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从来都是自带光环，而对世界各地的名牌大学进行排名，这门公开的“生意”做的风生水起。“洋排名”引进来，“土排名”也跟着冒出来。在“双一流”建设的大背景下，排名机构简直是站在了另一个风口！

A排名是一家世界大学排名。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给各个国家的顶尖大学提供诊断，应该如何在该排名上取得进步。当然，服务是要收费的。A大学排名诊断咨询费一般几万美元的价格不等，而这项星级认证的收费是2万美元/年，一次性收3年的费用。

目前，国内个别院校，如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南开大学等院校拒绝给大学排名机构提供数据，导致在某排名榜单上缺位，敬重他们的人很少。更多的人则预测，出于利益考虑他们迟早会提供数据。

多位985大学的同行透露，商业排名机构目前已经将中国大陆视作重点推广其业务的地区。为了改进大陆机构在排行榜上的表现，新增的学者和雇主调查对象，中国大陆地区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份额。如果是一项公允的大学评价，排名机构敢不敢公布抽样的详细方法？

能不能直接拿商业性排名机构提供的榜单，来决定给我国公办大学的投入，在学界，很多学者态度鲜明——坚决反对！

记得10多年前，世界大学排名刚刚诞生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看好它。主要的原因有三方面：第一，大学是如此的复杂和多样，以至于根本不可能通过若干简单指标进行全球性的对比；第二，大学是一项公共事业，而大学排名供给者的商业性很强，所以学术界似乎应该断然不可能接受它；第三，世界大学排名从诞生之初就不受教育主管部门待见，长此以往肯定无以为继。

然而，10多年后，世界大学排名却充满了生命力，从年头排到年尾，牢牢占据各类媒体的醒目之处。

为什么大学排名会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如此热烈的追捧？

从大学举办者和投资者的角度说，希望通过全球性的尺度来衡量大学管理者的管理绩效。

从大学管理者的角度来说，大学排名是学生择校的风向标——能在排行榜上占据有利的位置就能够吸引到更好的生源，同时也能在吸引到更加优秀的教师，并且提升自身的资源吸纳能力。

从政府的角度说，高等教育是国家和区域制定全球战略的制高点，全球性的大学和学科排名，为政府了解本国和本地区的高等教育和科技创新实力提供了证据，世界大学排名成为了公共资源以及政策效果的担保者。

出于比较的目的，世界大学排名把各种类型的大学列入“排名表”，使得原本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机构简化成了单一的全球性市场。

排名强有力地增加了国家之间以及国际之间的竞争压力，并且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国家的政策制定以及院校行为。

然而，我们始终不应该忘记一点：大学排名，它是一门生意（business）。生意的背后就是利益相关关系，被利益相关关系所强烈左右的生意如何能够肩负公共评价的使命？！

须知，全球大学排名之间，也会“互撕”。

有一次，当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学排名的负责人质问英国QS世界大学排名负责人说：“你们就是以大学排名作为生意的，如何能够确保独立性呢？”

QS排名负责人的回答是：“没错，我们确实将大学排名做成了生意。但是我们专注于这项业务，也受到业界的监督。我们不会一边办着报纸一边给大学排名，或者自己本身就是大学来给大学排名。”

一家商业性的大学排名可以如何获取利润？笔者在这里给国际排名和国内排名分别举一个例子：

A排名是一家世界大学排名。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给各个国家的顶尖大学提供诊断，应该如何在该排名上取得进步，所提供的常规策略包括：

在学校的统计公告上提供更加有利于排名的教师、学生人数等统计数据；推荐更多对本校友好的学术专家参与同行评议；推荐更多雇佣本校毕业生的雇主代表参与雇主评价；建议大学推动学者进行更多的国际合作研究，即便没有很实质性的合作，也争取让国际合作学者带上本校学者的名字；参与该排名所组织的星级认证体系，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更高的显示度。

A大学排名诊断咨询费一般几万美元的价格不等，而这项星级认证的收费是2万美元/年，一次性收3年的费用。

B排名是一家本土排名机构。他们在本土给大学提供咨询，收费价格为咨询一次5-6万人民币。该排名的文献数据来源并非依托任何国内外知名的引文索引数据库，而是自己在没有充分同行评议基础的前提下，自创了一个引文索引数据库，该数据库的售价为首次采购6万人民币，每年的维护费2.4万人民币。

不难发现，A和B两家排名商业模式的相同之处是：借助于大学排名，向大学出售咨询、认证、数据类的产品。

令人非常奇怪的是，这些现象行内人所共知，却很少有人公开戳穿它。

教育主管部门在评价大学的时候经常将商业性大学排名作为评判大学办学绩效的重要依据。不少大学校长会十分重视每一家大学排名机构的来访，亲自参与会谈，给予高规格接待。

大学排名机构的代表还会公开发表如下结论：“中国有88所大学的学科进入全球前400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为争创‘两个一流’奠定了基础”，“ 中国在稳居拥有世界第二多一流学科的大学基础上,不断勇攀高峰,已经提前部分完成了建设‘双一流’大学的一些目标”，“ 中国大学积极‘走出去’，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世界范围内对中国大学学术能力和影响的认可不断上升”……

中国的高等教育真的需要这样一家商业机构来肯定我们自己办学的“政绩”吗？

目前，国内个别院校，如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南开大学等院校拒绝给大学排名机构提供数据，导致在某排名榜单上缺位，其后果是，这些学校没有受到理应受到的尊敬。更多的人则预测，出于利益考虑他们迟早会提供数据。

无论何种领域的评价，评价的主体应该具备很强的独立性，如果存在明确的利益相关关系，很难保证排名的独立公允。

如果排名的开发机构是大学，这所大学就应当首先排除在排名的范围之外；如果排名的机构是盈利性的企业，这家企业应当获得充分的学术认可，并且其盈利模式和评价本身并不构成明显的相关关系；如果排名的机构是高等教育的非营利机构，在保障专业性的同时，它还需要确保评价方法和数据采集的科学性。

那么，目前主流的大学排名机构是否符合这个标准？多位985大学的同行透露，商业排名机构目前已经将中国大陆视作重点推广其业务的地区。为了改进大陆机构在排行榜上的表现，新增的学者和雇主调查对象，中国大陆地区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份额。如果是一项公允的大学评价，排名机构敢不敢公布抽样的详细方法？

沪上一位知名学者有这样一则论断：注重排名甚至根据排名进行决策存在风险，依据大学排名名次进行决策的程度越高则风险越大，并认为大学排名当不得“真”。

而我们本土的一家大学排名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则坦言，“大学排名绝对不是排给内行看的，内行不需要看大学排名；只有考生、家长作为外行不了解大学，又需要通过简化的信息了解大学，作为选择大学的依据时，大学排名才成为了需要。”

那么，问题来了：当主管部门虽然多次明确表示各类排名与政府无关，却又通过各种内部途径向大学传递采信所谓“四大国际排名”时，大学该何去何从？相信所有学界人士都认同一点：我们的大学办得如何，并不需要商业性大学排名来帮助认知。

而小编想说，关于大学排名的真面目，只有那些对排名的甜酸苦辣有深切体会的大学校长的话才值得一听呢：

厦门大学原校长朱崇实：大学不能在“争创一流”的过程中迷失方向，要有“定力”，有洞察力。不能排行榜上把你排在一个什么位置，你就能断定自己是什么。

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徐飞：（以笑话打比方，谈大学排名的危害）大家都知道狮子是森林之王，别的动物都要向狮子学习。若干年后，除了狮子还是狮子，其他动物都成了疯子。

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一所好的大学，其实不用看什么排名，你只要进去和老师、学生谈一谈，听一听他们在想什么、怎么想问题、想什么问题，你就知道这所学校是不是世界一流了。

美国莱斯大学校长大卫·李博隆(David　Leebron)：追求排名只会让越来越多大学趋同，并忘记自己的特质。每个大学都应该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无论是大学排名还是学校规模，都不是大学精神的一部分。

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大学排名像是悬在中国大学校长头上的一把剑，很多大学校长为了得到体面的学校排名，不得不按照大学排名的各项指标进行学校建设，导致中国很多大学没有了特色。

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玉良：（谈大学排名的危害）“一流大学”成为指标化和数字里的“一流大学”。令人担忧的是，与这种大学排行榜相对应的评价、评估方法，正在成为一种“制度”。废除那些不符合科学精神和学术传统的学术评估和评价制度，或许将益于“学术空气”的净化。

作者：刘虹（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编辑：朱颖婕
责任编辑：李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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