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个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复旦大学考古队传来了一则好消息。通过今年对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南村一处烈士墓地展开的独立发掘工作，考古队运用科技考古手段，让长眠于此的无名烈士重获姓名。今天（28日）上午，“巍巍太行，英雄吕梁——方山南村烈士墓地分子考古研究成果展”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志和堂正式开展。

方山县位于吕梁山西麓腹地，一条北川河纵贯全境，其河谷为晋西交通的天然走廊。位于方山南村的国际和平医院第七分院旧址便沉睡于北川河谷之中，与之一同长眠于此的，还有49名在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无名烈士。

2022年底，祖籍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崔家湾村的崔玉岐根据晋绥边区发放的《死难烈士家属纪念证》和晋绥野战军独立第二旅新兵营负责人王公太所写信件记载，至方山县峪口镇南村寻找其三叔崔海治烈士墓，由于年代久远，墓地已难寻踪迹。

通过查阅史料、走访村民，吕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发现方山县峪口镇南村一块占地面积约3—4亩的坪垣上，埋葬着国际和平医院第七分院多名因抢救无效牺牲的烈士，崔海治烈士极有可能埋葬在这片烈士墓地中。

为了让烈士魂有所归，2023年1月，吕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正式邀请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文少卿课题组对方山县南山革命烈士进行系统发掘和分子考古鉴定。今年3月，在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文少卿的带领下，一支由5名青年教师及11名学生组成的考古队抵达方山南村，对长眠在那的革命烈士进行系统发掘和分子考古鉴定。

经过8天的作业，49具烈士遗骨全部重见天日，一同出土的还有包括铜纽扣、陶瓷帽徽、铜徽、子弹、步枪弹、玉印章、搪瓷碗、塑料牙刷、皮带及带扣等在内的90余件器物。

完成田野发掘后，课题组在实验室里对上一阶段工作中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运用多学科交叉手段完成了DNA数据库建设、体质鉴定、生活状况、面貌复原四项研究工作。

2023年7月9日，经过DNA比对，课题组确认方山县烈士墓地M19个体即为崔玉岐的三叔崔海治烈士，经过漫漫的寻亲之旅，崔玉岐和三叔终于迎来了“团圆”。

一日复一日坚守发掘现场

目光回到今年3月。南村烈士墓地旁，三棵旱柳已冒出一树新芽，考古队旗迎风招展，50个深深浅浅的墓坑在阳光下静默无声。

从3月13日初探洛阳铲，到3月24日结束田野发掘，考古队全员驻扎在墓地附近的峪口镇，每天7点起床，8点前赶到墓地动工，上午12点半收工休息，一个小时后再回来，下午5点半左右结束一天的工作。天干物燥，墓地附近没有厕所，每个人都随身带着个灌得满满的水杯，但一天下来却难见水线明显下降——“没时间喝，也不敢喝”。

考古队中，队员的研究方向跨越分子考古、人骨考古、同位素考古、历史人类学、古环境DNA、病理影像学等不同专业领域，形成优势互补，文少卿任项目总负责人，科技考古研究院在站博士后熊建雪为领队。

这是复旦大学首次组织考古队对烈士墓地进行独立发掘工作。整支队伍在墓地现场的工作可以分为田野发掘和体质鉴定两部分，首先需要将骸骨从墓葬里发掘、提取出来，进行清洗，并转移到帐篷内进行解剖图摆放、体制测定、病理分析、人骨三维立体扫描等检测，上述工作将为其后的四项实验室研究工作——建立烈士DNA数据库、完成烈士体质分析、还原烈士个体生命史、复原烈士真实面貌建立基础。

为了做好统筹分工，领队熊建雪早早建立起详细表格，及时记录每人每日的工作内容和总体进度。随着工作的开展，一切运转得越来越顺利，每天完成检测的骸骨数量也稳步上涨，到田野工作后期，“所有的初学者都可以单独完成各项任务了”。

“希望这次经历，能让同学们对发掘工作形成初步认识，甚至发现自己在考古发掘上的技能与天赋。”熊建雪说。

蒋紫溪是文物与博物馆学系2020级本科生，3月18日，她作为考古队的第二批成员前往吕梁，在熊建雪的鼓励和安排下，她亲自体验了所有的工作——发掘、清洗、检测，这场收获满满的体验给她留下了很多鲜艳生动的回忆。

但辛苦也是难免的。受当地条件限制，清洗人骨时使用的水每天只有两桶，需要队员们自己拎到发掘现场。发掘工作辛苦却并不死板，有时，现场会播放一些鼓劲的歌，一曲《太行山上》，仿佛把大家带回那段峥嵘岁月。

每天傍晚结束工作后，所有成员会一起聚在居住酒店的会议室里整理资料、撰写发掘报告、分享所见所闻与心得体会，尽管每个人脸上都挂着些疲倦，但说起成果时总是又惊喜又好奇，恨不得第二天就知道这些烈士生前的生活史。

在发掘手记里，蒋紫溪真挚地写道：“每位发掘人员都是一丝不苟的，希望将每一滴点细节都落实至字面，使每一份工作都善始善终，让每一节人骨都完整传递。”

建设基于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国家英烈DNA数据库

专门为烈士寻亲，课题组在这条少有人走的路上坚持了8年。

再将时光倒流回2015年5月30日，一条由同行发布的微信朋友圈信息吸引了课题组的目光：“首批中国远征军将士（缅甸密支那战役）DNA鉴定失败，委托机构建议送到英美权威机构测试，获得国际顶级技术支持。”

“在生物学领域，中国现在的技术水平是足以完成这项鉴定的，不应该假手于外国人。”文少卿感慨。

经过与同行积极沟通，课题组当即获取了27具中国远征军遗骸，通过检测遗骸的Y染色体遗传类型，推测了其可能的地理来源，为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找亲人的家庭带来希望。

此后，2015年至2018年间，课题组依据考古发掘的标准方法，共计收集了8个遗址的572具烈士遗骸，涉及滇西保卫战、长沙会战、平遥遭遇战、高台战役、淮海战役等。

在前期的烈士鉴定中，课题组意识到法医学陈旧遗骸鉴定的现状和技术难题，于是在2020年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国家英烈DNA数据库建设”。

据介绍，国家英烈DNA数据库网站建设的整体设想为“点亮方案”，寻亲者可以批量或者手工输入上传自己的DNA数据，自动与英烈DNA数据库进行DNA数据比对。一旦比对成功，该遗址点将变为红色，点击以后会有该遗址的详细背景介绍，以及成排的虚拟墓碑，比对成功的遗骸将会显示为红色，点击开这座墓碑，会显示墓主人的详细出土情况、DNA数据、复原的颅面部形态等。

过去，法医学陈旧遗骸鉴定中存在四大技术瓶颈，一是埋藏环境复杂，遗骸高降解DNA提取效率低；二是传统PCR-毛细管电泳法的检测位点少，无法灵活地迭代检测多套遗传标记，扩增子过长，遗骸DNA的分型结果不稳定；三是缺乏适用于遗骸DNA鉴定的基于二代测序的成品试剂盒；四是缺乏有效地污染评估。

针对上述情况，课题组独创性地采用了应对策略。他们优化古DNA的提取方案，解决遗骸DNA提取成功率低的问题；采取短扩增子/探针的二代富集测序方案，弥补传统PCR-毛细管电泳法试剂盒不适用于遗骸降解DNA鉴定的问题；开发基于高通量测序的母系线粒体高变区I/II和性别鉴定系统和父系47 Y-STRs & 485 Y-SNPs系统用于检测高分辨率的母系线粒体谱系和父系Y染色体谱系，为区分中日/中美士兵、复杂亲缘关系鉴定和外籍华人鉴定，他们还专门研发了东亚人群祖先信息位点145 SNPs系统和复杂亲缘关系鉴定1240KSNPs系统；针对缺乏有效污染评估，他们参考古DNA的数据分析方法，结合遗骸DNA的损伤特点，开发污染评估软件。

目前，相关成果均已国产化，并申请了专利。在新技术加持下，课题组已完成572具烈士遗骸的鉴定工作，基于国家英烈DNA数据库，他们确认了平遥遭遇战中牺牲的原八路军某团政委邹开胜的遗骸，了却73岁女儿的一生寻亲之愿。

“我们通过科技手段，从这些普通官兵身上获取了鲜活的数据，复原着当时的抗战和生活场景，震撼了我们课题组的每一个师生，也希望通过这一展览，能给更多人带去力量。”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文少卿表示，他们也在等待寻亲的烈士亲属前来联系，通过口腔拭子采集DNA与国家英烈DNA数据库中的信息进行动态比对，一旦比对成功，课题组将第一时间联系家属，争取帮助更多烈士“回家”。

作者：王星

编辑：王星

责任编辑：唐闻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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