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季娴校长”这个称谓，在上海基础教育史上是熠熠生辉的。她是带领上海市两所普通中学成为知名重点中学的功臣，是一大批上海优秀教师和特级教师、特级校长的伯乐和领路人，也是无数学生们心目中的人生导师……至今师生们也难以忘怀坐落在大同中学西南角那个面积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光线不好，设施非常简陋，办公桌比现在学生课桌大不了多少，面对西窗，窗外是嘈杂的马路，但王校长多年来就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办公，带领两百多教师、两三千学生，书写了上海基础教育史上令人难忘的篇章。

最为师生们津津乐道的，除了在王校长带领下节节攀升的升学率，还有她超前的素质教育意识——在那个还没有“素质教育”提法的年代，王校长就非常注重让学生们在德、智、体各个方面都得到发展。如果穿越时光的年轮，回到当年的校园，会看到操场上一派龙腾虎跃的热闹景象，足球场天天满场，学生们要踢到天黑找不到球才作罢。这样的景象在今天的中学校园里恐怕再难重现。

今年恰逢王季娴校长百年诞辰，日前，“人民教育家王季娴办学思想座谈会”在沪召开。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温王校长当年的教育理念和管理经验，或许会为今天基础教育的探索带来启示。

“如果时光倒流，我依然选择在校园耕耘”

对于沉默寡言的王季娴来说，教书不是她的第一志愿。在战火纷飞的抗日年代，她最初的梦想是通过科学实业救国。1918年8月17日，王季娴出生于山东诸城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经常教导她“爱国就要有知识，要靠自己奋斗”。耳濡目染之下，她自小就形成了“读书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想。胸怀科学救国的志向，1939年高中毕业后，她考入燕京大学就读化学专业。然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闯进学校，限令师生两个小时内全部离开。平静的校园生活和救国梦被粉碎，加之战乱年代难找工作，恰好当时中学需要有学历的数学教师，而她也喜欢数学，便答应了去教数学。1942年到1952年间，她先后在山东青岛文德女中（现青岛女中）和市立女中（现青岛二中）任教。

就这样，王季娴的教育人生“无心插柳”地开始了，一晃就是将近70年，已然绿树成荫。虽然没能成为一名科学家，但她还是以另一种身份践行了自己的“读书救国梦”：凭借着有创见的教学理念和管理经验，在新中国成立初和改革开放起始时，她先后为将上海市大同中学和上海市第八中学打造成名校奠定基础，为祖国的建设培养了大量人才，也为上海基础教育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时任上海市教委主任张伟江曾这样评价：“信念、科学和艺术的融合造就了一大批永载史册的教育家，王季娴校长是其中的一位。”

▲年轻时的王季娴

1953年，上海的建设和管理需要各地支援，王季娴被选调到上海工作，于1954年1月受上海市教育局委派到大同中学任校长，同年兼任党支部书记。当时的大同中学只有四座破旧的教学楼和一支人心不稳的师资队伍，但短短几年后，一跃成为全上海数一数二的知名中学。1959年，大同中学被确定为上海市23所重点中学之一，并在她的带领下，教育、教学质量逐年稳步提高，跻身市重点学校的前列。60年代中后期，受左倾思潮和“文革”的影响，她被先后撤去大同中学党支部书记和校长的职务，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从事教育工作。尽管如此，她也没有失去发展中国教育事业的决心。1978年2月，恢复工作的她被调往市八中学担任校长，并于1981年兼任党支部书记，就此拉开了另一段打造名校故事的序幕。

1984年9月离休后，尽管离开了学校，王季娴依然活跃在教育园地。1985年至1994年，她承担国家教委和上海市教育史志的编写任务，参与编写《中国教育年鉴》《中国教育大辞典》《上海市学校概况（中学、小学、幼儿园）》《上海普通教育史》等。1986年至2003年期间，她被聘为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讲学团团员。步入90岁高龄，她依然和昔日的学生一同探讨教育问题。直到生命的尽头，她还一直为当下教育如何走上新路出谋划策，并告诫大家要努力使教育走上正道。

“如果时光倒流，我依然选择在校园耕耘。”王季娴曾这样说。或许，冥冥之中，教书育人的种子早在燕京求学时就已在她心中埋下——燕京大学的校训“三育并重，因材施教，培养高素质人才”，她一直牢记并融入到自己一生的教育实践里，办起了没有“素质教育”之名的素质教育，让“因材施教”不仅仅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深入到中国教育的现实土壤里。

“只有教师的全面负责，才有学生的全面发展”

今天，中国基础教育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常被人们诟病：学生压力大，课业负担重，在无休无止的题海战术中消耗自己的童年；因材施教的理念已成为干巴巴的口号，而被束之高阁，那些严重偏科的学生难以在现存的考核机制中脱颖而出……如何兼顾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化发展，如何兼顾升学率和素质教育，这些亘古不变的基础教育难题在王季娴校长那里却得到了微妙的平衡。她从不避讳谈升学率：“老百姓需要升学率。升学率一定要抓。”初到市八中学时，学校的高考升学率只有50%—60%，此后逐年上升，达到90%以上。与此同时，她也提出“不能片面追求升学率，不能违背教育规律来抓升学率”，“要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要德智体全面发展”。教师上课不能拖堂，切实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还让教师下课后千方百计地把学生往操场上赶。当年的大同中学有40余个课外兴趣小组，堪比今天的大学社团，满足了学生张扬个性、凸显特长的需求。

如何做到这一点？王季娴的回答质朴却不简单：“只有教师的全面负责，才有学生的全面发展。”这是她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她抓毕业班，努力让学生远离无意义的题海战术。“因材施教”四个字虽是老生常谈，但真正实践起来却很难。她的方法就是一个词：过细。她在市八召集高三的教师，与他们一起对所有毕业班学生一个个分析：哪些是尖子学生，教研组怎么加强指导，发展他们的特长，争取在竞赛中出成绩；哪些学生学习上有短板，需要教师特别关注。原市八中学数学教研组长钱逸欣就难忘王校长让他立下的“军令状”。“有一次，王校长在研究了学生各科成绩后，发现有些学生是‘跷脚’，其他各科成绩尚可，唯独某门成绩不好，这门成绩的提高成了这些同学能否被高校录取的关键。于是她交给我一张十几名数学成绩不好的学生名单，让我‘承包’。我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将每个学生作业和试卷中的错误情况单独‘列账’，拟定针对性的辅导教学内容，结果这些学生绝大多数考进了大学，我心里乐滋滋的，尝到了因材施教的甜头。”

王季娴还经常强调，要改变题海战术疯行、学生负担攀涨的现实，归根到底就是要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改善教学的各个环节，从教师的备课、课堂教学到考试、命题，让学生更有效率地学习，授之以渔。“在她的领导下，学校的教研组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备课组每周活动一次，主要内容是讨论下周课程，内容很具体，小到通过什么题目来落实课题，都一一讨论。一次举行教研活动，她把高一年级四位数学教师的课集中调到上午，让全组其他教师听课。四位教师教相同内容，课后开教研组会议评议，极大地促进了教学研究。她还经常深入课堂听课，从不事先打招呼，上课时突然进门坐在空座上，有时不进教室，站在教室外听你一节课，课后交流时，你会发现她的听课十分认真。”钱逸欣回忆道。

现在的中学校园里，“语、数、外”是“超级大国”，其次是“理、化、生”，最后才轮到“音、体、美”。但当年王季娴对音、体、美却非常重视，这些在其他学校被视为“小三门”的学科，在当时的大同中学却成为一大特色教育，各科都有专业出色的教师任教，培养出一大批艺术、体育人才。原大同中学美术教师张文祺就非常感恩王校长当年对美术学科的重视：“我当年从美专毕业到大同中学任教，一心想当画家，上课只是应付。王季娴就开导我，当画家当然对国家有贡献，但只是一个人成功，如果你能培养学生，就会有很多画家出来，对国家贡献不是更大吗？她的话让我深受启发。”后来，张文祺指导的学生美术兴趣小组渐渐在全市有了名气。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他自己成了一名全国著名的美术特级教师，而他指导的很多学生也成了海内外著名画家和优秀美术工作者。

而即便是顽劣的“问题学生”，王季娴也从未放弃他们。曾经有个华侨生，因为动刀子打架，原来的学校管不了，教育局将他安排到大同中学。学校不是寄宿学校，但特地为他腾出一间宿舍。他成绩极差，学校就专门派优秀教师和团员帮他补习。他喜欢体操，学校就为他辟出体操室训练。他还会拳击，学校就买来拳击手套、沙袋，让他边练边做教练，学校拳击队参加比赛时，他竟然得了个全国最轻量级冠军，成了《新体育》杂志的封面人物。他还会演戏，学校就在自编自导的小话剧中让他当演员，居然被来大同中学体验学校足球生活的上影厂导演看中，在《两个小足球队员》中扮演主角之一。他慢慢变成了一个好学上进的好学生。王季娴在谈及这件往事时说：“学生的潜力要靠教师去挖掘，特别是调皮学生。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想教的教师。”

▲当年的大同中学有40余个课外兴趣小组，堪比今天的大学社团。照片为王校长与荣获60-61年两届上海市少年足球锦标赛亚军的大同中学校队（暨南市区少年足球队）合影

她不过用了最“笨拙”的方式，将每位师生放在心里

如今，人人都强调要素质教育，但在那个还未有此称呼的年代，王季娴为何会有这样的卓有远见呢？对此，她本人从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高大上的教育思想和理论。每当别人问起，她总是谦逊地说：“我只是把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作为自己的责任。”

王季娴曾经的学生，全国优秀教师、上海首批特级教师周继光认为，党中央两次关于“教育方针”的大讨论，与她执教大同中学、市八中学的时间不谋而合。1957年2月，毛泽东提出：“中国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78年9月，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大会上重申“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方针贯穿到底，贯彻到整个新社会的各个方面”。1995年3月，第八届人大通过《教育法》，这一方针被正式作为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沿用至今。可以说，王季娴用自己一生的教学实践身体力行地诠释了党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让它不仅仅停留在一句空洞的口号。

王季娴坚守的教育理念一直都是以人为本，从实际出发。在一本由五代大同中学师生自费结集出版《桃李不言》纪念文集中，许多作为王季娴曾经学生的上海特级教师，以及其他在她领导下工作过的老师们，当谈到王季娴校长成功的关键时，都绕不开“深入群众”、“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些关键词。王季娴自己也常说，“教师应该从学生的角度去想问题，多为学生着想，了解学生的问题和需求；校长应该从教师的角度去想问题，多为教师着想，了解教师的需求和问题。”许多师生也坦言，纵观王校长一生的教学实践，她没有什么宏大的教育思想，只不过用了最“笨拙”的方式，将每位师生放在心里。小到每一位学生、每一位老师，她都能对症下药地发现他们的问题，量身定制地挖掘他们的长处，调动他们学习和教书育人的积极性。

这种实事求是的教育精神和办学理念也深深感染了一批又一批教育工作者。原上海市第八中学校长陈志龙、卢起升都说过这样的话：“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学校的教育、教学要求也随之变化，但王校长为市八中学留下的精神财富将会激励一代代市八人去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实现既定的目标。”今年纪念王季娴百岁诞辰之际，“王季娴校长纪念馆”、“王季娴办学思想研究中心”也即将在她的家乡诸城市成立。据诸城市教育局局长李熙良介绍，目的就是要把这位人民教育家  “心中有党、目中有人、善待教师、关爱学生”的教育思想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2014年10月12日，王季娴校长与世长辞。但对于那些她所成就的教育工作者而言，她的精神早已化作满天的星辰，指引着他们在未来中国基础教育领域中不断开疆扩土。

作者：本报见习记者  陈瑜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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