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天的上海，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马路上、商场里，人烟稀少。

有一个地方与之形成鲜明反差，那里车辆交汇、人员进出，一派忙碌，大楼灯火通明，不分昼夜。

医学专家这样描绘此地：“你想找的专家都在这里，你能想到的信息大都在此汇聚。”

这就是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如果说，我们面临的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疫”，这里就是名副其实的“作战指挥部”。

昨天是上海报告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后的第16天，记者在这个“指挥部”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上海市预防医学会会长吴凡面对面，谈疫情关键节点、谈百姓防控要点、谈疾控科研、谈专家组内“火药味十足”的激辩……这名上海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上海市疾控中心原主任、市卫健委原副主任不回避任何问题，这名走路快、说话快的“疾控女侠”对记者只有一点要求——“真实”。

谈疫情转换关键节点

十多天过去了，防控千万不能麻痹

2月3日晚间，吴凡出现在上海电视台“夜线约见”栏目，她关于疫情进展的分析给予很多人新的信心。

她告诉大众：目前上海的疫情进展正值输入型的第一阶段转变为输入型与本地散发的第二阶段。对比上海市卫健委每天的病例通报也可发现，新发确诊病例已从最高点下落。

这是否意味着大家可以“松口气”了？“并不是。进入第二阶段的防控难度其实更大，因为不确定性更大。”吴凡告诉记者，从目前结果看，第一阶段的防控成效达到预期，而随着疫情转到第二阶段，防控难度其实在加码。

“第一阶段，我们防控的目标人群是相对清楚的。到了第二阶段，随着返程返岗人员增多，这些人群在老家可能接触过第一波感染者，他们从不同地区来到上海，原本确定的‘重点地区’防控目标变得不明确了；其次，疾病表现的复杂性也增大了，目前已发现有确诊患者存在胃肠道消化系统的临床表现，换言之，要关注的目标人群不止是咳嗽、发热等有呼吸道症状表现的人。”吴凡分析。

“说完这些，我特别想告诉大众，别感觉十多天过去了，对疫情麻痹了，太阳又这么好，就憋不住想出门了，原本的家庭‘一级戒备’模式松懈了，万万不可！”吴凡向记者强调，如此“喊话”并不是要“吓大家”。在她看来，恰相反，如此非常时期，百姓慌乱无用，掌握一些科学知识才有用。

与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过招”半个月，吴凡这样向记者描述它的脾性：“这个病毒最大的特点是传播能力强，所以存在部分隐性感染者，这类患者可能没有任何症状；也存在大量轻症感染者，所以我们会看到报道，有人参加了聚集性活动后被感染了。”据此，吴凡再次向大众强调：不论处于疫情进展的第几阶段，做好自我防护非常重要。

怎么才叫做好自我防护？

“已经证实，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不仅会通过飞沫传播，还会通过黏膜感染……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不要恐慌，这两天大家动不动就说门把手上有病毒，衣服上也有病毒，如同惊弓之鸟。这其实不算新事，SARS也是如此。其次，要明白防范的手段。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病毒离开人体后的抵抗力很差，一般消毒剂就能杀灭，因此最重要的就是戴口罩、勤洗手、戴手套！”吴凡多次强调“要管住手”。

“戴口罩阻断的是呼吸道传播，也就是飞沫传播；勤洗手、戴手套则是隔断手传播途径。试想一下，你的手如果沾染到病毒，再去揉眼睛、摸鼻子、摸嘴巴，病毒就可能通过口腔、鼻腔、眼黏膜等感染你。而如果你勤洗手、戴手套，不就起到隔断作用了吗？”吴凡希望大家以此类推“活学活用”，不管门把手、衣服裤子上有没有病毒，严格“管住手”，切断传染途径即可。生活、工作中的场景太多，大众明白应对的科学道理与方式，就不会盲目恐慌。

谈防控举措的易与难

今日冷静应对来自昨日星夜兼程

“喊话”归“喊话”，吴凡的“主战场”在研判疫情，为政府决策提供专家意见。受命出任上海专家组成员，吴凡自称这次是“二线队员”。“大家都很忙，所以根据市领导的指令，需要有人静下来，需要有人在如此‘光速’的节奏里，不断静下来回顾事态发展，分析、预判下一步走势。”吴凡说，她就是这次专家组里“几颗静下来的脑袋”之一。

别以为这个“静”是闲庭信步，不妨看看吴凡在接受记者专访前12个小时的节奏：

3日晚上结束电视台的节目已经10点多，继续参加专家组内部紧急讨论，晚上12点左右回家；4日一早赶到市疾控中心与市领导就相关专题开展研讨。

“十多天了，大家都是这样，后半夜回家、一早冲出去是常态。”面对这场严峻的战“疫”，吴凡说，“如果准备不足，会有很严重的后果；但如果反应过度，也会有严重后果。所以，要按照疫情发展规律，及时采取科学、理性的措施，这点说来容易，做到很难。”

那么，结果如何？

“所幸，从目前来看，我们的准备都达到了预期，大部分专家建议被采纳了。”吴凡介绍，专家建议包括交通站点加大消毒频次，这点，上海很早就行动起来。而在全市启动“一级响应”后，健康防疫举措、人员隔离观察要求、防控策略的转段，都如下棋般步步为营、时刻调整。

专家“大脑”与政府行动的“合拍”，也让吴凡特别感慨：“历次疫情面前，政府始终坚持科学决策、理性应对，这点很重要。”

在这名“疾控女侠”看来，这背后是上海多年来扎实构建的防控体系。

“上海是一座超大型城市，人员密集，我们也有过深刻的教训，比如1988年的甲肝爆发。这些年来，我们不断吸取教训，健全体系，完善机制。比如，上海努力健全基层防控体系，三级防控体系这些年只有加强，没有削弱。”吴凡直言，一、二、三级医院的阶梯式三级防控体系，平日老百姓不会有特别感觉，但在当下的非常时期，这个历经多年努力构建起的“大网”就发挥作用了，“大家别看危重患者都在三甲医院治疗，不要忘记，大量疑似病例、轻症患者就在基层，这是更庞大的数量，就靠三级网络来防控。”

这就是蚂蚁“雄兵”的力量。在吴凡看来，网底“牢”，才能托得住。

走出医防结合的“三级网络”，吴凡更看重上海政府健全的基层平台：“基层网络搭建得越好、越有序，这种时候就越能看出效果，即在最短时间、最有序地动员起社会各方力量，联防联控，步调一致。”

吴凡分析，从目前的成效看，前期的一系列举措是符合预期的，上海的公共卫生体系乃至整座城市的管理运作机制在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考”，多年来常抓不懈的“平战结合”（和平时期—战争应急时期）防控重大传染病模式进入了真正的实战。

“所有今日的冷静应对，都来自于昨日的星夜兼程。”吴凡说，这就叫有备才能无“患”，居安要思危。

谈迎战H7N9的成功经验

还没到总结时，这次比上次难

如果说，每个人职业生涯中有几段高光时刻，迎战上海H7N9禽流感疫情，算是吴凡的高光时刻之一。

这里简要“回放”下这名“疾控女侠”的职业生涯：1989年，她是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学生会主席，1991年进入上海市卫生局的第一个工作岗位就在疾控处，1998年参与筹建我国第一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疾控中心。过去20年里，她亲历“非典”、禽流感、疫苗风波……尤其是2013年，正是她建言上海果断关闭活禽交易市场，为中国有效阻击“全球恐慌”的人感染H7N9禽流感立下汗马功劳，获国务院和世界卫生组织高度评价。

“抗击人感染H7N9禽流感的成功经验，在这次疫情防控中有没有发挥作用的空间？”面对记者的问题，吴凡的语速回归到正常节奏，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有力量：“现在还没有到可以总结的时候，但可以说的是，这次比上次难。”

这番话，是这名身经百战的疾控专家在与这个全球新型病毒“鏖战”十多天后得出的阶段性认识。

人感染H7N9禽流感距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就在2013年。那一次，世卫组织带着全球医学专家组来到上海，最后给出了六个字的评价总结——“灵敏、专业、高效”。

“灵敏”说的是上海的疾控监测体系，将疫情及时处置在“苗子”状态。吴凡说，如何在“苗子”阶段就发现，并在其还没扩散前即扑灭，这点对战“疫”进程很重要，但其实很难，而上海做到了。

“专业”说的是上海所有的处置措施，包括轻症患者的处理、对新型病毒的研究、病人的整体救治工作等。

“高效”说的是政府防控策略与举措。而高效的背后是专业的调查，给予政策制定者正确的支撑与决策参考，如果说这是“破案”，就是要“带对路”。

为什么说这次更难？吴凡分析，这次与上次最大的不同是：人感染H7N9禽流感是上海自发的，在本地发生，更容易及时发现“苗子”，掐灭在摇篮期；而这次是输入性的，一开始就不是“苗子”阶段。

“上次运气比较好的是，H7N9禽流感病毒我们判断是‘有限的人传人’，而这次的病毒传播力强，已经不是有限的人传人了。”吴凡说，她不是为了“挺”武汉同行，但她强调要科学认识，“一是一，二是二，这就是科学。”

与迎战H7N9禽流感时不同的是，当时身为市疾控中心主任的她，是绝对“一线”。那年的吴凡，上午在市里开各种会议，下午出席媒体通报会；下午4点半以后召开市疾控的内部集中讨论会，大家一起发现问题、研判问题；晚上6点半再赶去参加市里的工作组会议；到晚上8点再回到市疾控布置第二天的任务；晚上10点半，继续开内部研究会议……

如今，自谦说身处“二线”的吴凡节奏一点不慢，但流程略有不同：上午基本是市级专家组的碰头会，分析治疗进展、讨论特殊病例、研判疫情走势。“此时，一线人员都在做调研，我们不能过多打扰。”吴凡说，专家组秉持“帮忙、不干扰”的工作原则。到了下午和晚上，吴凡会出现在各种市级碰头会、决策咨询会上，讨论的问题既有全局性的，也有专题性的，事关防控策略的每一步转换和每一个最新的全市部署。

领命成为“静下来的脑袋”，吴凡明白这个角色的分量。

“每个人在防疫中都是有任务的，只是扮演的角色不同”

回顾H7N9禽流感“上海之战”，吴凡记得，当时很忙，也发了不少研究成果。对于这次疾控相关部门开展的科学研究遭遇某些质疑，这位“疾控女侠”有些忍不住想说几句。

“在我们行业内部，管这叫‘应急研究’。我想说的第一个观点是，如果没有这些科研，没有这些第一时间找出的关键问题，形成对应策略和具体措施，疫情的‘战线’可能会拖得更长。所以，疾控部门在这个时候一定是要做研究的。”吴凡进而说到第二个观点，“要明白，这类研究的目标是什么，一定是要为控制疫情服务，解决现场发现的问题，而绝不是科学家个人的兴趣导向，这点要明确。”

吴凡告诉记者，针对此次疫情，上海很快就启动了“应急研究”，疾控人员、医学专家等都参与其中，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基础研究、临床研究等。

就在记者采访的这个下午，吴凡还要参与一个“应急研究”的讨论。“我们已经有研究成果应用于此次防控工作，比如科学模型的建立、大数据的预判，我们一边防控一边发现有大量轻症患者，就得赶紧采取措施，走在疫情发展的前面。”吴凡语速很快。

在市级专家组里，专家讨论时也频频迸发着“火药味”。用上海市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的话说，“会有debate（辩论）”。吴凡也不回避“争执”，她笑言这是“科学的争执，对事不对人”。

“专家都是基于不同研究背景与工作经历走到一起的，在科学图景没有完全浮现之前，大家看到的都是自己这一块的片段，看到的是现象。那么本质在哪里？探究本质的过程就需要讨论乃至辩论，这个过程就是把大家看到的片段拼起来。争论得越多，我们是不是距离全貌更近些？”吴凡说，每次大家都会达成一些共识，当然也不排除有很好的理论，但现实难以实现，理论必须结合实际。

千百年来的医学进展何尝不是如此，在观点的交锋中、在动态的发现—否定—发现中，在理论与现实的夹缝中，得出科学的结论与认识的进步。

结束记者的专访，吴凡还要参加一个专家咨询会，讨论防控立法的相关议程。在此期间她接到两通“电话任务”：一通是市教委来电，讨论学校防控要点；一通是全国政协来电，她是全国政协委员，所在界别希望她在此前提交的关于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调研报告里，将此次疫情防控经验及时总结出来，以此推动全国的进展。

就在如此紧凑的行程表里，吴凡还要接受另一家媒体的采访。

都说她是有名的“媒体友好型”专家，而其实这是在牺牲她自己的休息时间。“只要有时间，我愿意接受采访，因为我认为通过媒体可以让更多老百姓知道这件事。老百姓需要知道，这不仅仅是知情权，更重要的是，知道政府、专家、这座城市、这个国家的防控节奏，大家就能明白自己为什么要配合、如何配合。”吴凡强调，“每个人在防疫中都是有任务的，只是扮演的角色不同。”

结束采访，12时58分，吴凡还没有吃上一口饭。这是她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寒假。去年，吴凡履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从征战几十年的疾控系统进入教育系统。没想到，第一个寒假还是天天上班，天天回到曾经的单位——上海市疾控中心“上班”。

【记者手记】

下午一点多，我走出市疾控中心的大门，回头看看这栋已灯火通明十多天的大楼，一行大字赫然映入眼帘：“曲突徙薪、博学明道、方寸纳海、健康为上”。

后面三个词应该大家都能读懂，第一打头的词——曲突徙薪，语出《汉书》，说的是一个人到别人家去做客，然后建议主人把直的烟囱改弯（曲突），搬离易燃柴草（徙薪）。主人不理会，果然，之后就因风倒灌而失火。事后，主人大摆酒席将救火者奉为座上宾，却忘了最初那个建议曲突徙薪的人。

2012年，上海市疾控中心提炼“上海疾控精神”，“曲突徙薪”领衔。如今，每个进出市疾控中心的人都能望见这十六字精神，这背后照见的何尝不是这座城市的精神。

生活不会始终岁月静好，风浪有时，暗礁有时，但越是这种时刻，越是考验这座城市的预判力、决策力与联动力。曲突徙薪说的是一种预见性，及时行动，步调一致，我们定能迎来这场战“疫”的凯旋号角。

作者：唐闻佳
编辑：顾军
责任编辑：樊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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