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医学结缘64载，与肝癌抗战半个世纪，今年88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肿瘤专家汤钊猷自认这辈子已经做了两件事——最早提出了“亚临床肝癌”，使不能切除肝癌的五年生存率从零提高到20%以上；最早建成“高转移人肝癌模型系统”，从中筛选出癌症治疗药物，并为全世界200多个科研机构提供研究素材。今年1月，美国最大癌症中心安德森癌症中心向中国索要这一模型，这篇20多年前发表的论文至今仍然生机勃发。

如今汤钊猷院士正全心全意扑在“第三件事”上：引导医生与患者改变抗癌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癌症康复之路。

今天（8），由上海东方肿瘤双防康复指导中心与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合作摄制的电视纪录片《汤钊猷：第三件事》举行了看片会，影片将于4月13日、14日下午5:30分别播放上下两集，4月15日上午8:30开始上下两集连续播放。

癌症患者要有主观能动性，把身体交给医生，把心交给自己。

“如果治疗癌症得了诺贝尔奖，一半成就给医生，一半成就要给病人。”这是汤钊猷近年来一直秉持的观点。他说，过去100多年我们对癌症的主要方法是消灭，却忘了癌症本质上是内外环境失衡导致的机体内乱。

面对癌症的久攻不下和持续高发，汤钊猷认为长久以来癌症治疗有这样几个问题：一是重硬件、轻软件，也就是大量资源投入到抗癌药物的研发上，对照顾患者的身心健康方面关注不够；二是重局部、轻整体，没有把人体当做一个整体来对待，对人体微环境和肌体关注较少；三是重消灭、轻改造，消灭是对的，不消灭癌细胞的“有生力量”，就无法达到治愈的目的，但是癌症不同于传染性疾病，只要把“入侵的外敌”消灭就好，癌细胞是由正常细胞转变而来的，还有可能被改造。

由此，汤钊猷提出了以预防为主、早诊早治疗、综合处置三大核心思想为基础的中国式控癌理论，如果说过去主导癌症治疗的关键是医生，在这一理论体系下，患者自身是否乐观、是否有战胜癌症的决心也在抗癌中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所所长王文健认为，这是研究了一辈子癌症的汤老在耄耋之年，以智慧与胆略，用独特的思辨方法提出的抗癌新思路，这一战略思想起到了两点作用，一是为医生提供了一种新的对付癌症的思路，二是提高了患者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能够把身体交给医生，把心交给自己。

“第三件事”可谓是汤钊猷人生的必然选择。他的父亲是早期留美高材生，他走上从医道路受他父亲的影响颇深。在西医看来，得了癌症就是要动手术，20世纪60年代他从事临床肝癌研究时，一台肝癌切除手术动辄十几个小时，患者却只能存活3个月，5年生存率不足5%。他开始思考这种哪里得了癌症就切除哪里的做法是否合适。

善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的汤钊猷将目光转向中医，他的夫人李其松对他影响很大。李其松与汤钊猷同是上海医科大学同学，学的是西医，后来转学中医，是一位在中西医领域都有建树的大家。汤钊猷的学生甚至这样说：“李其松医生是枝干，她为汤老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养分，才成就了汤老的枝繁叶茂。”

1979年，汤钊猷的小肝癌研究成果震撼全世界，那时世界上鲜有肝癌术后生存5年的案例，而在国内，大肝癌细胞在中西结合的综合治疗下转化为小肝癌，从而能被切除。在1991年召开的第二届国际肝癌肝炎会议上，近30名手术后生存10年以上的肝癌患者表演了大合唱，标志着中国肝癌的临床治疗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不管是从汤钊猷之前出版的《中国式抗癌——孙子兵法中的智慧》还是不久前刚出版的《〈论持久战〉与癌症防控方略》中，都能看出他对道家思想十分推崇，肝癌诊断的“难与易”、预后的“好与坏”、治疗的“是与非”、癌症治疗的“土与洋”、“多与少”、“正效与反效”等都可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思想来看，难怪有人说汤老其实内在遵循的是老庄的“无为”，不是无为而治，而是顺势而为。

如今，88岁的汤钊猷仍然精神矍铄，每天都要在电脑上写点什么，走中国特色的癌症康复之路，调动起更多患者的主观能动性，是这位老人余生都在努力的事。

作者：沈湫莎

编辑：金婉霞

责任编辑：姜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