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强近照。本报记者叶辰亮摄
【人物小传】夏强,中共党员,医学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副院长、肝移植中心主任,中国儿童肝移植领军人物。
春日的暖阳照进上海仁济医院的肝移植病房,白大褂、白床单、白被子,但一片白色里,令人无法躲闪的,是另一种颜色:孩子眼睛里的焦黄色。
这些孩子患有一种名为先天性胆道闭锁的疾病,如不及时手术,大多数孩子活不过出生后的第一个儿童节。
夏强给了孩子们第二次生命的可能。在他的带领下,仁济医院儿童肝移植例数已连续七年排名世界第一。他领衔制订的儿童肝移植技术规范成为“中国标准”。国际器官移植协会主席为他“点赞”,称“仁济肝移植是中国乃至全球最出色的之一”。
从“几乎末位”起步,到跻身世界前列,夏强向世界亮出高水准的上海医疗品牌,也书写了一部当代中国医生征服肝移植技术荒原的奋斗史。
“用医生的命去拼患者的命”
今年3月,“全国最美医生”颁奖典礼,来自广东的一个家庭作为患者代表给夏强颁奖。“我们看傻了,夏医生瘦了一大圈。”这位妈妈忍不住说:“他太累了!”
是太累了!今年春节,夏强病倒了,瘦了15斤。记者本月见到他时,他仍在康复中,但已经又没日没夜地扎进手术室。
为何如此拼命?因为,生命等不起!
就在去年8月23日,仁济医院成功完成第1000例儿童肝移植手术。夏强说,第一个500例,他们花了十年——从2006年到2016年;第二个500例,他们只用了两年。“这说明等待手术救命的孩子太多了。”夏强没有为数字而沾沾自喜,相反,感觉更沉重。
仁济医院肝脏外科护士长黄明珠也有类似感受。“病区又走了两个娃,都还不到一周岁。”黄明珠说,一个患儿突发消化道出血,心跳、呼吸骤停,抢救一小时后不得不宣告死亡;另一个患儿体重只有8斤,清晨吐了一口鲜血后丧失意识,家属思来想去决定放弃抢救。
我国每年约有近3000名儿童由于各种先天疾病导致婴幼儿终末期肝硬化,死亡率超过90%。以常见的胆道闭锁为例,由于胆汁无法排出,如果没有积极有效的治疗——也就是肝移植,其中90%会在一岁内因肝衰竭而死。
为了让更多患儿不失去治疗的机会,夏强与团队每天都排满手术,而且因为肝脏的“存活”有效期,一旦有合适的肝源,他们必须不分白天黑夜地手术,连续十多个小时高强度“作战”并不稀奇。
“用医生的命去拼患者的命”,在这里,这句话并不夸张。“你没法停下来,看着这些孩子,你总想,能再多救一个是一个。”这里的医生这样说。
信仰支撑,征服肝移植技术荒原
儿童肝移植并非能够轻松掌握的医疗技术,肝移植本身就是肝脏外科最高难度手术之一,何况又是给儿童做。“成功的机会不多,失败的机会很多。”夏强回忆。
仁济医院肝脏外科是一支平均年龄36岁、成立仅14年的年轻团队。2004年9月20日,夏强、张建军、陈小松、张明,四个年轻人在这里“白手起家”。
“那时,仁济的肝移植在上海各大医院几乎处于末位。”夏强说。那一年,他38岁。
“创业初期,有理想和激情支撑,你不觉得苦。整个上海都已进入凌晨的梦乡时,我们刚走下手术台,几小时后,整个城市刚刚苏醒,我们又精神抖擞地迈入病房,开始查房。”张建军说,当时他们每星期待在家里的时间都是“以小时计”。
他们玩命地工作,是为了一件事:征服儿童肝移植技术的荒原。
十多年前的中国,胆道闭锁的孩子几乎只能等死。2006年初,夏强开始了活体肝移植相关技术的攻关工作。
他们买来猪肝练习,去实训基地做动物实验,每天超过14个小时咬着牙苦练。十个月后,仁济医院第一例儿童活体肝移植手术成功开展。
第一步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以后的一路坦途。治疗上,科研上,难题接踵而来,夏强和兄弟们没有轻言放弃。“儿童肝移植领域少人问津,正是因此,那些重病的孩子才更需要我们。”夏强说。
奋斗者的坚持迎来了甘甜的果实。2011年,仁济医院成为上海首个肝移植超过1000例的医院,目前更是超过了3000例。其中,儿童肝移植数量已连续七年居世界第一,累积突破1300例。2016年,他们一口气拿八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一项项新技术由他们提出,他们还制定了第一版《中国儿童肝移植指南》。
欧美国家相继派医生前来学习;他们还为十几位马来西亚儿童实施了活体肝移植手术,对方多次对上海医疗为马来西亚提供的出色服务表示感谢。
“有人问我,凭什么最终走出困境?我想,这是信仰的力量。”夏强说,在他的团队里,90%是党员,信仰的力量支撑着他们十多年如一日“不打烊的”工作状态。
医患间的信任比黄金更珍贵
在仁济医院肝移植病房走走,你还会被一股丰盈的人性之美感染。在这里,有妈妈捐肝挽救10月龄儿子,有女儿献肝救父,有聋哑弟弟救兄,也有“同肝共苦”的兄妹情……更不用说医患间生死相守的关系。
如今,仁济医院肝移植手术平均时间已缩至6.5小时,术中平均无肝时间48分钟,30%病人不需要输血,这里的肝移植手术病人的五年生存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0%……这又是如何做到的?夏强说,除了一流的手术技术,还有一流的服务,“肝移植病人大部分需要终身服用排异药,这期间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需要‘终身保修’的,医生不能刀开完了,就啥都不管了。”
“医后服务”理念让夏强办起了肝移植病友俱乐部,每年他会把病友们召集回来,为他们体检,解决相应问题。
名气大了,病人也越来越多,夏强和同事们发现不少家庭因为承受不起手术费选择放弃治疗。“钱的事,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这里的医生有一个信念:不能让病人因为贫穷而失去生存的机会。在他们的奔走下,2011年,国内第一家“胆道闭锁儿童之家”成立,全程救助胆道闭锁患儿。
此后,基金会、企业和爱心人士纷纷捐资,在仁济医院完成的所有儿童肝移植手术里,有70%的患儿来自贫困地区,各类基金会资助完成的手术达60%。
除了筹钱,夏强和同事们还在干一件“分外事”——挤出时间外出上课。“中国需要救助的孩子太多了,我们需要推广技术,培训更多医生。”夏强说。
如今,儿童肝移植不只有仁济医院能做,但仍有病人宁愿排队,也要在仁济手术;在这里手术的病人有些甚至卖了房子,只为迁居仁济附近。这就是病人们对医生夏强的信任,医患间的这份信任,比黄金还珍贵。
作者: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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