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归隐之前曾断断续续地当了多年小官，归隐之后也只是一位地方名流、社会贤达，文坛上并没有太高的地位，他的诗风不符合当时的主流、时尚。但是后来地位越来越高，从“隐逸诗人之宗”一变而为东晋之忠臣和遗民，一位传统政治道德的标兵。

《归去来：不一样的陶渊明》在两卷十二章的篇幅里，以诗文补史，讲述陶渊明反复出仕、反复归隐的人生轨迹，分析其思想的庞杂性、委运任化的人生哲学，以期还原出“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一个生活在人间的切近历史真实的陶渊明。只有把陶渊明请下神坛，而我们自己则站起来平视这位大诗人，才能看清他的优异之处，才能真正读得懂他——热爱生活，视死如归。

《归去来：不一样的陶渊明》

顾 农 著

中华书局出版

>>内文选读：

引  言

中国文化史上有些大人物往往生前背时，而得盛名于既死之多年之后，其中少数最杰出的大人物，甚至会被捧上神坛去。前有孔夫子，后有陶渊明，皆其人也。

陶渊明生前先是断断续续地当了多年小官，归隐之后也只是一位地方名流、社会贤达，地方官会去看看他，送点礼物，朝廷也曾征他出山，没有办成。但在文坛上他并没有太高的地位，他的诗风不合当时的主流、时尚。

后来陶渊明的地位越来越高，鲍照、江淹模仿他的风格写诗，沈约在《宋书》里为他立传（入《隐逸传》），死去已久的老派诗人隐士渐有时来运转之意。到萧梁时代，太子萧统对陶渊明特别欣赏，重新为他写传，又开创性地为他编辑文集，给予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有道是“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陶渊明文集序》）。这里先评其文之“独超众类”，后论其人之实为“大贤”，都是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但是萧统对陶渊明还是平视的，所以对他也有批评，重点是说他那篇《闲情赋》，没有把这个题材处理好，显得道德上不够高尚，“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 （《陶渊明文集序》）”不管我们是否同意萧统的这一意见，他这种凭心立论、对自己心仪的人物仍然保持批评的态度是非常之好的。他从陶渊明的文集中精选出九篇来放进他主持编选的《文选》，讲究的是好中选优，也并没有一味点赞，失去分寸。

到唐朝，对陶渊明的评价实行一分为二的风气仍然流行不衰，例如李白一方面说“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戏赠郑溧阳》），以表示对这位前辈诗人的钦迟，而有时却又说“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对老诗人之株守故园很不以为然。杜甫《遣兴五首》其三则写道：“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不管杜甫这首诗应当怎样理解，他对陶渊明有所批评是明显的。唐朝人一向平视陶渊明，此其所以为盛世也。

到宋朝不同了，人们普遍看好陶诗，尤其是领一代风骚的苏东坡对陶诗的艺术性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且亲自动手，追和陶诗，写了一百多首。经过大诗人苏轼的强烈鼓吹，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美学价值得以确立，陶渊明任真飘逸的形象亦复得以完全确立。诗是超一流的，人也代表着理想的人格。陶渊明的文学史地位高到无以复加，“自曹（植）、刘（桢）、鲍（照）、谢（灵运）、李（白）、杜（甫）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东坡续集》卷三），成为有史以来的第一人。苏轼乃是陶渊明的首席“粉丝”，其影响之巨大，几乎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不仅如此，关于陶渊明的政治态度，早前沈约已经说过他“耻复屈身后代”（《宋书·隐逸传》），而赵宋时人又提出所谓“忠愤说”，称陶渊明为东晋的忠臣，说在东晋、刘宋易代之后，他始终忠于原来的东晋王朝，对篡权上台的宋武帝刘裕非常愤恨，“耻事二姓”。陶渊明政治原则正确，道德情操高尚，于是他更成了一位“德艺双馨”的完人。一大批宋代学者和批评家如韩驹、汤汉、朱熹、真德秀，在“忠愤说”方面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其实陶渊明对于东晋并无忠心耿耿的意思，他对刘裕的某些做法确有保留，在《述酒》诗中讽刺过两句，但也就如此而已；他并未反对改朝换代，态度也相当平和。但是在中国古代，忠君的思想非常深入人心，陶渊明既是了不起的大诗人，如果他同时又在“大伦大法”上符合传统礼法的崇高原则，岂不甚好，于是“忠愤说”一向非常流行，历久不衰，而且越来越扩大化、神圣化，到最后，陶渊明已成了近乎神坛上的人物。

这样的议论车载斗量，略举几条来看：

渊明委身穷巷，甘黔娄之贫而不自悔者，岂非以耻事二姓而然邪？——（宋） 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五

陶元亮自以晋世宰辅子孙，耻复屈身后代，自刘裕篡夺势成，遂不肯仕。虽功名事业，不少概见，而其高情逸想，播于声诗者，后世能言之士，皆自以为莫能及也。盖古之君子，其于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伦大法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后节概之高，语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宋） 朱熹《向芗林文集后序》，《朱文公集》卷七十六

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虽其遗宠辱，一得丧，真有旷达之风，细玩其词，时亦悲凉感慨，非无意世事者……而不知其眷眷王室，盖有乃祖长沙公之心，独以力不得为，故肥遁以自绝，食薇饮水之言，衔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顾读者弗之察耳。渊明之志若是，又岂毁彝伦、外名教者可同日语乎！——（宋） 真德秀《跋黄瀛甫拟陶诗》，《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六

先生之归……其实闵晋祚之将终，深知时不可为，思以岩栖谷隐，置身理乱之外，庶得全其后凋之节也。——（清） 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卷五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陶渊明有许多意思本来比较明白的诗，也被硬性解释到忠于旧朝、反对易代这个重大主题上来，多有牵强附会、相当可笑者。试举一例以明之。他有一首题为《九日闲居》的诗，小序云：“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可知全诗大意在于感慨重阳节这一天没有菊花酒喝，只好干吃菊花。诗云：

世短意恒多，斯人乐久生。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

露凄暄风息，气澈天象明。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

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

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

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

诗里说自己爱饮菊花酒是为了争取长寿（“斯人乐久生”）。人们都非常重视重阳节（“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这时天高气爽，最为宜人；而我时运不济，竟然没有酒可喝了。酒杯空空，多有灰尘，菊花徒然地开得很盛，只好“空服九华”，如此亦聊胜于什么都没有而已。陶渊明酒瘾上来而无法解决，痛苦得很，无聊得很，于是说酒喝不成，那就来唱歌吧（“敛襟独闲谣”），隐居生活里总还有其他乐趣（“栖迟固多娱”），并非一点成就感都没有——他这样来安慰自己，亦属人之常情。

就是这样一首大旨相当清楚的诗，“忠愤说”的重要倡导者汤汉却将它硬拉到政治上去解释，说什么“‘空视时运倾’，亦指易代之事”（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卷二）。后来清朝学者邱嘉穗进一步发挥说：“前辈既以‘空视时运倾’句为指易代之事，则自‘尘爵’以下六句实有安于义命、养晦待时之意，此则陶公所自叹为深情者也。诗中‘蓬庐士’，公自指也。‘时运倾’，晋、宋代谢也。”（《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二）似乎晋、宋一旦易代，诗人马上就没有酒可喝了；其实古代顶层政局的变化对于基层的生活从来就没有、也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

信奉“忠愤说”的专家们不仅把《述酒》以至《九日闲居》等诗都说成是关于政治的谜语，而且把许多优秀的陶诗都解释得云山雾罩的，似乎都与晋、宋易代有关。陶渊明在他们的诠释系统里巨变为东晋的遗老、坚决反对刘宋王朝的斗士、坚守专制主义“大伦大法”的样板，然后就匍匐在这位政治正确之道德标兵的座前顶礼膜拜。

只有把陶渊明请下神坛，而自己则站起来平视这位大诗人，才能看清他的优异之处，才能真正懂得他。

鲁迅先生曾多次论及陶渊明，有种种卓见，他又有一个总的意见说，此公如果“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为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是出题目让后人做文章了。笔者颇有志于响应这一号召，彷徨多年，不觉已老，现在打算交出答卷，请同道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