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提要：我们这个时代的审美风尚，应该具有内涵及历史厚度的。无论是人物审美、自然审美还是社会审美，都应是在美的形式里，内蕴着中华民族的创造性、积淀性。历史感与创造性的融合，应该在新时代的审美观中成为“大雅”！

畸形的、病态的审美观，成为“饭圈文化”的重要表征。畸形审美，顾名思义，是不正常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方式，也是悖谬于健康的、符合时代发展的审美观念的。比如“娘炮”“耽改”之类，是在近两年蔓延开来的现象，从审美上看，就是病态的、扭曲的。从人物的审美来看，仅有颜值，不看善恶，不辨是非，这种“审美”是浅薄的、走偏的。有些明星为了获得拥趸不择手段，“靠着商业机制成名，只活在当下，必须持续制造话题与绯闻来博版面，不然很快就会被遗忘。”(张嫱：《粉丝力量大》)而粉丝们一直将审美关注的焦点，放在这种明星身上。这种缺少内涵的审美其实是非常苍白无力的，明星所产生的价值并非真正的审美价值，而是一种负价值！

我们这个充满奋斗精神的新时代，需要的是健康的、向上的审美作为社会的触角。只有创造能够扭转畸形审美倾向的审美风尚，才能给未成年人打开充满正能量的审美之窗。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走过了一百年的光辉历程，不仅使历经苦难和屈辱的古老中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可以完全自豪地说，我们已经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正在意气风发地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迈进。我们的时代需要与之适应、与之匹配的健康的、向上的审美风尚！而且比任何时代都更为需要。

对于审美风尚问题，对于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而言，并非是多余之物，也并非只是装饰或摆设。审美风尚所涉及的，似乎主要在精神层面，其实还有很多是在物质层面。笔者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在于，审美风尚中的“风尚”与“风俗”好像是一回事，其实是有所区别的。就其区别来说，“风尚”更多在于其导向性。风尚与风俗都有明显的空间性，而风尚更显现出时代色彩。著名学者许明先生主编了多卷本的《华夏审美风尚史》，他在卷首对审美风尚有这样的概括：“由审美活动的感性层面构成的有一定发展方向，总体特征具有某种统一性的审美趣味、习俗的总和。我们称之为‘审美风尚’。审美风尚是一个时代审美理念的‘风向标’，是一种‘总体趣味’，是某种‘大道无形’式的风格习俗。它既是可触摸的，又是无处不在的。”(《华夏审美风尚史》序言)我认为这个概括还是较为客观准确的，但是我在这里更多的是主张审美风尚的时代性与导向性。审美风尚带着非常鲜明的时代因素，同时，又是动态的，具有很强的导向功能。

△《华夏审美风尚史》许明主编

因其时代性和导向性的特征，审美风尚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并非被动，而有主动的意向。如果说风俗，应该是客观状态，当然风俗中也可以折射出一个地域、一定时期的社会习俗；审美风尚，则应该带有自为的性质，而非仅是自在的状态。所谓“自为”，则含有主动创造之意。中华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时代审美风尚，往往是某些代表性人物主动作为或推波助澜所产生的作用。如六朝时期的玄风，王弼、何晏等人提倡的“贵无”论，嵇康、阮籍等人提倡的“自然”说，都是对玄学影响下的六朝审美风尚做了明显的推动。初盛唐时期“四杰”和李白等诗人，都对“盛唐气象”的产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北宋时期苏轼对王维的推崇，大大强化了文人画风气的盛行。。如果说风俗，应该是客观状态，当然风俗中也可以折射出一个地域、一定时期的社会习俗；审美风尚，则应该带有自为的性质，而非仅是自在的状态。所谓“自为”，则含有主动创造之意。中华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时代审美风尚，往往是某些代表性人物主动作为或推波助澜所产生的作用。如六朝时期的玄风，王弼、何晏等人提倡的“贵无”论，嵇康、阮籍等人提倡的“自然”说，都是对玄学影响下的六朝审美风尚做了明显的推动。初盛唐时期“四杰”和李白等诗人，都对“盛唐气象”的产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北宋时期苏轼对王维的推崇，大大强化了文人画风气的盛行。。

我们这个时代，是中国的几千年历史上所从未有过的伟大的时代。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进行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事业。我们的时代气魄无比恢宏，气象无比盛大，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可以与之比肩！我们要创造属于这个伟大时代的审美风尚，而非被动地接受。阳刚之气，壮美之景，刚健之骨，强盛之象，应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审美风尚。无论从精神层面，抑或物质层面，我们都要主动地创造出能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相匹配的审美风尚。我们的人物之美，内外兼修，德才兼备，人格的力量焕发出深刻的魅力；我们的自然之美，绿水青山，生态和谐，万物一体；我们的器物之美，“嫦娥”在天，“蛟龙”入海，长桥飞架，高铁穿梭。我们时代的审美风尚，是壮美刚健的，是风骨凛然的，是文质兼备的。那种畸形的审美，病态的审美，又怎能与我们这个时代相适应，相匹配？

△王超《秀美家园、悠悠乡思》版画

2019年 中国美术馆藏

我们这个时代的审美风尚，不应该是浅表化的，而是应该具有内涵及历史厚度的。无论是人物审美、自然审美还是社会审美，都应是在美的形式里，内蕴着中华民族的创造性、积淀性。那种畸形审美，则是停留在最浅表的、最苍白的“皮层”而缺少创造性和积淀性内涵。正如德国著名美学家韦尔施所揭示的“在表面的审美化中，一统天下的是最肤浅的审美价值，不计目的的快感、娱乐和享受。”(参见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审美脱离真与善，既无历史感，又无创造性，只剩下空洞的“颜值”，这是与我们的时代无法适应、无法匹配的“审美”。

审美当然是在感性的形态中进行的，其过程往往就在瞬间产生强烈的心灵冲动与震撼。但如果认为审美只是停留在感性的层面，那就大谬不然了。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论诗之语对我们有很大启发，他说：“非谓无理有诗，正不得以名言之理相求耳。”(王夫之：《古诗评选》)虽是说诗，却深合审美之义。中国古代文论中有一种认识是诗歌是与“理”相对的，如宋代严羽所说的“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沧浪诗话》)但这只是说在表现形态上，而并不是说在内蕴方面。王夫之是重视诗中的理性内涵的，只是主张不应该以“名言之理”的形态出现，也即不能以逻辑思维的方式进行创作。推及各种艺术门类的审美，其实都不可能抽空理性的内涵。作为审美主体的人，本来就是理性与感性密切结合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没有理性的精神作为审美的内涵，而只有感性的欲望，那么，审美就一定会走偏的。理性精神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在审美问题上的方向与理念，它是和时代发展的方向始终一致的。

审美不应是空洞的，而是涵化着历史，蕴蓄着创造。我们在感受呈现于视野、笼罩在周边的美的事物，无论是人物、山川，还是器物、艺术，都是如马克思所说的“按着美的规律进行塑造物体”(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本)，也即是我们时代的人民群众进行创造的产物，如三峡工程、塞罕坝森林、港珠澳大桥，等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而这绿水青山也是经过人们的精心维护的。人物的审美，如果止于“颜值”，那就免谈“担当”。内在的道德修养、人格魅力与外在的仪表相统一，才是最佳的风仪。审美也应是包含着深厚的历史感的。在那些美的事物中，蕴含着几代人为了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可歌可泣的业绩。历史感与创造性的融合，应该在新时代的审美观中成为“大雅”！

我们应当创造适应与匹配新时代的审美风尚，使之内化于“未来人”的审美心理，创世界之美，兴民族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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