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书写不能只有温情脉脉的‘桃花源’式想象，或者把乡村当作悲悯的对象。”日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面对当下乡土文学的创作现状，有评论家表示，农村书写需要更多“沾着泥土”的真实呈现。

社会转型带给中国乡村巨大的转变，这里的生活正日益呈现出复杂性。学者表示，作家不能抱着“围观”的心态，身上不带一点“泥土”地去写作乡村。那样既无法呈现农民命运、情感和文化心理的变化，也无法阐释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

乡村写作不只是“浪漫文学”

乡土写作曾是现当代最发达、成就最高的文学门类。但是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作家远离乡村生活，乡土文学的“虚浮”问题也日益凸显。有评论家表示，没有炊烟、牛粪，或土坑味道的乡村叙事，注定了文学表达与农村现实之间的割裂。

研讨会上，学者认为以贾平凹《带灯》、刘庆邦《黄泥地》为代表的乡土写作，体现出带着泥土气息风格的回归。比如，《黄泥地》就将极具特色的人性故事，融入村支书卸任、改选、告状等一系列事件之中，通过对不同人物的心理刻画，揭示农村改革的艰难。小说在写法上借鉴了评书的叙事方式，运用了河南方言，被评论为从内容到形式都冒着一股浓浓的“土”味。刘庆邦在农村一直生活到19岁，老家的生活是他创作的源泉。时至今日，他仍将“回老家去”作为自己深入生活的最直接方式。他表示：“我的每一部长篇的主要人物都有原型，离开原型我不可能想象。”

文学评论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李林荣表示，当下某些乡村写作容易“浪漫化”，将乡村想象成与都市生活对立的温柔乡，而作家不应该让想象牵着作品走。曾流传着这样一段话：“在陕北，提到路遥，就有人请你吃饭。”鞋底沾满了泥巴，把写作对象当作老熟人，作家才有底气写出真实的农村生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告诉记者，对农村的生存状态有着深入的了解，笔下的乡村就能自然带出强烈的生活感，“这样的小说写实，不绕弯，每个人说的话、做出的行为都非常合理”。

平视乡村，呈现真实的复杂性

“我国的乡土文学往往带了一种自上而下的‘俯瞰’视角。”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梁鸿说，农村在这种“俯瞰”中蒙了一层乡愁的雾，成为了“被悲悯”的对象。这种视野从鲁迅的《故乡》到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派写作再到今天，一直都存在。梁鸿认为，这类风格的作品是必需的，但同时将视线放低，剔除掉乡愁、启蒙等附加的“美图效果”，展现一个特别实在的乡村“素颜”，呈现出当下农村多样的生活状态同样必不可少。

比如，小说《白虎关》不光写农民的苦难，更写农民的坚韧；《养蚕》则聚焦留守儿童的故事。农村生活的复杂多样，在这些小说中都有鲜活的体现。研讨会上，不少学者表示，一些小说中提到的人的表现值得深思。小说《黄泥地》中有这样的描写：“这里的泥巴起来得可真快，看着地还是原来的地，路还是原来的路，可房国春的双脚一踏进去，觉得往下一陷，就陷落进去。”刘庆邦说，给小说命名“黄泥地”，有一种借喻：泥巴里的胶黏性散发出来，变成一种死缠烂打的纠缠性和构陷性力量，人一旦陷进去很难自拔。刘庆邦认为作家有责任把一些负面的东西揭示出来，面对“泥性”不能扛不住、最终也变得“泥性”。他认为需要主角房国春这样的人物，“他有一种韧性，有一些传统的‘士’的精神，最后仍然不屈服”。

文汇报记者 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