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半决赛现场，美籍华裔选手苏飞雅在进行演奏。（比赛组委会供图）

中国第一部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首个全国性的小提琴比赛均诞生在上海。而从上海走向全球的小提琴家更是不胜枚举。1960年，由当时上海音乐学院三年级学生俞丽拿、丁芷诺、吴菲菲和青年教师林应荣组成的上海女子四重奏，参加德国舒曼弦乐四重奏国际比赛获得第四名，这是来自中国的重奏组合首次登上国际领奖台。

自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小提琴事业一直蓬勃发展。从潘寅林、徐惟聆、上海四重奏、王冰等，再到如今的黄蒙拉、王之炅等一批音乐界的中坚力量，他们都是上海培养出的小提琴家。这座城市的小提琴文脉延续至今，成为上海文化品牌中极具代表性的一张名片。

2016年，首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应运而生。比赛评委联合主席之一、小提琴家徐惟聆表示，上海在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进程中，应该有一个具备全球影响力的小提琴比赛，向世界展示其深厚的音乐底蕴和文化，并在全球挖掘、培养和推出一批从上海走出去的青年小提琴家。

▲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教授、著名作曲家丁善德之女丁芷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眼下，第二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正在火热进行中，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教授、著名作曲家丁善德之女丁芷诺对此感慨万千。记者近日就改革开放40年来小提琴事业在上海的发展与成就，与这位亲历者和见证者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访谈。

记者：上世纪60年代，您作为上海女子四重奏的成员曾经登上国际领奖台。1985年，您带队指导的上海四重奏小组，在第三届英国朴茨茅斯国际四重奏比赛中夺得第二名。作为这两次国际比赛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您有哪些难忘的回忆？

丁芷诺：1960年，我们接到上海音乐学院的通知，同年七月在德国柏林有舒曼国际弦乐四重奏比赛，管弦系教研组便组成了一组“男队”和一组“女队”。俞丽拿等我们四个女生成立了上海女子四重奏，但学校里的苏联专家却不愿教“女队”，说我们太年轻。“男队”上课的第一天，我们准备去旁听，专家迟到，男生们则吃饭去了，我们便用他们的琴演奏起来。苏联教师一看，怎么男的变成女的了？听了一会儿发现水平还可以，才答应给我们上课。当时，学校的图书馆里只有一本舒曼的乐谱，男生们把谱子借走了，而我骑着自行车跑到老师的家里，才借到另一份舒曼的乐谱。

▲1960年，由当时上海音乐学院三年级学生俞丽拿、丁芷诺（左一）、吴菲菲和青年教师林应荣组成的上海女子四重奏，参加德国舒曼弦乐四重奏国际比赛获得第四名，这是来自中国的重奏组合首次登上国际领奖台。图为1960年的上海女子四重奏。（丁芷诺供图）

那时，我们废寝忘食地拉琴，比如吃完午饭以后，只休息10分钟就接着开练了。苏联专家说，像这样进行高强度练习会过劳的。但当时我们很年轻，浑身充满了热情，根本感觉不到疲惫。后来参加舒曼弦乐四重奏国际比赛时，我们是背谱演奏的，因为所有音符都内化在了心里。这一年，“女队”在全国比赛中被选上了，当时室内乐在中国还非常不普及。就连在国外，也很少有四个年轻女孩组成的重奏组出现。所以，同年当我们在柏林舞台上比赛完毕后，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从此，上海女子重奏组就保持下来了。我们也立下大志，一定要为室内乐在中国的发展作出贡献。

▲1960年，上海女子四重奏在台上演出。

而在1985年，作为上海四重奏小组参赛带队教练的我，刚教会李伟纲、李宏刚、王征、马新华四位成员全部参赛曲目，他们就马上出发去参赛了。比赛时，有评委问李伟纲为何选择贝多芬《第135号弦乐四重奏》，他就回答说因为这部作品时间最短。事实上，这也是他们学会的第一首贝多芬四重奏。那时，国内的音乐教育资源依然比较匮乏，有些老一辈音乐家连五线谱都是自己手绘的。上世纪80年代我前往美国交流之前，就从未在国内见过海菲兹的演奏录像，于是我从美国拿到了这些影音资料，并把它们带回了上海。而现在的学生，从学琴条件到能获得的机会，都比以前要好太多了。

▲1985年，由丁芷诺带队指导的上海四重奏小组，在第三届英国朴茨茅斯国际四重奏比赛中夺得第二名。图为上海四重奏小组获奖归来后与丁芷诺（左三）的合影。（丁芷诺供图）

记者：上世纪80年代初期，您曾作为中国小提琴教师代表团成员，到美国交流学习。中国小提琴教育事业在和国际的不断互动中，得到了怎样的发展？

丁芷诺：1982年，中央音乐学院的黄晓芝、上海音乐学院的俞丽拿和我组成的小提琴教师代表团访问美国，我们在三个月内走访了15个城市、近20所音乐学院和大学音乐系。我作了《中国小提琴民族风格》的讲演，俞、黄两位老师分别演奏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及不同时期的中国作品。代表团访问结束后，作为访问学者的我用一年的时间，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曼哈顿音乐学院、茱莉亚音乐学院听课，还两度参加了阿斯本弦乐夏令营，在过程中开阔了眼界，收获不小。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音乐学院的黄晓芝、上海音乐学院的俞丽拿和丁芷诺（左二）组成的小提琴教师代表团访问美国，在三个月内走访了15个城市、近20所音乐学院和大学音乐系。图为小提琴教师代表团与小提琴大师海菲兹的合影。（丁芷诺供图）

其中，最吸引我的是遍及美国各地的音乐夏令营。夏令营就像一个大花园，孩子们在良好的音乐环境里参加演奏，向老师和同伴学习。于是，我和同事就把这种有助于音乐人才成长的夏令营搬到了中国。1991年，我们在厦门鼓浪屿和澳大利亚专家一起举办了首届弦乐夏令营，如今已举办到第21届了。可以说，夏令营大大激发了孩子们演奏音乐的热情，哪怕平时不太愿意练琴的琴童，也变得热爱音乐、积极练琴了。

▲上世纪80年代初，丁芷诺访问美国时作了关于中国音乐的讲演。（丁芷诺供图）

周末音乐学校是另一个让我获益匪浅的概念。我发现美国的大学普遍没有设立附中、附小，而是采用周末上课的方式来培养有音乐才能的青少年。这样，他们文化课基础扎实的优势，日后在成为职业音乐家时得以显现。改革开放后，我国学小提琴的孩子数量大增，但在上世纪90年代，上音附小每年全国只招五名小提琴学生。为了让更多孩子能获得良好的音乐学习环境，我们在1994年参照美国周末音乐学校的模式，办起了丁善德音乐学校（最初是“申大少年班”）。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也是培养人才的一种好模式。

记者：新中国成立以后，有哪些颇具知名度的小提琴比赛？在您心中，艾萨克·斯特恩小提琴比赛是个怎样的比赛？

丁芷诺：比赛无疑是发现小提琴演奏人才最好的舞台之一。1963年上海之春的小提琴比赛可视为中国最早的专业比赛。上世纪80年代及以后，文化部陆续主办了多届全国小提琴比赛，在每届比赛中涌现了许多优秀人才。现在世界各国的交响乐团里，都能见到中国的演奏者。但后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内的比赛越办越多。有时，一件好事如果不小心走了弯路，后果就不好了。我觉得“比赛”在某个阶段确实变了味，出现为“某人”或为“某团体”拉票、争名次的现象，甚至传出“比赛获奖者已经内定”的消息。一些国际比赛亦是如此。比如在某个钢琴比赛中，一位日本老板出资，结果他的大儿子得了青年组第一名，小儿子得了少年组第一名。这样的比赛，还有谁会去参加呢？

▲第二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决赛入围者与评委合影。

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在成功举办首届的基础上，今年又举办了第二届。这项比赛评委之权威、对选手要求之全面、对评委打分要求之公开等，无一不创造了一个尽量公平的比赛环境。我听了好几场斯特恩小提琴比赛的现场，对选手水平之高印象极为深刻，尤其高兴的是看到中国选手的成长。中国选手一度“只有技术，音乐却差”“只见音符，不懂音乐文化背景”的情况已大有改观。我相信中国小提琴事业会在新生代的努力下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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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的肇始之地，也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发祥地。从小提琴领域看，早在上海交响乐团前身上海工部局乐队时期，海菲兹、克莱斯勒等一批当时全球著名的小提琴大师就在上海登台演出，不仅上演经典名作，还频频演出作曲家最新作品，让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音乐生活几乎与欧洲同步。

在那时，不少中国人向上海工部局乐队的乐手拜师学琴，开启自己的小提琴之路。如聂耳曾跟随王人艺习琴，而王人艺的老师就是工部局乐队的中国乐手。无独有偶，成为工部局乐队首批四位华人演奏家之一的谭抒真，也曾先后跟随工部局乐队的荷兰籍乐手，以及著名意大利小提琴家富华学习，并逐步成长为中国小提琴事业的先驱。

而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音乐学院的“中国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为小提琴民族化的发展作了许多大胆的尝试与努力。脍炙人口、享誉世界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就是该小组的探索成果之一。作为当年“中国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的成员，丁芷诺教授应本报之邀，撰文写下她记忆中的上海小提琴往事。

“这个扛在肩膀上的盒子，声音怪好听的”

文/丁芷诺

西方音乐真正传入中国的历史并不长。在20世纪初期，通过萧友梅、李四光、马思聪等早期留学生，以及西方国家在中国所办的教会学校、传教士等的介绍，中国人才慢慢接受了小提琴这件美妙的乐器。1927年萧友梅在上海创立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上海音专，这是国内历史最悠久的音乐学院。上海工部局乐队虽建于19世纪末，但直到1917年后才有谭抒真等中国乐手加入。二战期间纳粹排犹，欧洲卓越的小提琴家卫登堡避难来到上海，他的名声迅速传开。陈宗晖、司徒家族（该家族中包括后来成为中央乐团首席的司徒华城）、谭抒真、马思宏、窦立勋、毛楚恩等人都成了卫登堡的学生。萧友梅也请他在上海音专任教，当时卫登堡和其他犹太音乐家在上海、哈尔滨等地为中国的小提琴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51年，我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前身——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贺绿汀等老一辈音乐家们深感学习音乐要从小开始，在新中国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了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当时，少年班招生的年龄是11、12岁，用现在的眼光看年龄已经很大了。那时学乐器的人非常少，用小提琴去考试的只有我一个，其实入学前我小提琴也是父亲丁善德用拉二胡的办法教的。俞丽拿、沈榕、戴丽华等几位同学当时则学过钢琴，还有一位同学学过二胡。剩下的大多数同学都是音乐“白丁”，通过唱一首歌的方式展示自己的乐感、节奏感，老师以此判断他们能否够格考进少年班。入学之初，我们先学习基本乐理和钢琴，第二年老师根据大家手的条件，分别安排了七个人学小提琴，三个人学大提琴，其余人晚些时候再改学声乐、管乐、作曲等。我们在良好的音乐环境中受到了较为扎实的音乐教育。

▲上海女子四重奏的旧时合影。（丁芷诺供图）

据查，最早的中国小提琴标题性作品，是地质学家李四光在1919年留学时所写的《行路难》。马思聪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更创作了《绥远组曲》等多部中国小提琴作品，其中《思乡曲》至今依然是最受欢迎的中国小提琴曲之一。而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小提琴作品虽然出现了《新疆之春》《新春乐》《牧歌》《夏夜》等乐曲，但它们的知晓度限于专业圈范围，没有在社会上广泛流传。

1958年，我是不满20岁的上海音乐学院一年级学生。在新中国激动人心的建设进程中，我常和同学们一起讨论，如何使中国的小提琴在世界上占有一席地位。有一天，曾在浙江越剧团拉过多年小提琴，对民族音乐很熟悉的进修生何占豪来找我。他说，自己想用小提琴拉瞎子阿炳的二胡曲《二泉映月》，请求让我把它编成弦乐队版本。当时我和何占豪说我不会，何占豪就说“你父亲是作曲家，你应该会的”。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花了一个通宵写了一个版本，第二天同学们来上课排练时，我的小提琴老师赵志华正好听到，他问我这部作品是不是我改的。那时候我很紧张，生怕他因为我没练琴而不高兴。不料赵志华老师说：“非常好。”我高兴极了，接着我和同学、老师们又改编了《梆子风》《旱天雷》等乐曲，还组成了“中国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努力学习各种民族音乐。

▲图为上世纪5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中国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的部分成员。（丁芷诺供图）

这对从小学西方音乐的我们来说，打开了又一座音乐宝库的大门。小组改编的乐曲极受欢迎，电台、出版社都来找我们。那时，学校组成了六个演出队，分别去浙江、安徽、江西、山东等地表演。许多农民都来听我们的音乐会演出，虽然他们是第一次见到小提琴，但因为是熟悉的中国曲调，有浙江山区的山民就很欢喜地表示，“这个扛在肩膀上的盒子，声音怪好听的”。后来，何占豪和作曲系学生陈钢合作，以越剧为素材写出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作品演出后得到很大成功，被评论为“这是真正的中国交响乐”。

编辑制作：文汇报记者姜方

责任编辑：邢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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