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著名戏曲理论家、评论家郭汉城先生，2021年10月19日辞世，享年105岁。

1917年，郭汉城出生于浙江萧山。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汉城离开故乡奔赴陕北，集中精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从事戏曲研究和评论工作， 历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剧目研究室主任、中国戏曲学院附设戏曲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党委副书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文化部振兴京昆艺术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戏剧》主编等。

郭汉城是现代中国戏曲理论科学化体系的创建者之一，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从事戏曲理论研究学者队伍中的领军人物，曾获首届“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著述收录于《郭汉城文集》。

读一读郭老的这篇自述：

《用一生体会戏曲之美》

中国戏曲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它不只是艺术问题，还关系国家文化前途、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我为什么会一辈子从事戏曲工作？有个人原因，也有时代原因。我从小就爱看戏。绍兴大班乱弹戏、越剧前身“的笃班”“小歌班”、婺剧，都是我在老乡们影响下喜欢的。抗日战争爆发，我离开故乡萧山，从湖南转到陕北公学栒邑分校，集中精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49年，我较多地接触到戏曲改革工作，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召开，两个月的演出中，我集中观摩了很多剧种的优秀作品，后来又到很多地方看戏。这些经历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中国有这么多戏曲、这么好的戏曲文化，我要一辈子从事戏曲工作。

后来重新选择工作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到中国戏曲研究院，从事戏曲理论研究工作。中国戏曲研究院于1951年4月3日刚成立，就承担起新中国的戏曲改革工作。通过演员讲习班、剧本讨论会、剧团调查等，推进戏曲“改人、改戏、改制”。我在观看戏曲、了解剧团、接触演员的过程中，慢慢地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相互联系。

张庚同志是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的领导。他从一开始就明确理论研究要为戏曲改革服务。尤其在戏曲改革初期，大家的认识不太统一。这么改戏行不行？怎么改才对？戏曲理论研究要帮助大家厘清这些疑问。通过实践，我们逐渐意识到，研究工作不仅是看几部戏、开几个会。要进一步发挥理论对实际的推动作用，就必须有“戏曲史”“戏曲论”。写出一部戏曲史，让人们理解戏曲历史和当前的关系；写出一部戏曲理论，从规律上总结戏曲创作、戏曲表演问题。比如研究戏曲的“三性”，综合性、写意性、程式性，就是引导人们把握戏曲艺术本质。此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培养人才，在史论研究、戏曲创作中，培养有专门知识和系统知识的后续人才。

按照这个思路，我们一起完成了《中国戏曲通史》和《中国戏曲通论》。目的是保护、发扬我们的戏曲文化，把过去的经验好好地总结起来、把好的戏曲政策继续推进下去。如果总结我们的研究经验，那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指导戏曲改革；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用理论推动实践，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发展理论。后来我主持出版《前海戏曲研究丛刊》，也是力求推进戏曲理论体系建设。

几十年来，我国的戏曲创作一直贯彻“三并举”政策，即传统改编戏、新编历史戏和现代戏并举。我认为现代戏最有发展空间，取得的成绩最大。现代戏创作，最重要的是处理好与民族形式、与艺术传统的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拥有一套适合现代题材的表现手法和艺术形式。要辩证看待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这样戏曲的“三性”就能够在现代戏中得到实现和突破。

中国戏曲，老百姓即使一个字都不识也能看懂。为什么？因为戏曲有高度的人民性，有高度的民族性和独特性。坚信人民性，与我在抗战中的经历有关。1939年我从延安来到河北平山，从事抗战教育工作。在穿行山西时，经历了饥饿、劳累、疾病甚至死亡的威胁。正是依靠当地村民的帮助，部队从一个山头转移到另一个山头，最终突破重围、走出了无人区。没有人民的组织、没有人民的力量，是没办法成功的。重视人民、相信人民能够战胜一切困难、绝对不能脱离人民，这都来自我的实际生活经验。

我今年104岁，正式从事戏曲工作已经60多年。感谢新时代，让我对戏曲的未来、对民族文化的未来充满信心。

*原载于《人民日报》（2020年5月18日 20版）

编辑：王筱丽

责任编辑：柳青

综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