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各大重点高校密集公布了2019年考研复试线。总体而言，今年已成为历年考研竞争最为激烈的一年，考研分数线走高的趋势十分明显。

数据显示，2019年考研报名人数比上一年增加52万人，增幅达到21.8%。出国和就业两条“战线”都有所收缩，越来越多的本科生将攻读研究生视作一条优先级别很高的道路。在这样的形势下，考研分数线普涨也就不足为奇。

“考神”高分上线，却不具备基本的学术素养

社会上往往对高校研究生招生有一种误解，认为它跟高考招生的性质相同，将绝对的招考公平视为研究生招生最为重要的要素，却忽略了研究生选拔本质上是一种创新人才选拔这一特征。

从导师们的角度出发，选拔研究生就是在选拔学术伙伴，选拔学术传承人。在他们眼中，学生进入研究生队伍，意味着他们对功利性职业世界的一种疏离，进而选择了一种非功利性的生活方式。研究生导师所苦苦寻觅的是同道中人，是学术知音，而非把考研当作晋升阶梯或高薪跳板的“考神”们。

但是，随着近两年考研大军规模越来越大，情况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考研分数线逐年攀升，统一考试环节就已经将相当一部分具有学术潜力、却不太擅长考试的学术“苗子”淘汰出局。

导师们在面试中往往怀抱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们看到进入复试的考生在考试成绩、本科经历等方面都表现出了很强的竞争力，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不亦乐乎；另一方面，他们又注意到这些学生中有不少人并不具备真正的学术兴趣，对诸多概念所知不少，深度阅读的经典著作却数量不多。他们深谙考试之道，却缺乏探究真理的强烈兴趣，他们随时准备在研究生阶段兼职进入职业世界，然后逐渐远离学术界。学术青年的  “高贵”，在他们眼中变得一文不值。而那些内在就矢志以学术为业的学生，愿意为了献身学术而接受最为严格的训练，愿意经历最难以忍受的枯燥和孤独，现在却越来越难以进入研究生队伍了。

所以，导师们不禁会聚在一起感叹：“既然有些考生压根就没有那份献身学术的心，为何要在报考过程中捶胸、发誓以表明自己对学术的忠诚？”“既然自己真正迷恋的还是职业世界，为何要到学术圈来‘搅混水’？”不服气的人会质疑导师们的出发点。有人会说：“既然你们所信赖的学术人才意愿、基础和才能俱佳，为什么他们会在考试中落败？考试难道不是最公平的选拔途径吗？”但是，现实往往如一位导师所言：“从我招研究生开始，碰到过太多‘考神’，他们就是能够做到高分上线，却不具备哪怕是最基本的学术素养，实在是令人哭笑不得。”

把匹配权真正放到导师和研究生的双向选择中

事实上，许多导师并没有因考研分数的普涨而感到高兴。有些学者在朋友圈分享考研分数线被推高后，错失暑期夏令营优秀学员的遗憾。有的学者在朋友圈感叹：“好苗子进不来，高分的又不一定是好苗子。”有的学者则评论说：“创新人才，不宜用分数卡。用分数卡掉的往往是真人才。”还有的学者呼吁：“研究生入学考试应当把更多的选拔权交给导师。为防止导师个人权力过大，可以赋予导师组、学科组更大的学术权力，要让他们有破格录取优秀学生的学术权力。”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被视为一种类似于高考的公平“保护阀门”。虽然偶尔也会曝出研究生复试中存在不和谐的现象，但研究生招生的各个环节和过程总体较为公平。

在研究生导师们看来，从某种程度上说，研究生入学考试在学生基础知识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筛选作用。由于考生们在笔试环节的分数并不会相差很悬殊，在面试环节如果导师们物色到表现出色、富有潜力的学生，就可以利用面试评价把他们选拔出来。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的平衡。

社会终究是要对导师们抱以信任的。从博弈的角度来说，导师愿意降低标准给自己招一个闹心的研究生，这种可能微乎其微。研究生招生名额终究是稀缺的，在学术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谁敢拿自己课题组的学术命运来做人情？

当我们一再基于“公平洁癖”的立场，把统一考试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导师们的选才空间就只能被压缩在越来越可怜的狭窄空间。如果我们始终通过统一考试和强制匹配的方式为导师安排并不心仪的研究生，又如何能够指望他们在长达两三年的学术合作中产生良好的学术表现？

面向未来，研究生导师的主要职责并非传播知识，他们将创造和发展新知识作为自己的核心使命。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需要把研究生培养成为并肩战斗的未来学者，引导他们去从事独立的研究工作，并真正把他们引入学科的门槛。基于这样一种内在需求，理应将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匹配权真正放到导师和研究生的双向选择过程中。

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仍然可以成为大学研究生招生的重要依据，但在信息充分公开、程序充分透明的前提下，可逐步将更多的招生权转移到导师手中。与此同时，也可通过导师组、学科组、招生组、纪检组等分散化、多样化、透明化的治理，构建起良好的研究生招生风险防范机制。

（作者为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作者：张端鸿
编辑：金婉霞
责任编辑：姜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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