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学模《政治经济学》第一版手稿。均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提供

本文通过全面回顾蒋学模教授一生的学术经历——大学毕业后从学术编译工作起步，如何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执着研究，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传播上所取得成就，将蒋先生的学术成就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作为翻译家、“经济学领域永远的‘基督山伯爵’”；在“红色摇篮”深造、“红极一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俗化、大众化”的著名经济学家；“不断改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感谢复旦大学的邀请，让我有幸参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论坛暨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研讨会。邀请者要我选择一个方面或者一个角度谈谈蒋学模教授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这不禁使我联想到去年10月20日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在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举行的“宋则行经济思想国际研讨会”和12月9日在辽宁大学举行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暨宋则行教授诞生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这两个会议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蒋、宋两位先生都是全国著名经济学家，年龄上宋则行教授是1917年10月1日出生，蒋学模教授是1918年3月24日出生，而且我发现，两位先生在研究领域、治学之路乃至对学生的态度等方面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为此，我去年写了一篇纪念恩师的文章，题目是“学贯中西、‘史学论’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宋则行”，经过认真思考，我今天要写的题目是“跨界耕耘、通俗传播、‘不断改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蒋学模”。

蒋、宋两位大师是多年的挚友，而且宋先生与上海、与复旦有着不解之缘。 宋先生与蒋先生的经历有很多相似点：宋先生是上海崇明人，父亲毕业于复旦商科，先后做过银行职员、工厂会计，后家道中落，经常失业，宋先生中学时学习成绩尤其是数学成绩好，本欲报考清华，但迫于家境，1935年改考全部官费的中央政治学校大学经济系，1939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民党政府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蒋先生是浙江宁波人（也称 “三北人”），父亲是上海商业储备银行职员，曾因算错一笔账险些失业，1941年毕业后也曾在财政部财政研究委员会任编译。宋先生1948年剑桥学成回国，曾在上海主编《经济评论》杂志，1949年3—4月在白色恐怖下被迫停刊；蒋先生曾在香港《财政评论》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编译，1944年进《文摘》社工作，1948年因形势所迫不得不停刊。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复旦大学曾聘请宋先生任工商管理系主任，但被他婉言谢绝，9月随东北财经委员会招聘团赴东北统计局工作，此后在东北扎下根，并长期在辽宁大学工作。即便如此，他与复旦大学和上海的许多著名教授如蒋学模先生、宋承先先生（人称西方经济学领域“南北二宋”）、洪文达先生等保持了长期的友谊和学术交往，与雍文远先生的关系也非常密切，而且影响到辽大的学子。[宋则行1941年在南开经济研究所读研究生（即“南开第五届”），雍文远为第七届（1943年），宋承先为第九届（1945年） ；姚耐、雍文远、蒋学模等曾共同编写《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试用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9月版），参加编写的还有夏光华、王志平、王爱珠、陈伯庚、李鸿江等，1964年再版后再未出版；宋先生曾为雍先生专门写过一个书评：《评〈社会必要产品论〉》（《经济研究》1986年第12期）]我本人1983年赴厦大参加《资本论》研讨会，第一次途经上海，到复旦拜访的就是我的师兄、蒋先生的研究生乔刚。与蒋先生要求其弟子一样，在撰写论文时，宋先生也让我们去北图、社科院经济所查资料。我为撰写博士论文，曾在经济所的地下室里查了一个星期的资料，复印回一大批外文文献。所以，当我看到蒋先生的一些材料，不禁联想到我的导师宋则行教授。

▲蒋学模翻译的《基督山伯爵》多次再版，左图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封面。

我觉得，蒋先生的学术生涯主要有以下特点：

作为翻译家、“经济学领域永远的‘基督山伯爵’”

我最早“结识”蒋先生不是在大学里，而是通过小说《基督山恩仇记》和电视剧《基督山伯爵》。当时主要是读小说、看电视，没留意译者，更没有把这同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的大名联系在一起。后来在与同学的议论中得知这一情况，使我感到特别惊奇。用现在的话来说，蒋先生的这一“跨界”跨得有点大了。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翻译学术著作者不在少数，虽然也可以叫做翻译家，毕竟是在经济学领域。但一步跨到文学界，特别是用英语翻译法国著名作家的经典小说，蒋先生可谓第一人，而且这一跨就是60余年，受众数以千万。后来我又了解到，蒋先生解放前并没有出国经历，本人并非英语专业毕业，能取得如此成就只能用“天才”来形容。不仅如此，通过阅读《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话》（第三辑）（以下简称《对话》，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页），我还发现，蒋先生的译著不止《基督山伯爵》（又名《基督山恩仇记》，上海文摘出版社，1946年版）这一部，还有《保卫察里津》（香港大时代出版社，1941年版）、《希特勒征服欧洲》（重庆大时代出版社，1941年版）、《人与地》（香港大时代出版社，1946年版）、《俄罗斯最后到来的巨人》（上海文摘出版社，1949年版）和《捷克的工业国有化》（上海世界知识出版社，1949年版），共六部。因此，用“跨界耕耘”来形容蒋先生这方面的贡献，似不为过。

在“红色摇篮”深造、“红极一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与宋则行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样，蒋学模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了解和渴望最初也来自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按照他本人的说法主要有两点：一是来自从高中时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二是来自读书，主要得益于他哥哥蒋学楷（上海劳动大学社会系学生，后在香港被日军枪杀）。开始时主要读的是社会学方面的通俗读物《社会学ABC》，后来读的是能够接触到的河上肇的《〈资本论〉入门》、里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由此有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初步认识。1936年报考苏州东吴大学经济系，抗战期间到成都借读于四川大学经济系，1941年毕业后从事翻译工作。1945年起，在复旦大学文摘社担任编辑，自1949年在复旦大学任教，最初开设“苏联经济建设”和“东南欧经济”两门新课，不久转入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科研工作。

在当时，能够担任政治经济学教学无疑是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充分体现了组织上的信任。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宋则行1952年调到东北财经学院（辽宁大学前身）工作，最初也是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后来由于在剑桥学习的“历史问题”、“特嫌”被剥夺这一权利，改为从事经济史研究（由此成就其在全国外

国经济史、世界经济史研究方面的学术地位）。由此可见，蒋学模在这方面是幸运的。更为幸运的是1950年到1952年夏得以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人大是我党最早建立的第一所正规大学。当时能进人大学习，听从苏联专家讲课，可谓一种殊荣。[据吴起民、耿化敏：《苏联专家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理论课程的建立（1949—1957年）》,1950年6月至1951年10月，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任教的苏联专家有阿尔玛佐夫（1950年6月至1953年5月）、耶里莫诺维奇（1950年7月至1957年6月）、然明（1951年3月至1954年7月）和焦莫什金（1951年10月至1953年6月）（参见《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第64页）]当年蒋学模只有32岁，据有些老师讲，与其他一些年轻学员不同，他那时已经是讲师。在人大两年学习期间，一方面是学习，另一方面是著书立说，先是写了一本《政治经济学讲话》，1952年在开明书店出版，后又补充进一些新的内容，以同样的书名在青年出版社出版。蒋学模后来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大名鼎鼎”，其实在那时就已经鼎鼎大名，要知道那可是在解放初期。

不仅在人大取得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学历，而且后来还得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赏识。1955—1956年，蒋学模与方方（王慧德）、陈道一起编写了《政治经济学常识》（学术杂志出版社，1956年出版），据说毛主席给予称赞，并于1957年7—8月间接见了蒋学模，“可以说，蒋先生很早就红极一时、名声远播”（周秉腾：“沉痛悼念蒋学模老师”，《特区经济》，2008年第7期）。蒋先生在《对话》中曾将《毛泽东思想研究大系—经济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列入主要著作清单，并专门介绍了“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记录”的情况。[毛增余：《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话》（第三辑 蒋学模教授），第139页、181页、148-154页]由此可见蒋先生当时在中国经济学界和政界的地位。

蒋先生在全国政治经济学学科的重要影响还体现为，在原国家教委的倡导下，共同创办设立了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1985年，北京大学（主要代表人物胡代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宋涛教授、卫兴华教授）、南开大学（滕维藻教授、谷书堂教授）、复旦大学（蒋学模教授）、武汉大学（谭崇台教授、曾启贤教授）、吉林大学（关梦觉教授、张维达教授）、厦门大学（吴宣恭教授）等8所部直属大学组成了会议领导小组。同时，参加筹备成立研讨会的还有两所地方综合性大学：辽宁大学（首任辽宁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文元教授）、黑龙江大学（副校长熊映梧教授），与会成员还有中国人民大学余学本教授、北京大学陈德华教授等。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颇有影响力的中国理论经济学三大会之一。（孙咏梅：《卫兴华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0-141页）在此期间，宋则行教授曾多次参与研讨会，与各位学者友谊深厚。宋则行尊称宋涛为“宋老”（其实宋涛只比宋则行年长三岁），宋涛则称宋则行为“小宋”。记得有一次在山东大学开会，会后集体登泰山，“宋老”一直冲在最前面，“小宋”等一行人紧随其后，弟子们众星捧月般跑前跑后，在南天门形成了一道风景线。也正是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中，我有幸当面结识了仰慕已久的蒋先生，并与先生在昆明的世博园合影留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俗化、大众化”的著名经济学家

蒋先生曾说过，自己最看重的作品有两部：一部是《基督山伯爵》，另一部是《政治经济学教材》，并戏称，这两本书可以代表他的一生。搞政治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上世纪80年代，全国最具影响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有两类：一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俗读本，首屈一指是蒋先生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一类是文科和财经类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宋涛本”，复旦大学、厦门大学主编的“南方本”和南开大学、辽宁大学主编的“北方本”。这些教材各有千秋、各具特色，在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全国渴望政治经济学教材（特别是社会主义部分）的形势下，这两类教材顺应了时代的要求，满足了不同层次的学习需求，影响了中国几代经济学人的成长。

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1978年6月，在国家教委召开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工作座谈会上，与会各校政治经济学专业人士纷纷呼吁组织编写适合专业用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材。经过酝酿讨论，北方和南方有关高校商定分北片和南片进行协作编写社会主义部分教材。南方院校16所大学由复旦大学蒋家俊教授、厦门大学吴宣恭教授担任主编，史称“南方本”，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社会主义部分“南方本”1979年9月出版第一版，1986年修订出版第四版（见洪远朋、曾天章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南方本）四版评介》，《学术月刊》1986年第4期第79页转第7页）]；北方13所高校由南开大学谷书堂教授、辽宁大学宋则行教授担任主编，辽宁大学章宗炎教授、南开大学朱光华教授担任副主编，史称“北方本”，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年12月出版第一版， 1995年参编单位扩大至北方14所高等院校，2009年第九版扩大至全国39所学校。从1979—2013年共出版了10版。[谷书堂、宋则行主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1982年修订本后记”、“1995年修订本后记”，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十版，第198-199页、204页；2009年版“前言”，第1-3页]

1979年夏，国家教委政教司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报告拨乱反正的要求，组织一部分高校教师集中到北京编写三门政治课的教学大纲。蒋学模任政治经济学教材大纲编写组组长。两个月后，编写出《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征求意见稿）发至全国高校试用和提出修改意见。同时，委托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根据大纲编写教材，主要供理工农医和部分文科系科作为政治理论课使用的教材，财经系科作为专业基础理论课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则另有安排。[毛增余：《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话》（第三辑 蒋学模教授），第171页]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全书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从1980年至2005年共出版13版。

由于我本人1988年到2013年一直参加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的编写修订工作，前后历经25年，通过比较“北方本”与“蒋学模本”，我发现其中有一些共同特征：一是这两部教材都是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时顺应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和发展规律，为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二是这两部教材都坚持编写了相当长的时间，社会主义“北方本”前后历经35年，大体每三年修订一次，“蒋学模本”前后历经25年，大约每隔两年修订一次；三是教材的适应面比较广，社会主义“北方本”除用作全国文科和财经类教材用书，1986年起还被国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确定为全国高等教育财经类自学考试用书，“蒋学模本”除作为理工农医和部分文科科系政治理论课教材外，还得到国家教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推荐；四是发行量都比较大，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1979年至2003年发行逾150万册，这在全国专业类教材中似不多见，“蒋学模本”作为政治课教材更是创“天量”发行纪录，累计发行2000多万册，估计在世界教材发行史上也有一拼；五是都获得了一些重要奖项，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1988年获国家级优秀教材奖、1992年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1997年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蒋学模本”曾获得1997年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第三届普通高校优秀教材国家教委一等奖、1995年和1999年上海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除此之外，我觉得在两部教材编写过程中还有很多值得后人学习之处：一是主编的个人魅力，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历经35年长久不衰、队伍不散、成果不断，主要得益于两位主编的精诚合作和互相支持。两位大师的合作堪称佳话：从年龄上，宋则行比谷书堂年长8岁；从资历上，宋则行1941年入南开经济研究所、1945—1948年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英国皇家经济学会终身会员，谷书堂1946年入南开经济系学习，1950年留校任教，但宋则行一向为人谦和，做人低调，对母校南开一往情深，对谷书堂尊重有加，谷书堂也尽显大师风范，敬宋则行为师长，凡事均与他商议。正是两位经济学大家的博大胸襟和情怀，遂使“北方本”教材编写顺利，编写组气氛和谐。（林木西：《学贯中西、“史学论”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宋则行》，《辽宁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第19页）相比而言，因“蒋学模本”主要由复旦一家承担，似乎合作相对容易，但主编责任重大。据蒋先生回忆，第一版由9个人编写，初稿写得很快，但主编统稿任务繁重，历经一个多月时间才交付出版。从第二版起，主要和伍柏麟两人负责。[毛增余：《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话》（第三辑,蒋学模教授），第172页]也正是由于蒋先生的人格魅力和出色的组织才能，遂使教材与时俱进，不断生辉。

二是大师风范，甘为人梯。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在教材建设的同时促进队伍建设，在教材编写过程中促进中青年学者茁壮成长。我本人从中获益匪浅。我1978年入学、1982年读研究生，学的都是政治经济学，从1982年起担任宋先生的

学术秘书、工作助手，后来成为宋先生的入室弟子学习西方经济学。1988年进入编写组一直担任辽大方面的学术秘书，南开方面最早是常修泽教授，后来是周冰教授、柳欣教授。除了担任第三、四篇有关章节的编写工作，我还协助主编（主要是宋先生）做一些辅助性工作。谷先生、宋先生对我给予很大支持和信任，十分关心我的成长，2003年第八版时提携我任副主编（当时的三位副主编是南开大学朱光华教授、西北大学何炼成教授和我），2009年第九版实现主编的新老交替，由柳欣教授和我继任主编。在教材编写过程中，两位主编也十分注意倾听中青年学者的意见。“蒋学模本”的编写也如此。第十二版增加史正富教授为副主编，并在体系结构和内容修改上充分听取中青年教师的看法。据张晖明教授回忆，正是由于这种碰撞，使“《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有了一次大的飞跃，使得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与现实经济运行有了更好的拟合回归，这也是先生多次与中青年教师讨论交流后作出的抉择”。(张晖明：《与时俱进，理论之树常青——缅怀老师蒋学模先生》，《世界经济文汇》2008年第5期，第3页)

▲蒋学模曾经在复旦大学《文摘》担任编委，并在上面发表了不少翻译文章。

“不断改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除了在政治经济学教材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蒋先生对政治经济学的贡献还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中国改革开放经济理论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具有“北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家代表之称的于光远，与具有“南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代表称号的蒋先生有一次精彩的对话：于光远宣称自己是“死不改悔”的马克思主义者，蒋先生则戏称自己是“不断改悔”的马克思主义者。蒋先生还有一句名言：“不能守旧、不怕守旧”，表明自己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以及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时俱进、不断进取的科学精神和务实态度。

按照蒋先生本人的说法（2002），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特别是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也可能发生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界限、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本和剩余价值范畴、劳动力商品范畴的再认识以及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学说等。[毛增余：《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话》（第三辑 蒋学模教授），第154-158页]

洪银兴联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着重分析了蒋先生六个方面的经济思想（1994）：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探索与创新，对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存关系的阐发，对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探索，对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分析，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内部商品关系的探索，对计划和市场结合的调节机制的探索与创新。(洪银兴：《蒋学模经济思想述评》，《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第48页)

蒋学模对自己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理论的研究，进行了五个方面的阐述（2002）：关于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经济改革问题，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和前途问题。[毛增余：《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话》（第三辑 蒋学模教授），第167-171页]

值得一提的是，蒋先生和宋先生在许多问题的研究上是相通的，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相互借鉴。1990年7月，由蒋先生主编、王志华副主编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在第一篇第一章第一个小注中，第一个提到的是“截至1989年4月止，笔者所见到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方面的专著，按出版先后，有：宋则行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效益概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版）”。宏观分析尤其是总量分析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分析的传统，作为凯恩斯的得力助手斯拉法、凯恩斯左派主要代表人物琼·罗宾逊的博士生，宋先生在传承这一传统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不断发展。1989年，主编出版了《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1997年获得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在编写本书时，还借鉴了符钢战、史正富、金重仁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一书（学林出版社1986年12月版）。蒋学模先生主编的这本《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是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研究项目的成果，在编写过程中吸收了编写组1987年下半年至1989年上半年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刊物发表的20多篇前期研究成果，同时在研究方法、体系结构和主要内容等方面进一步创新，从而对全国高校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研究和发展，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缅怀蒋学模教授、宋则行教授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理论所做出的贡献，正是为了激励我们更好地传承他们的治学风格和对中国迈向社会主义强国之路在理论学术方面的执着追求，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新进程中扎实前行。

作者：林木西（作者为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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