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

[美]赫布·柴尔德里斯 著

杨 益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是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青椒之困”——当年轻博士顺利毕业，走上讲台正试图大干一场时，猛然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兼职的讲课机器——捧着早已被规划好的课程大纲教授通识课程，照本宣科下拿着居于最低水平线的时薪，按课缔结的一纸合约无法给出任何保障——非升即走是常态，而长聘教职则遥不可及。从拥有最高学历、最被看好的学生，到非升即走所驱使的不稳定劳动力，在学术职业临时化的背景下，博士群体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普遍性困境：在高高抛起学术帽的同时，也一脚迈进了朝不保夕的巨大熔炉。

>>内文选读：

没有引荐人，就没有工作

商业作家哈维·科尔曼总结了一套事业有成的秘方，取决于3个部分，即表现、形象和曝光量，（或简称“PIE”，商业大亨每讲两句话，必出现一个首字母缩略词）。科尔曼进一步对这3个要素做了“量化假定”，认为事业有成的具体配方是：10%的表现，30%的形象以及60%的曝光量。对于百分率的精确度，我不敢苟同，但我觉得他的总体判断是正确的。抱着“精英主义”的理念，我们坚信“表现好坏能够说明一切”。然而，表现得好与不好只是一块敲门砖，只是为了让另外两项要素有机会登台亮相而已。表现差劲的学者，肯定会被拒之门外；但表现上佳的学者，也只不过获得进入第二回合的资格罢了，接下来要考量的两项标准，权重更大。

“表现”部分衡量的内容包括：求职者的博士学历，正式出版及发表演讲的经历，协助获得科研资助的能力等。这些内容大多是求职者本人可以掌控的，但也不绝对。比如，某博士生所在的实验室条件一般，或所在机构中的各种资源不足以让其获得相关研究方向的资助。如果能就读于一所顶尖院校，其履历上的资助记录当然会更出彩。又比如，一般院校图书馆的人员配置，哪里比得上大名鼎鼎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主图书馆，那么这位博士生在查询核心期刊和档案资料时，就无法得到一对一的馆藏服务与帮助。此人的才华可能同样出众，但才华的展现是需要依靠资源条件的，而这样的资源，不是所有大学都具备的，也不是所有导师都能提供的。

“形象”部分主要是先天因素决定的，不过，找个好裁缝或多去健身房也会有帮助。此外，求职者的形象要素还仰赖于招聘委员会如何进行解读，这种解读是不以求职者的意志为转移的。譬如，40多岁的应聘者，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会遭遇一段痛苦的求职过程，因为对新员工的形象要求是30岁的样子。佩戴婚戒的育龄女性，会被视为携带一种风险因素，因为她尚未实现的生产能力会被她尚未兑现的生育能力所损害。如果院系成员向来都是白人，那么“有色人种”很难通过“我们院系的最佳人选”这一关。我们向来都清楚，这些未曾言明但真实存在的形象标记，就和表现的好坏一样重要，决定着我们的成败与去留。

“曝光量”是占比最大的成功要素，这更多是博士生论文答辩委员会诸位成员的责任，而不是这位学院新人自己的责任。任何群体接纳新人都需要一位引荐人，一位愿意牵线搭桥、给予帮助、疏通关系，使整个过程更加顺畅的现任成员。这里，我们犯的另一个常见错误就是想当然地认为一切关乎教育的事情只发生于课堂之内。然而，使一名博士生成功走上教研岗位的背后，其实是现任教职人员的努力，而这一切发生在课堂之外。

我读博士生课程的时候，有位终身制教授每个月都例行聚餐，把自己带的博士研究生全部请到家里，顺便浏览、切磋各自的简历和求职申请信。她努力帮助每一位学生瞄准职位空缺，把他们的研究方向尽可能朝着特定的申请目标去进行润色包装。她做了其他同事不曾做的事，把学生送到一扇扇本不可能为他们开启的大门前，引荐给那些可以启动招聘计划的资深学者，并建立人才合作联盟。毋庸置疑，她的博士生比起其他同事的学生来说，就业情况理想得多。导师的工作责任是明确的，必须采取与其他学术领域方面一样的严格标准来加以规范，这样才能确保博士生最后能成为高校教研队伍的一员。

美国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课程学习阶段，以全面的综合性考试和论文的开题报告为终结；二是论文答辩阶段，由经全面审核的博士生自行完成课题研究。凡论文答辩期间，没有持续、全面地帮助每个学生成功跻身学术圈的博士生导师和博士生课程项目，都有失职之嫌。他们的罪过在于，把价格不菲的教育产品兜售给天资聪颖、不乏潜力的学生，一经出售，概不负责。在泡沫经济时代总会发生这样的事，那些房产销售人员总想洗脱自己的罪责，然而，污点是洗刷不掉的。

另谋出路的文化困境

在博士生教育界，有许多关于“帮助学生另谋出路”的评论文章，意思是他们的聪明才智可以有更多的用武之地，不必拘泥于学术圈的生存和发展。尽管兼职教师和博士后研究人员确实可以离开高校，投入制药或金融行业（收入总比当个教授来得多），但是，那种在优质的博士教育过程中训练形成的思维模式，并不适合大部分职场环境。让-保罗·萨特曾把知识分子归为两类，一类是“有机型知识分子”，即商业社会中有机生成的、满足特定需求的学者；另一类是“批判型知识分子”，即思考宏大命题、不考虑技术与功用问题（比如，思考正义、道德或不确定性等问题）的学者。

商业领域奖励的是“专业性”——那种你知道你能将事情做得又快又稳妥的能力。而学术领域奖励的内容刚好相反——那种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那种对现有知识和现有做法的不满，以及重新审视自身认知基础的冲动。之所以把学术型博士学位称为“哲学博士”是有原因的，因为不管什么专业，都是以拥有批判精神为目标来训练博士生的，使他们带着玛莎·格雷厄姆所形容的“一种古怪而神圣的不满、一种受到祝福的不安”遗世独立。这种不满，与银行和保险经纪公司的职场氛围格格不入，它既不能应付季度性投资总结报告的要求，也无法适应超市或政府办公室的管理工作。据我的经验，它同样不适应大学的管理之需，因为学术管理工作更像是在经营一家饭店，而不是当好一名学者。

博士生倘若训练有素，其结果是，他们将无法适应其他的生存方式。他们紧紧抓住学术这条路，不肯轻言放弃，不只是因为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通往学术的那扇大门终会打开，而是因为这就是学者认识世界的方式，但一颗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在别的职场上并不那么受人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