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抗美援朝题材影片《长津湖》的热映，人们对71年前那场在严寒冰原上的惨烈鏖战有了直观的了解，观众们被冒着风刀雪剑的严寒、穿着单薄的军衣、啃着又硬又冷的冻土豆却依然坚持浴血苦战的志愿军深深感染。

在长津湖力挫强敌的志愿军部队里，其实还有一支以上海子弟兵为主的部队：60师178团。这支部队从抗战时的新四军、解放战争时的华东野战军，一路沿袭到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露宿南京路，他们“不入民宅”的王师形象成为永恒经典

关于这支部队的由来，还要从抗战时说起。

1940年春，时任新四军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率部挺进苏南，成立“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指挥部”，就是著名的“江抗东路”。谭震林任司令员兼政委，他派人进入上海秘密扩军。江抗二纵队政治处主任张鏖接受了这个任务，他组织了三个扩军小组，但彼此之间互不交叉，只与张鏖单线联系，招募来的人员，通过地下交通线秘密输送到“江抗”。在不到一年时间，“江抗”在日伪眼皮底下扩军超过2000人。这些上海籍战士文化程度高、见识广，经过教育和培养后很快成长为部队骨干。

不过这些上海籍战士并没有集中组建部队，而是分散到新四军各部队。178团的前身是1942年何克希、谭启龙浙东新四军部队。浙东根据地成立后，通过上海地下党又组织了1000多名进步青年参加新四军浙东部队，他们中包括工人、职员、教师、学生等等各行各业的人员，受到抗日救国思想的影响，毅然告别了灯红酒绿的繁华都市，投身到抗战战场。这些上海子弟主要集中在浙东部队的第三支队、淞沪支队中。

1945年1月新四军浙东纵队改编为苏浙军区第二纵队，7月又改编为浙东纵队第1旅，11月浙东部队北撤苏北，整编为新四军津浦前线野战军第一纵队第3旅。1946年1月改称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3旅。1947年整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3旅。1949年2月，根据全军统一番号的命令，一纵3旅整编为解放军20军60师，原先浙东第三支队就成了60师178团，就这样60师成了解放军里上海子弟最多的师级部队，在60师里又以178团的上海人最多，仅排以上干部中的上海子弟就有107人之多，178团1营更是成为全军中上海子弟最集中的部队。

在1949年5月解放上海时，整个178团1营从当时的营长瞿俊、副营长郑梦治、副教导员鞠陶到连排级干部，有四分之三是上海人。全营700名战士，也有三分之二是上海人。战斗胜利当晚，他们就在南京路东起浙江路路口西到西藏路路口500多米的大马路上露宿。解放军胜利之师的官兵，和衣抱枪睡在南京路的大马路上，这一幕被随60师行动的新华社华东野战军前线分社摄影组组长、华东军区政治部摄影美术科科长陆仁生举起相机拍了下来。尽管照片中具体是哪支部队目前仍有争议，但这张著名的《夜宿街头》定格了这个历史瞬间，生动地展现了解放军严守城市纪律，不入民宅的王师形象。看到这一幕，著名的民族资本家荣毅仁就感慨地说：“蒋介石回不来了。”美国的《生活》杂志的报道也是非常犀利：“（解放上海）这个行动宣告国民党时代已经结束了……”

血战长津湖，他们用血肉之躯阻挡坦克大炮

1950年10月，20军随九兵团一起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11月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首战就是长津湖。解放上海时的营长瞿俊，时任60师178团副参谋长，据他回忆：在1950年9月，20军第60师（辖178、179、180团）就由上海北郊乘火车秘密开赴山东邹县，做赴朝作战的前期准备。11月初，部队原准备乘车到东北换装，可是军列刚到沈阳，即传来朝鲜战争形势加剧紧张的消息。兵团司令部传来紧急命令：“20军立即入朝参战。”于是部队不下火车，直接开到了中朝边境地区吉林通化。

20军在长津湖战役中主要任务是进攻下碣隅里，为了确保攻占下碣隅里，20军还同时对下碣隅里北面的德洞山口和南面的古土里发起攻击。60师担负的就是进攻古土里，以及截断古土里到下碣隅里之间的联系。其中178团和179团主要对手是从古土里驰援下碣隅里的德赖斯代尔支队。这也是战役开始时，志愿军九兵团攻击位置最南面的部队，这也意味着60师是在整个九兵团攻击线的最前端。

下碣隅里，位于长津湖以南，长津湖地区唯一一条公路就从这个不大的小镇里经过，并分出向西的一条支路，形成了公路交通的枢纽。而且当时是美军陆战1师师部所在地，美军进驻之后还修建了一座简易机场，储存了大量补给物资，因此也是美军的补给基地。在下碣隅里的美军虽然有3900余人，但作战部队只有2个连不到400人，其余都是后方勤杂人员。可以说是美军在长津湖地区最关键同时也是最薄弱的节点。

美军凭借强大的炮火和空中支援，顶住了志愿军第一晚的猛攻。之后美陆战1师师长史密斯立即从古土里组织了以美军陆战1团3营G连、第7师31团2营B连、陆战5团反坦克连坦克排、第1坦克营B连的2个坦克排以及英国海军陆战队第41特遣队，总共约1000人、29辆坦克组成一个支队，由英国海军陆战队第41特遣队队长道格拉斯·德赖斯代尔中校统一指挥，称为德赖斯代尔支队，紧急驰援下碣隅里。

志愿军深知这支援军对于能否攻占下碣隅里意义重大，因此20军军长张翼翔亲自指挥60师178团和179团在古土里和下碣隅里之间设下了埋伏，张翼翔精心选择的地点非常适合伏击，这段公路西侧紧挨着一道并不很深的水沟，然后是一片300米宽的水田，水田以西则是长津江。而公路东侧则是一道深沟，虽然没有水，却很深，成为阻击阵地天然的屏障，深沟以东是一片足有150米宽的开阔地，正是发挥火力的理想之地……这段如梦魇般的道路后来就被美军称为“地狱火峡谷”。

在瞿俊之子瞿敏放的《能攻善守的志愿军60师178团》一文中曾这样描述当时的这场战斗：（11月）28日清晨，美军发现长津公路被切断，马上组织反击。近千美军在20多架飞机、8辆坦克配合下，向60师178团阵地猛烈进攻，战斗一直打到黄昏。就在这时，美军已经被我九兵团分割在柳潭里、新兴里、下碣隅里、古土水一线。29日下午，堡后庄、真兴里敌军援兵与驻古土水美军陆战1师一部分配合，集中坦克营、炮兵团及通讯营一部、美7师32团部分和英军突击大队，乘坐坦克和汽车百余辆，在飞机掩护下，向下碣隅里增援。在我178团和179团的合力阻击下，敌人被击退。

抵挡住敌人的进攻后，公路东侧台地和山地上的志愿军在迫击炮和重机枪的掩护下，呐喊着冲向公路，将滞留在公路上的美英军切成数段，美英军士兵们三五成群地依托车辆、公路边的水沟以及废弃铁路的路基本能地进行抵抗。随着战斗的发展，一些零星小股的美军士兵逐渐被志愿军消灭，其余的士兵聚集成四个较大的集群负隅顽抗。从北到南依次是查伊杰斯达中校和第10军司令部助理作战参谋兼陆战1师（与第10军间）联络官约翰·麦克劳林少校指挥的约130人、陆军31团B连的2个排和少数陆战队员约40人、卡普拉罗上尉指挥的16人和汉尼·希利少校指挥的10余人。

志愿军179团团长张季伦派出军使由1名被俘的黑人中士带路，要求美英军立即投降，麦克劳林企图借谈判拖延时间，拖到天亮后在空中掩护下突围。一个小时后，志愿军识破了麦克劳林的伎俩，随即开始攻击，此时麦克劳林的部下手榴弹几乎全部用完，子弹也所剩无几，麦克劳林见大势已去，只得投降。麦克劳林及其手下全部被俘，连同零星被俘的共237人，其中美英军182人、韩国人53人，这也是长津湖战役中一次俘虏美军最多的战斗。

在178团和179团的伏击下，总人数约1000人的德赖斯代尔支队只有400人到达下碣隅里，200人折返退回古土里，还有400人伤亡或被俘，由于志愿军缺乏反坦克武器，面对美军坦克（17辆在队列最前头，12辆在最后）的集群冲击，确实是很难阻止，但还是给德赖斯代尔支队以沉重打击。

但在艰苦环境和强敌面前，我军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瞿俊曾回忆：经过十几天激烈战斗，我军牺牲、负伤和冻伤的指战员非常多，178团能够作战的人员仅有5个连。部队缺少弹药、食物、棉装和医药，后勤补充极其困难。指战员们带的饼干、炒米和炒黄豆已经吃完，只能像《长津湖》中所展现的那样啃土豆吃冰雪。

时至今日，另一位20军的上海籍老战士沈政提到长津湖之战，依然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慨。“在长津湖，我和部队的战友们在油田里被美军的四架飞机发现了。为了躲避飞机扫射，情急之下就向路边山谷下一滚，一直滚到山脚下的小水沟。”沈老说自己还算幸运，如果当晚下雪的话，自己很可能就被冻死了，“因为连日行军十分疲劳，我就在小水沟里睡着了，等第二天醒来，双脚已经被冻在水沟里了，赶紧叫公路上的人下来，用工兵锹砸开冰块，这才脱困，但双脚已经被冻伤了。”

作者：周明 （军事评论员）

编辑：郭超豪

责任编辑：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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