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出现了一种趋势，就是人们大量阅读非虚构作品，因为非虚构中会出现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尤其是思想和概念不能归纳的。”王安忆进一步解释，小说的功能之一，就是传达无法用思想和概念命名的东西，把看似“平平无奇”的世俗故事说得引人入胜，让人享受到阅读长篇小说的乐趣，“否则的话，我们何必再写小说？”

近日，黎紫书长篇新作《流俗地》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新书发布在多个平台同步线上直播，作家王安忆、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浙江大学教授翟业军、马来西亚作家黎紫书，围绕日常生活与精神向度等话题展开讨论。“我觉得不能把庸俗怪到写实主义上。小说的庸俗，绝对不是写实的罪过，而跟精神有关系，跟人的精神利益有关系。我强调日常生活的美学，并不是说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义的，我不会把所有事情都纳入我的写作。”王安忆评价，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在写作上整体吸收了更多现代主义写法，理论思辨多，相较而言，《流俗地》回归写实主义，捕捉一些日常生活的趣味。

《流俗地》以锡都被居民喊作“楼上楼”的小社会拉开序幕，讲述市井小民的俗务俗事。主人公银霞生来是盲女，她聪慧敏感，亦懂得洞察人心，她既愿意在家编织箩筐，也渴望融入外面的世界，她学象棋、上盲校，在生来的困顿里劈开一片天。她学会用盲文写信，也拥有了炙热的爱情，一切看似向着美好的方向，殊不知黑暗降临。小说以跳接时空的叙事手法，为各个角色穿针引线，每一短篇看似独立却又连续，小城人物在生命狂流里载浮载沉，无声老去，看俗世的风吹透灼热的仓皇人生。

“文学上的写实主义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写实主义容易阅读，而且它所讲述的故事、生活都相对真实；但另一方面，写实主义往往会走向庸俗社会学，讲吃喝拉撒，讲日常生活，讲小人小事，讲所谓苦难，而这种苦难是没有精神性的。”陈思和认为，对于长篇小说，精神性是第一位的，没有精神就没有好的长篇小说，《流俗地》虽是写实的，但它背后有非写实、精神性的因素在提升它，显示出开阔境界。

“很多人一提到马华文学，就会想到残暴野性、一整日都在下雨、人物都不怎么看得见的小说，希望通过创作丰富马华文学，写一些让人物看得见的小说。”黎紫书坦言，自己可能没办法在长篇小说中写出惊人曲折的故事，就是写一群平凡的人和他们凡俗不过的人生。“要把这样的平凡小事写得好看，当然不能只用流水账写一群人怎么生活、吃饭、和朋友相处。‘好看’必须加入精神上的向度，在一群人怎样生活的表象底下，还要有精神层面的支撑才可以打动读者。”

自1995年以来，黎紫书已出版长篇、短篇小说集、微型小说集以及散文集等十余部，获多个文学奖项。王安忆一直看好黎紫书的创作，“我没有想到读《流俗地》那么顺畅，故事饱满完整。黎紫书诚实地写作，叙事逻辑、现实、生活状态的描写都很诚恳，且有趣味。”王安忆认为，马来西亚作家的语言干净，他们沿袭五四白话文的传统，没有受到太多现实干扰，黎紫书在使用语言时尤其自省。

“如果说上一部长篇《告别的年代》重点在叙事，《流俗地》的看点在一种气象，用比较抽象的说法就是很大气，内容没有《告别的年代》那么复杂，但故事发展中有中国传统留白，读来有思考余地和回响。”陈思和坦言，读《告别的年代》时做了很厚的笔记，《流俗地》相对更成熟，对于整个马华文学都有促进。他从叙述中看到民间社会，作者选择让盲人银霞去洞察，角度别具一格，很有新鲜感。小说的最后，银霞和顾老师在黑暗处，银霞说了一句“欢迎你来到我的世界。”陈思和从中读出一种民间力量，悲天悯人，仍然充满了勇气。

“其实我更看重的是一种执迷不悟的爱，鬼使神差的爱，不计较后果得失的爱，这种爱是弗洛伊德式的趋利，把爱的人趋向崇拜之利，身上散发出来一种崇高之美。蕙兰、春分，包括叶公，他们都是如此卑微的人，但他们就是凭着蛮憨原力，生命的原力，让他们稀里糊涂、模模糊糊的生命有了硬的一面，钢的一面，就像一个人有了骨头一样，于是他们就是人，他们就有了人气。”翟业军认为，《流俗地》和其他马华文学不太一样的地方是，黎紫书不是就华人写华人，而是描写了五方杂处的世界。

“如果说我的作品有一些特别之处，可能是因为我和此前的一些马华作者有着不同的生活经验，我和他们对于马来西亚这个国家、这片土地的想法和感情是不同的，我不具备那么强大的批判性，反而有一种和解的意识。”黎紫书回应，决定忠于自己，诚诚恳恳写一部她眼里和心中的马华文学长篇小说，“不是大众化类型小说，而是严肃文学作品，但必须精彩好看，希望它雅俗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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