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9日下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名单揭晓，奖项授予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以表彰其“增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

戈尔丁的研究涵盖了广泛的话题，包括女性劳动力、收入方面的性别差距、收入不平等、技术变革、教育和移民。她的研究大多是从过去的角度来解读当下，并探究当前关注问题的起源。

克劳迪娅·戈尔丁也是哈佛大学经济系首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在新书《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中，她将20世纪初至今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群体分成了五组，深入研究了她们在事业、婚姻、子女等方面的理想抱负与现实中遇到的各种阻碍，以及代际的演变历程。

在书中戈尔丁提出，如何平衡家庭责任和职业发展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然而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即便在发达国家，努力在事业与家庭间追寻平衡的似乎总是女性。不平等如同硬币的两面存在于事业和家庭两方面，如果家庭内部的平等得以实现，工作中的性别收入平等就更有机会达成。女性缩减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这是家庭对劳动力市场做出的一种理性反应的一部分。但好消息是，科技的创新进步能够帮助女性在职场和家庭中获得更多平权。

《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

[美]克劳迪娅·戈尔丁 著

颜进宇 颜超凡 译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面对不平等，我们可以怎么办？

性别不平等的另一面，其实是家庭不平等。

为什么双职工家庭不能平等地分享养育子女的乐趣和责任？他们也可以这么做，但就相当于放弃了现成的收入——这是一笔相当多的钱。责任对半分的夫妇可能会更幸福，但也会更贫穷。

在“贪婪的工作”结构下，男人成家且晋升，是因为女人放弃了事业，为家付出了更多的时间。但其实双方都被剥夺了应有的一部分。男性被剥夺了更多参与家庭事务的温情，女性则被剥夺了更好地发展自己事业的机会。

那么，怎么办？

首先，每一对夫妇都必须独立做出决定，以实现更多平等。每一对爱人都应该知道，爱情的幸福，取决于夫妻中一方的最低幸福水平。

很久以前，我班上有一个女学生令我印象深刻。那时候我对于平等问题的思考远没有现在深刻，我在教室里问学生们想要什么样的未来。我想放在当下，他们都会说希望能在华尔街工作，但在大概是25年前的时候，这位女生说，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个和你所求一致的伴侣。

第二点是从社会和制度上改变，去帮助夫妻更容易实现第一点。因为很明显，当“贪婪的工作”的报酬丰厚时，夫妻在某种意义上就会被吸引去进行这种劳动分工。最终，女性会从事业中退出来，为家庭贡献更多。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改变市场？这当然更难，而且涉及要让灵活办公变得更容易实现的问题。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其实也给这个问题带来了一丝希望。在许多方面，灵活办公的成本已经下降了。

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涉及到降低所讨论的舒适性、时间灵活性的成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为自己创造一个完美的替代品。利用技术将信息传递给一个完美的替代品，但要确保不造成失真。工人之间的替代性，是降低长时间和随叫随到工作过高时薪的关键。如果两名员工彼此能很好甚至完美替代，那么当其中一人不得不休假时，另一人可以无缝接替前者的位置。客户、病患、学生和顾客可以由某一熟练员工移交给另一熟练员工，不会丢失信息，不会改变信任度，也不会产生效率差异。

我们还可以创建有效的替代团队，就像在某些卫生工作中所做的那样，在这些职业中，专业人员的成本已经很高，以至于工作单位也希望有替代的团队。小儿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儿科医生已经成立了轮班小组，以确保不需要一直随叫随到。兽医和麻醉师也做过同样的事情。

这是将重要的职业商业化吗？也许吧。但一些薪酬最高、训练有素的专业工作就是这样运作的。当你做手术时，可能会从几个月前就开始跟你的外科医生沟通，但却只会在手术前7分钟遇到负责维持你生命的麻醉师。麻醉师是一个与外科医生或医院有合同关系的团体执业，只需根据单场手术需要进行指派。

通往未来的漫长道路必须包括降低灵活性的成本，可能还必须涉及一些工作的重组。这不是零和游戏。

性别平等不仅仅关乎女性。

男人在工作时随叫随到，女人在家时随叫随到，这对夫妻是不公平的。当灵活性成本降低时，我们将解决这个问题，实现两性平等和夫妻平等，但这需要男性要求更大的时间灵活性和对工作时间的更多控制。我们需要男性在工作时伸出援手，鼓励男同事们休育婴假，投票支持补贴儿童保育的公共政策，让公司改变贪婪的工作方式，使公司明白家庭比工作更有价值。

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渴望拥有事业、家庭和夫妻公平，越来越多的夫妇找到方法应对冲突的时间需求，我们亟待了解性别差距对经济和社会的实际启示，以便寻求解决方案，弥合差距，让所有人的工作和生活更加公平。

面对人们对事业、家庭和公平产生的渴望，不存在简单的解决办法，但是，通过最终理解问题并正确命名问题，我们将能够为未来开辟更好的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