看作人生中唯一一次机会，所以要非常珍惜。

除茶道外，日中两国文字也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冯玮提到，日本古代是没有汉字的。唐代时日本人发明了通行于女性之间的假名，官文为文言文，因此现代日本语受古代汉语影响极大。“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日本开始用汉字为日语注音。自从中国汉字形成以后，历经变化，从甲骨文到今天，书写方式发生了转变，却没有没有象形文字这一本质属性的改变。华夏文明是世界上从未中断过的文明。现代汉语有许多意译词语是采用了日语中的音译。例如道路、检察院、债务人、债权人等。”

冯玮所著《日本风情志》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讲述日本社会层面人与人交往关系所依据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比如，日本奈良时代，受中国乐府诗影响，和歌创作日趋兴旺。是日本最初的诗使用汉字写成的，有的用汉字的意，有的用汉字的音。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具有日本特点的诗。因为日本叫大和民族，加之写了诗要吟唱，所以便称为和歌。在平安时代，作为表现思想的载体，和歌逐渐让位于不断崛起的日记、随笔和物语。

物语意即故事、传说，日本的一种古典文学体裁，由口头说唱发展为文学作品。它在日本民间的基础上形成，并接受了我国六朝、隋唐传奇文学的影响。在产生之初就分为两大类，一类为虚构物语，将民间流传的故事，经过虚构和润色形成完整的故事，具有传奇色彩。另一类是将和歌与散文融为一体。物语文学的巅峰之作，是约在11世纪初问世的《源氏物语》。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发表获奖感言时表示，《源氏物语》是日本小说创作的巅峰之作，《源氏物语》共54回，历时70余年，所涉人物400多位，将日本文化的“物哀”特征演绎得淋漓尽致。

哪种美术形式最能够代表日本美术？答案一定是“浮世绘”。作为以日本风俗为题材的日本美术代表，浮世绘具有纤细精致的特征，它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是“肉笔画”，即不经木版雕刻的画，可以独立创作；二是木版画，须集体创作。被誉为“浮世绘开创者”的菱川师宣提到，“走笔描绘大和浮世绘，表现世态民情”。按照日本学者谷信一的说法，“浮世绘版画也同中国版画具有密切关系”。浮世绘画作有“墨绘”“蓝绘”“丹绘”“漆绘”“浮绘”“锦绘”。

其中，“锦绘”是日语，中文译作“彩色版画”。18世纪中叶，一张纸上已能够印刷约10种颜色，铃木春信便将这种多彩用于浮世绘。因他的画如同美丽织锦，所以叫“锦绘”。在冯玮看来，铃木春信吸收了中国擅长画女子的明代大画家仇英的艺术风格，他用或调和、或反差的色调具有抒情韵味和诗歌意境。中日文化交流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共同汇聚成了各有特色的东方文化。

据悉，“静思讲坛”是以“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为引领，以专家学者的深度解读打造的讲座品牌。该项目以杨浦区图书馆新馆试开放为契机，联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复旦大学出版社、院士风采馆、海派文化中心等社会资源，为读者提供与名家学习、交流、互动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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