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伯的安慰者——邪恶，文明的错位”

特里·伊格尔顿：《论邪恶：恐怖行为忧思录》第三章

这些日子以来，不管什么时候发生一些悲剧或者自然灾害之时，我们都能发现一群男女高举自制的标语，上面刻着大写的字"为什么？"。这些人并非真的想要寻找什么解释。他们非常了解，地震的发生是因为地心深处的岩浆爆发。或者说，命案的发生是因为连环杀手太早从监禁中释放出来。"为什么？"并不意味着去寻求"导致其发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应该说，这样的标语，其哀叹意味大于其质询意味。这些标语口号，其实是对这个世界中如此深刻的逻辑匮乏而发出的抗议，是对那些看起来无意义的残忍事件所提出的反对。

一种传统思想的分支，即神义论（Theodicy），尝试着去解释这一显而易见的无意义。"神义论"这个词在字面上意味着"为上帝辩护"（Justifying God）。因此，它为这个世界的扭曲与可悲寻找原因的根本，是为了保护全爱的上帝免遭可怕的指责--即"上帝的任务，已经灾难性地失败了"。神义论希望通过一种让全能的上帝摆脱困境的方式，去解释邪恶的存在。在英国文学中，最能代表这一解释方式的艺术作品，正是弥尔顿的鸿篇巨著《失乐园》。在其中，诗人解释了人性为何会处于如此邪恶的境地，以此来为"上帝对待人类的方式进行辩护"。对弥尔顿这个革命者来说，其中包括这一问题，就是为什么他所希望看到的，由英国革命所引导的政治天堂，会遭遇如此凄惨的扭曲命运。然而，对一些读者来说，作者这番试图为上帝开脱的虔诚尝试，最终只会令他承受更为深刻的诅咒而已。就像诗人所做的，试图为上帝提供一系列详尽的论据，以此来为其辩护，注定会将其拉低到跟我们一样的水平。上帝，不像王子或者法官那样，他是不容辩护的。

神学家肯尼斯·苏林（Kenneth Surin）指出，人们越是把这个世界看作是一个理性的、和谐的整体，如同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所作的那样，邪恶这个问题就越是会变得具有压迫性。现代人则试图从启蒙运动乐观主义的世界观来解释邪恶。在他们看来邪恶正是理性之光背后的阴影，是理性无法驱逐的角落。邪恶是整个宇宙秩序中的捣乱者，是牡蛎中的砂砾，是秩序井然世界中的不恰当因素。要解释这一异常现象，神义论可以提供数不清的论据。比如，我们所说的童子军、或者冷水澡这样的例子中邪恶的存在就被视为道德人格建构必不可少的根基。这一观点肯定会吸引安德鲁王子，他就认为，在福兰克岛战役中被子弹击中，非常有利于人格的塑造。以此观点来看，邪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事善行、实践责任的机会。一个没有邪恶的世界肯定会变得平淡无奇，以至于无法激发我们去从事任何的善良行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恶魔，就采用了这么一种观点来为自身的存在辩护：他对伊万·卡拉马佐夫说，他就是要去扮演一个对抗上帝的创造物，一个制造摩擦与否定性的角色，一种难相处的因素。这样一来，就能够保护上帝的创造物不会因为极度的无聊而陷入崩溃。他强调说，他就是不确定方程式中的那个"X"——是宇宙中的"必须的否定性"，如果没有它，纯粹的和谐与绝对的秩序肯定会分崩离析，最终一切都将消失殆尽。

将邪恶视为必要的崩溃或者反抗这一观点，最终会变成这么一种宣称：将你的内脏提取出来、燃烧、尔后塞到你的嘴里，就会让你成为一个人。就像要当一名海军陆战队员，这会为你提供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去探明，你自己究竟是由哪些钢筋铁骨组成的。理查德·斯温伯恩（Richard Swinburne）写道，当我们容许以"广岛、贝尔根贝尔森、里斯本地震以及黑死病"为例去为上帝辩护之时，人类就能够生活在一个真正的世界，而非一个玩具世界中了。我们很难相信，除了牛津剑桥的导师之外，还有谁能够描绘出这么一种意绪。

确实，有些时候善可能来源于恶。也许对那些高傲的人来说，惨痛厄运的发生可能也没什么错。甚至有人提出说，现代世界中显见的意义崩塌看起来颇令人担忧，不过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因祸得福呢？一旦我们发现，事物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那么，我们就能自由地为其赋予任何我们觉得最有成果的意义。从传统意义的碎石堆中，我们可以创造出更为适用的意义來。这样一来，我们最终是能在那看似灾难的东西里找到有利之处的。

尽管如此，善并非总是诞生于恶；即便善确实诞生于恶，这情况也太过特殊而无法评判。傲慢之士可能可以找到一些不是那么激烈的方式，学一点谦虚而非闲散地伸展四肢。无疑，从大屠杀当中能够产生一些善，尤其是勇气以及受难者之间的同伴之谊；但是要去想象，能够用任何一点人类慈爱为其进行辩护，这可能是一种道德上的淫秽。尽管在新约中，耶稣花费了大部分的人生用以医治病人，但是他从来没有建议病弱者，去和他们所承受的痛苦进行和解。与之相反，他似乎将他们的苦难视为魔鬼的恶业。他并没有说，天堂能够为他们的苦痛提供适宜的补偿。即便痛苦让你变得更加温文尔雅或者更加聪明，这对你而言，仍旧是恶的。你想通过这种方式，而不是其他别的方式，让自己变得更加文雅、聪明，这仍旧是一件坏事情。

这又将我们带回了"幸运之堕落"这个主题。"幸运"这个词是否意味着，它的发生就是一件好事？我们同自然的分离以及所踏上的历史是否是一件积极和正确的事？并不尽然。无疑，历史为我们带来了许多重大的成就——但是其所付出的代价是无法估量的痛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叙述的这两个视角之间是紧密相连的。对我们来说，如果人类仍旧只是小小的变形虫，这可能会更好。如果人类最终毁灭了自身（从人类这令人惊讶的野蛮历史来看，这一结局未必不可信），我想这可能会是许多人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里所想的东西。进化，以及由此所诞生的整个人类历史，是否只是一个漫长、恐怖的错误？在所有的东西彻底逃脱我们的控制之前，我们是否应该将其彻底消灭？毫无疑问，肯定有许多思想家就是这么想的。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叔本华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在《失乐园》中，弥尔顿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则更加模棱两可。作为一个相信冲突之必要性的改革派清教徒，弥尔顿并不是特别相信伊甸园那么一个静止的和谐世界。但是，作为一个渴望着上帝之城的乌托邦思想家，以及一个敢于在英国内战期间，渴望清教徒政党能够在地球上实现上帝之城的思想家，弥尔顿的思想内部隐藏着一种对于幸福乐园的乡愁。可能在弥尔顿眼中的真实是：如果我们并没有从伊甸园中驱赶出来，一切将会更好--但是，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我们现在就有机会去获得一个更加光辉灿烂的福佑。

哲学家布莱恩·戴维斯（Brian Davies）指出，即便善真的诞生于邪恶之中，那么,我们要去追问的是"我们用什么去制造一些能够阻止邪恶的人（比如，上帝），以此，善就能从恶中诞生出来？"他难道不能找到一些更加有说服力的方式，去测试我们的勇气，而不是用登革热、英国蜘蛛、或者狼蛛？或许对于这个特定的世界而言，邪恶是必可不少的。但是，为什么上帝不创造出另外一种不同的东西？一些神学家声称，上帝不应该创造出一个不带任何痛苦与磨难的物质世界。在此理论看来，如果我们想要感官上的愉悦，或者如果我们只是想要身体，我们就不得不承受剧烈的痛苦。哲学家莱布尼茨认为，我们所拥有的正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但是对其他思想家而言，这个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观点，跟最大的质数这样的观点一样毫无连贯性可言。在任何一个具体的世界中，你都可以去想象一个更好的世界（比如说，那个凯特·温斯莱特就住在你隔壁的那个世界）。

此外，还有这么一种被称为大图景（Big Picture）的观点。它认为邪恶并非真的是邪恶的，它不过就是我们无法辨认出来的善。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整个的宇宙图景，从上帝的视角来看整个世界，我们就能发现，在我们面前呈现为邪恶的东西，其实在总体的善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如果缺乏邪恶这个角色，整个世界就无法正常运转。一旦我们将事物放在大图景的语境中进行考量，原本看起来坏的东西，就能变成好的。比如说，一个小孩子看到一个女人正在锯掉一个人的手指之时，他会惊骇万分。但实际情况是，这个女人其实是一个外科医生，而这个被锯掉的手指是因为损伤地太严重而无法修复了。在这个意义上，邪恶并非就是我们所见即所得的东西。我们都是一些短视的造物，如果我们看到眼前有人正将小婴儿放在火上烤，我们肯定无法接受。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扩展自己理解的视角，将这一行为放在一个更大的计划中去思考，我们就能看出它的指向所在，甚至很可能满腔热情地伸出援手。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有很多更加令人信服的观点。这种前后颠倒的观点来自于尼采。他宣称，如果你同意某一种欢乐的体验，你就也可能同意这世界上所有的痛苦和邪恶，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交织混杂在一起的。

有些人把邪恶看作是一种神秘。在一定意义上，人类世界如此不完美的原因其实是昭然若揭的。这是因为，人类彼此之间可以自由地进行攻击、剥削和压迫。这不能归罪于一些人所说的自然邪恶（地震、疾病等等）。即便我们今天的人们远比祖先有了更多的理性，并且明白，那么多所谓的自然邪恶实际上都是我们亲手造成的。现时代已经大大模糊了自然与历史之间的界限。天启论的传统将整个世界看作是烈焰与洪水之间的终结，看作是山川翻滚、天空碎裂、天堂震颤等一系列的宇宙的无穷凶兆。不过，这些空想家们从来就没有想到说，我们人类，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生物，可能需要为此宏大的情节担负责任。天启论一直都是一些落在我们头上的东西，而不是一些由我们所产生的东西。

对于宗教信仰者而言，他们的问题并不真正在于，为什么世界上会有如许的邪恶。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一个皮条客要把30个入境的阿尔巴尼亚人囚禁在一家英国妓院里当性奴，这一问题显然没有任何神秘可言。对这些信仰者来说，问题在于，为什么人类一开始就被创造为能够自由地做恶。一些信仰者认为，人类被自由创造这一点是这一问题的主要矛盾所在。这是因为问题之中的创造者是上帝，他本身就是纯粹的自由。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类，这种相似性并不意味着人类就是上帝的木偶。如果上帝所创造之人真正是属于他的，那么他们就必须按照他的自由生活来生活；如果他们是自由的，那么他们就必须自由地走上邪路。按照这一理论，任何一种能够做好事的动物，都必须在逻辑上也能够做恶事。

来源：特里·伊格尔顿：《论邪恶：恐怖行为忧思录》（林雅华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