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法国文学，并不意味着法国文学的一切我都知道。但像福楼拜这样的大家的情况，我还知道一些，也知道他写过一篇短篇小说《一颗质朴的心》，知道女仆费莉西泰晚年养了一只鹦鹉。我还去过福楼拜的故乡克鲁瓦塞，见过那只他从主宫医院借来的鹦鹉标本，更何况我的老师李健吾先生是研究和翻译福楼拜的专家。因此，当我看到朱利安·巴恩斯的　《福楼拜的鹦鹉》　的时候，自然就想起了福楼拜，想起了这篇小说，想起了这只鹦鹉。

然而，匆匆读过第一章，立刻就陷入混乱迷茫之中。原来有两只鹦鹉标本，一只在克鲁瓦塞故居的凉亭中，一只在主宫医院的博物馆里。何者为真？　何者为假？　辨别真假对于了解福楼拜有何意义？　为什么我们要“逆袭其意去找寻作者”？　是我们对书面文本即语言“不够笃信”吗？　还是我们“认为在人生的遗留品中，藏着有助益的真相”呢？

我对福楼拜的浅显的了解动摇了，而更为严重的挑战从第二章　《生平》开始。朱利安·巴恩斯列出了福楼拜的三个不同的年表。如果将福楼拜的生平比作一枚硬币的话，那么，他的第一个年表是光辉的正面，第二个是昏暗的背面，第三个是两面的哲理性的抽象与综合。三者之间既有矛盾，又相互补充，然而它们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的呢？　猜测，想象，杜撰，抑或真实？　那些细节是我不知道的，也是我难以接受的。这时，我意识到必须放弃成见，腾出地方，泯灭自我，把我所知道的关于福楼拜的一切统统放下，一身轻松地接纳这本小说呈现给我的东西，至于如何看待、如何阐释，那是以后的事。

于是，从第二章开始，到第十五章结束，整整十四章，我完全沉浸在小说呈现的场景、叙述的议论、展开的故事之中。这是一些碎片，一些与福楼拜的生平和作品有着或远或近、或松或紧的联系的碎片。是传记？　小说？　文学批评？　无论如何，都是对福楼拜的鹦鹉的寻访之旅，也是对福楼拜的生平的探测之旅，也是对所谓历史真相的怀疑之旅。每一章都环环相扣，首尾呼应，中间疑窦丛生，惊喜不断，小说的结构可谓精巧。但是，鹦鹉的真假，或者说福楼拜的生平，一切都在“也许”之中。

我们不能不承认，朱利安·巴恩斯有理由问道：“我们如何抓住过去？如何抓住发生在外国的过去？”过去果真是“另一种文学体裁”吗？　真相似乎存在，然而“一个偶然的细节改变了一切”。这是小说的点睛之笔。

“偶然的细节”在哪里？　可能在福楼拜生平的“昏暗的一面”中，也可能在“人生的遗留品”中，总之，“偶然的细节”就是“鲜红的斗篷”的“衬里”，即“碎布”。碎布者，碎片也，我们的阅读游走于碎片之中，每一个碎片都给我们的阅读带来思考和快乐。

比如，碎片之一———当主人公杰弗里·布拉斯韦特当年读医学院时，期末舞会上有人搞恶作剧，把一头涂满了油脂的小猪放了进来。小猪在人们的两腿间钻来钻去，还频频发出尖利的叫声。大家扑过去想抓住它，结果摔了跟头，实在是狼狈不堪。他于是叹道：我们该如何抓住过去？　我们真能办到吗？　过去的岁月，似乎常常像那头小猪。这个小故事，似乎隐藏着一个深远的意义。

碎片之二———埃德·温斯顿要写一本关于戈斯的传记，而杰弗里·布拉斯韦特要写一本朱丽叶·赫伯特的传记，讲述福楼拜与赫伯特的关系。两个人可以称为难兄难弟，然而温斯顿掌握的有关褔赫两人关系的75封信已被他烧掉了，布拉斯韦特计划中的　《福楼拜的英国未婚妻》　因此泡汤了。一先令的传记可能给你全部的事实，而十英镑的传记可能告诉你全部的传闻假说，你会选择哪一种呢？

碎片之三———一位女批评家指责福楼拜连爱玛·包法利的眼睛的颜色都弄不清，一会儿说深黑色，一会儿说棕色，一会儿说蓝色。但是，据说她的原型的眼睛颜色就不定，“随着光线变成绿、灰、蓝”。完美的读者，全面的读者，根本不存在，一个普通读者的解读在文学批评史上可能无足轻重，但就愉悦性而言，它并非无足轻重。当布拉斯韦特遇到女批评家的傲慢时，眼睛的颜色也变了。

……

我随手列了这几个碎片，还可以不费力地列出更多。其实，《福楼拜的鹦鹉》　充满了故事，一个接着一个，如细碎的波浪缓缓涌来，波光粼粼，令人应接不暇。

碎片是有魅力的，它提供了阅读的愉悦。读者可以从小说的任何一页开始，他都会碰上一个故事，读下去会感到快乐。福楼拜的鹦鹉，仿佛一粒石子抛入水中，激起一圈圈涟漪，每一圈涟漪带出一个或几个故事。我必须从阅读的快乐中解脱出来，回过头来审视给我快乐的东西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但是，真实还是虚幻，果真那么重要吗？　你如何能够辨别真伪？这一切只能证明指责福楼拜没有传授美德是不对的，因为　《包法利夫人》教我们“凝望真理，不要惧怕后果”，让我们懂得“真理、美、情感和风格是卓越之物”。假如你研究他的私生活，“他会教给你勇气、淡泊、友谊；告诉你聪明、怀疑和机智如何重要；传授在自己的房间里独处的德行；叫你怀疑教条；让你懂得语言平实的必要性”。这还不够吗？　碎片化的阅读带来了快乐，夫复何求？

这些碎片，犹如鳞片，不相连属，但都长在一个鳞甲动物的身上。也就是说，这些小故事都或近或远、或松或紧地与福楼拜有关系，用所谓后现代的戏仿、反讽、悖论、拼贴等手法，一张张贴在了福楼拜的身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的形象。当然，这些细节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想象的，有的是猜测的，有的是杜撰的，然而，皆不可查证，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因此，它们构成的形象也是不可查证的，也是不能确定的。朱利安·巴恩斯有理由断定：19世纪小说家自诩的神性不过是一种技术手段，现代小说家对有限视角的运用也不过是一种技巧。他问：当一个当代叙述者犹豫不决、闪烁其词、理解错误、故弄玄虚或犯下过失，读者就会断定现实得到了更真实地表达吗？　我的回答是：不会。他陷入了怀疑主义的漩涡之中。他必须抛弃后现代的所谓“技巧”，如同他抛弃19世纪的“技术”一样，回到沉浸在被一片“怀疑主义”的氛围包裹的现实之中。

读过　《福楼拜的鹦鹉》，我们知道了，无论是克鲁瓦塞的凉亭的女看门人，还是主宫医院的博物馆的看门人，他们维护自己鹦鹉的信心可以理解，但是事情的真相是他们都错了：他们的鹦鹉不过是原来50只中的一只，现在那50只也变成了三只，“也许，其中一只就是它吧。”读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无论福楼拜的身上有怎样的传闻逸事，朱利安·巴恩斯对他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作家并非完人”，“他相信风格，比任何人都信。他兢兢业业地写作；追求美感、宏亮、精确；他追求完美———但绝不像王尔德那样的作家，追求形式花哨的完美。福楼拜认为：风格是主题的一种功能。风格并非强加于主题之上，而是从中生发出来。风格如同思想中的真理。正确的单词、恰当的短语、完美的句子总是存在于某个地方；作者的使命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找到它们”。

我们终于放心了，朱利安·巴恩斯可以讲形形色色的故事———真实可靠的故事，或者匪夷所思的故事，但是他最后讲到一个作家的本质，福楼拜的本质：他是一位对艺术抱有宗教般虔诚的作家。他最后讲的是对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