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个事件里，都有一个决定性的瞬间。”这段貌似融合了哲学和浪漫的话，道出了被全球数以亿计摄影爱好者奉为金科玉律的“决定性瞬间”理论。这一理论出自摄影大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

今年是布列松逝世10周年，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特别推出大型回顾展，350件摄影作品、电影资料、文献等展品被冠以“世纪之眼”展出。不久前在首届“上海艺术影像展”上，《巴黎圣拉萨车站后方》、《男孩》等40多件布列松作品，也一度成为朋友圈刷屏的主角。尽管理论上照片可以被无限复制，并没有所谓真迹或复制品之说，但是很多人说看到这些照片感觉很棒。

1952年，布列松的作品进入卢浮宫，成为卢浮宫历史上首个摄影展。同年，《决定性瞬间》一书出版，提出了“统治”摄影艺术的同名理论。布列松本人在圈里圈外头衔如云：“现代新闻摄影之父”、“摄影师中的拉斐尔”……用今天的话说，他是一个“随手拍狂人”，在没有手机相机、没有美图软件、没有数码技术，甚至没有自动对焦和自动曝光的年代，他“一台徕卡走天下”，用700万张照片拼出的瞬间，成就了自己的传奇。

布列松善于等待，更善于凭心中直觉，捕捉突然的闯入者，在瞬息万变的现实画面中，定格住乍现的灵光。他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镜头选择是如此，对马蒂斯、梦露等名人的抓拍是如此，对日常生活的截取亦是如此。上图为布列松本人，摄于1946年。本版图片均由PeterFetterman Gallery提供。

被佳作刺激，说一声“可恶”就上街拍照去了

在很多人眼中，布列松几乎就是摄影的代号，就像毕加索等于绘画。不过，这位“摄影界大佬”艺术之路的起点是立体派绘画，他还为法国电影导演让·雷诺阿当过助手。看来，布列松是真有天赋。

1908年8月22日，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出生在巴黎郊外小镇。父亲是纺织业大亨，母亲家族则拥有巨大的棉花种植场。作为家中长子，布列松被寄予了继承家族产业的厚望。一次偶然的机会，还是小男孩的布列松得到了人生中第一台相机——“布朗尼盒子”，并负责在度假时帮家人拍照。也许正是这样一个“玩具”，在布列松通往未来的道路中埋下了转折的伏笔。在艺术的道路上，布列松最早正式学习的是油画。19岁时，他师从著名立体主义艺术家安德烈·洛特，从中“学到了关于摄影的一切”。20岁时，布列松进入剑桥大学学习英国艺术与文学，两年后回法国服兵役。退伍后，他孤身一人前往非洲科特迪瓦，然后疲惫不堪地回到法国马赛。

1931年，布列松的人生发生了戏剧性转变。他看到了一张照片，摄影者是当时还不知名的马丁·芒卡西。照片中3个黑人孩子，赤裸着身子欢快地奔向坦噶尼喀湖。强烈的曝光效果，动感的构图深深触动了布列松。他后来回忆说：“我不敢相信相机竟能拍到这样的画面。我说了声‘可恶’，就拿起了我的相机跑到街上去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他家中餐厅的墙壁上依然挂着这幅作品，标注着它对布列松摄影生涯的重要意义。

“受刺激”之后不久，布列松就在马赛买了一部50毫米镜头的徕卡相机，为了抓拍时不引人注意，他还把相机上闪亮的部分都涂上黑漆。这部轻便的小相机后来陪伴他大半生，被他称为“延伸的眼睛”。这只“眼睛”仿佛打开了全新的视域，布列松兴奋地在欧洲各地“随手拍”。“我整天在街上游逛，非常兴奋，准备随时‘偷袭’、‘捕捉’生活……我热切地希望从一幅照片的范围内认识世界的本质……一些情景在我的双眼前豁然展开。”他说。

新闻摄影，从集中营越狱挖出相机继续拍照

布列松不只是一个文艺青年，他参加了二战，还在被纳粹俘虏后成功越狱，挖出事前藏好的相机继续拍照。“人们可以把整个世界当作一系列照片纳入脑中。收集照片，就是收集世界。”《论摄影》作者苏珊·桑塔格说。有700万张照片的布列松，收集的世界既有美好也有残酷，这些都成为决定性瞬间的注脚。

1934年，回到巴黎的布列松认识了“一生的挚友”戴维·西摩和罗伯特·卡帕，他们在巴黎合开工作室，共同探讨摄影艺术。布列松一直记得卡帕当时跟他说的：“不要戴上超现实主义摄影的标签，就做一个摄影记者……行动起来！”

不要以为布列松只会站在镜头的后面——他在1930年代曾向法国导演让·雷诺阿毛遂自荐，成功“混入”电影圈，在影片《乡间一日》和《游戏的规则》中露脸，并任第二助手。雷诺阿让这个优秀的青年摄影师出演电影，正是帮他体验站在镜头对面的感觉。

二战爆发后，布列松加入法国军队的摄影团。1940年，他在孚日山脉被德军俘虏，之后在纳粹集中营中被囚禁近3年，连续三次越狱，才成功脱逃，挖出事前藏好的徕卡相机继续拍照。回国后，他与抵抗组织一起援助其他法国战俘，并用相机记录下抵御纳粹的过程。在战争尾声，他还应美方邀请，拍摄一部反映战俘重回故园的纪录片《返乡》。这部影片传回美国的同时，也传去了布列松在战争中“阵亡”的消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在悲恸之余竟举办了一场布列松遗作展，结果这场别开生面的遗作展迎来了闻讯赶来的布列松本人。

1947年，布列松与好友共同组建马格南图片社，掀起了新闻摄影的革命。图片社的成员分赴世界各地拍摄，布列松主跑南亚和东亚。他在印度见到甘地，然后在离开后一小时就听到甘地被暗杀的消息。

然而，就在他58岁那年，这个蜚声世界的摄影师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办的马格南图片社，重拾起画笔，醉心于绘画，就像当初他冲上街头摄影一样突然。圈内曾流传这样一个说法：有人看到布列松在巴黎一家画廊临摹画作，旁边放的正是他早年的摄影作品。许多游客对着布列松的作品拍照留念，却不知身边画画的老头就是作者本人。离开时，布列松看到一家三口坐在一个长椅上。“如果去掉这个女人，这就是一幅完美的构图，”三人听到一个怪老头在旁说，“为什么我没带相机？”他在空中做了一个按快门的动作，就离开了。

“街拍狂人”，等待事物最佳构图的一瞬间

“摄影，就是将摄影者的头、眼和心，放在同一条轴线上。”布列松描述的摄影与狩猎何其相似，只不过用相机替换了猎枪，而镜头则是瞄准的准星。他曾单枪匹马深入非洲西部科特迪瓦，以狩猎为生，因为对他来说，射击与摄影是同一回事，都是“踮起脚尖，小心靠近，哪怕目标是一个静物”。

在一次访谈中有人曾问：“你拍不拍自己的梦呀？”布列松认为这个问题直指核心，他回答：“拍。”布列松一直认为自己是以直觉来拍照，就像梦一样，影像是在不知不觉的情形下出现，而只有靠直觉才能擒拿得住。

把摄影当做狩猎，布列松武器的选择必然要格外着意，而他在设备选用上的偏执，也成为不少摄影人的谈资。“照相机对我来说，是直觉与自发性反应的工具，是对疑问与决定同时发生的瞬间的驾奴。”他从不使用闪光灯，只随身携带35毫米徕卡，小巧又不引人注意，是最称手的“武器”。再配上一个50毫米标准镜头，按他自己的解释是“我不知道下一秒会在昏暗的屋子里，还是大太阳地下拍照”，因为面对转瞬即逝的画面，他没有临时更换镜头的时间。他也坚信完美画面的捕获只能在镜头里，而不会在暗房中。他拒绝对照片做任何事后的裁剪——尽管他的这条守则如今被许多人看出破绽，他的不少作品也曾被裁剪——“拍摄时我也会移动我自己，近一点或远一点，看是否要突显某个拍摄对象，检视线条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主题已经不对，无论裁切或后置都无法加强。一张平庸的照片，再怎么处理都是平庸的。”

同样，布列松有足够等待的耐心。据导演路易·马勒回忆，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时，巴黎街道上摄影记者个个忙不迭地连拍，但布列松仍然毫不仓促，一小时仅拍了4张照片。因为在他看来，只有等到形式、设想、构图、光线、事件等所有因素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等到他心目中的决定性瞬间跃入他瞄准的靶心，他才会坚定地按下快门。他许多本摄影集的扉页上，都印着诗人安德烈·布勒东的话：“由于他没有跟任何人有约，他当然不是在等人，可是他既然摆出这种来者不拒、有求必应的态度，便意味着他是在守候时机了。我该怎么说才好呢？他让自己等待着机会来临，等某些事发生，等某些人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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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性瞬间是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摄影理论的核心，是世界上为数众多的现实主义摄影家及新闻摄影记者共同遵循的金科玉律。它讲求的是被摄事物的形式和内容在某一时刻恰到好处地构成一幅和谐、达意的画面。

这一概念最早是在布列松1952年出版的摄影集《决定性瞬间》中提出。这本书集中收入了他126张摄影作品，封面由野兽派画家马蒂斯绘制——很少拍照的马蒂斯也曾当过布列松镜头前的模特。在该书洋洋洒洒数千字的前言中，布列松引用“世上万物皆有一个决定性的瞬间”，来阐释自己的观点，认为在再小的事物上也能发现伟大的主题，而摄影，对他而言，“就是在几分之一秒内，同时识别一个事件的内涵及其精确的表达形式。”书中所有照片，包括著名的《巴黎圣拉萨车站后方》，都作为布列松自己实践的案例，来支撑这一摄影美学观念，即用抓拍手段在极短的瞬间中，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物加以概括，并用强有力的视觉构图表达出来。这本集子也成为无数摄影爱好者的“教科书”。

决定性瞬间的理念被罗伯特·卡帕等摄影名家所推崇，也在布列松的摄影中日益得到强化。可以说，他终其一生都在追寻决定性瞬间。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布列松再度阐释了他的观点，也说明了他的追索：“摄影不像油画。当你拍照时，有一个创造性的瞬间。你的眼睛必须看到一个构图，或者生活本身提供给你的一个表情，而你必须本能地知道什么时候按下快门。那是摄影家创意的一瞬间。一旦你错过，这个瞬间就永远消失了。”

文汇报记者 钱好 王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