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许许多多“国际同志”，为中国和苏联提供了重要军事情报，其中包括来自敌国日本的革命志士，他们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尾崎秀实：把日本绝密情报发往延安

　　尾崎秀实是日本进步的新闻记者。从1928年11月至1932年1月，作为日本《朝日新闻》驻上海记者，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在上海期间，尾崎秀实结识了鲁迅、史沫莱特、佐尔格等进步人士，积极宣传并帮助中国的左翼文化团体，支持中国的反战运动。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由于尾崎秀实对事变的因由、实质和解决方案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日本引起轰动，事后证明他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尾崎秀实从日本新闻界的“中国通”一跃而成为社会各界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1937年6月，尾崎秀实成为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嘱托”(顾问)兼私人秘书，并成为内阁智囊团的核心人物。他的主要任务是提供有关中国的情况，提出对中国事务的处理意见。这使尾崎秀实不但对日本政府的决策非常熟悉，而且能施加一定的影响。

　　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中共领导机构能及时了解日军统帅部的某些战略决策、日本天皇御前会议内容、日军作战部署、日本和汪精卫勾结情况，以至军用作战地图等情报，尾崎秀实功不可没。尾崎秀实主要通过在上海的日籍共产党员中西功将上述情报源源不断发往延安。

　　1941年夏德国开始进攻苏联后，日军是南进还是北上成为斯大林和中共最关注的问题。值此关键时刻，尾崎秀实在得知日本决心同英美开战的情报后，通过德籍苏联情报员佐尔格及时告知莫斯科，使斯大林决心西调远东军20个精锐师来保卫莫斯科，危急时刻扭转了苏联卫国战争的战局。

　　1941年10月中旬，尾崎秀实、佐尔格等30多人先后被日本军部逮捕。日本近卫内阁受此案牵连而倒台。

　　1944年11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特意选择俄国十月革命27周年纪念日，将尾崎秀实等人秘密绞死。

　　中西功：冒死“东去”探出日军绝密情报

　　中西功，日本三重县人。1929年，中西功作为一位19岁的青年，首次来到中国。他当时是作为三重县派遣的留学生进入上海同文书院的。当时同文书院的院长就是后来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近卫文麿。日本外务省、日本军方要求同文书院的日本学生增加对中国情报的调查，使得同文书院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间谍活动”的性质。

　　1930年秋，中西功、西里龙夫等许多在校生参加了由时任日本《朝日新闻》驻上海记者尾崎秀实和书院教员、中共党员王学文领导的“日支斗争同盟”，有的还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们散发反战传单，进行反帝宣传并遭到逮捕。1931年出狱后的中西功又组织了“对支那不干涉同盟”，推进反战运动。1932年底，中西功回到东京。1938年，日本“支那派遣军司令部”成立，其特务部从“满铁”将中西功借调来沪。

　　中西功这次到达上海后，通过同文书院同学、中共党员的西里龙夫介绍，成为一名中共正式党员并参加了中共领导的“上海情报组织”。此后，他把日军特务部的绝密资料，以及日军在华兵力调配，秘密发往延安。

　　1941年10月，中西功收到来自东京的一封电报，只有三个字：“向西去”，署名白川次郎。其实白川次郎指的就是中西功自己。很显然，这是要中西功脱险“向西去”。

　　此时中共“上海情报组织”负责人认为：日本南进已经明确，延安又要我们进一步搞清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准确日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线提供更进一步的战略情报，这个时候，不但不能“向西去”，而且要“向东去”。只有“向东去”，才能搞清楚日本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中西功决定冒死也要“向东去”返回东京。中西功终于搞定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准确日期，向中共组织作了报告。

　　中西功被捕后，受到严刑拷打，但他始终不肯说出接头人，只坦然承认为了信仰曾向中共提供过情报。1944年秋，日本法庭判处中西功死刑。宣判书以惊叹的语言称：“彼等不怕牺牲，积极努力，用巧妙之手段，长期进行侦察活动，其于帝国圣业、国家安全、大东亚战争及友邦胜负，危害之大，令人战栗。”因日本情报部门要留活口核对疑问，死刑暂未执行，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西功幸运出狱。

　　宫城与德：死后25年被授予“卫国战争二级勋章”

　　1919年，16岁的宫城与德便横渡太平洋，去美国投靠他的父亲。他从孩童时代起就爱好绘画，到美国后边打工边学习，考入圣地亚哥美术学校。毕业后，他于1925年来到了洛杉矶，立志做一名职业画家，以便自食其力。

　　1926年，宫城与德创办了“黎明读书会”，开始阅读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宫城与德积极参与了旨在声讨日本侵略者的反帝同盟运动，并因此而受到日本驻洛杉矶领事馆的传讯。1931年底，宫城与德加入了美国共产党。

　　1933年9月，宫城与德受共产国际的委派回日本从事情报工作。从此，在日本整整5年时间里，他作为情报小组重要成员，帮助佐尔格获取和分析日本战略情报，并成为佐尔格与尾崎秀实间的联络人。

　　1938年8月，宫城与德代替情报小组另一成员、哈瓦斯通讯社的武凯利奇来到中国东北，任务是调查日本关东军的动向。

　　1939年，在满蒙边界发生了日苏间的“诺门坎战役”。战役前，宫城与德在给关东军军官画肖像时获悉8月24日日本关东军将向苏军发起总攻的绝密情报。佐尔格即刻将此情报向莫斯科通报。苏军在朱可夫指挥下先发制人，于8月20日发起了总反攻，结果日本关东军在“诺门坎”之战遭到惨败，丧失了总兵力的76%，而作为主力的小松原23师团则全军覆灭。

　　1941年10月10日，宫城与德被捕，在审讯时曾跃身跳楼自杀，但没有成功。宫城与德没有等到1943年8月2日的判决就在狱中提前离世，死时年仅40岁。

　　20世纪60年代，苏联政府授予宫城与德“卫国战争二级勋章”。直到2010年，俄罗斯驻日大使别雷才将这枚勋章转交到宫城与德亲人手中。

　　武田毅雄：两次将日本暗杀斯大林的阴谋密报苏联

　　武田毅雄原名王毅雄，1904年4月28日出生于中国辽宁旅顺。他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1925年，父亲去世后，母亲嫁给一位名叫武田弘一的日本医生，随后王毅雄加入了日本籍，并改名为武田毅雄。

　　武田毅雄在继父的一位病人板垣征四郎的影响下进入日本军队。板垣征四郎是日本有名的情报老手，战争年代他专门从事侵华阴谋活动，到处搜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1931年，板垣征四郎策划了“九一八”事变，是一个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板垣征四郎很喜欢武田毅雄，自始至终都将他作为自己最为信赖的学生看待，提拔他为参谋本部高级参谋、“支那派遣军”课长，直至关东军总参谋副长一职。

　　1934年，武田毅雄被派驻苏联使馆任副武官。11月28日，武田毅雄参加了苏联政府在莫斯科举办的一个招待会，席间他邂逅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当时化名张浩的林育英(林彪的堂兄)，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己。1935年2月1日，在张浩的介绍下，武田毅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9月，经李立三推荐，武田毅雄结识了苏联情报机构负责人谢苗·彼得罗维奇·乌里茨基将军。经他安排，武田毅雄加入了隶属共产国际的红色特科，并认识了自己的搭档、赴莫斯科秘密受训的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武田毅雄与中西功组成了“武田小组”，代号“影子”。

　　1938年，日本暗中制定了谋杀斯大林的所谓“熊工程”计划。该计划的筹划者主要是日本陆军情报机构的上层武官，其中也包括武田毅雄。8月，执行暗杀计划的长谷部太郎少佐，从哈尔滨带来7名俄国人，其中有叛逃到满洲的苏军柳斯科夫大将。他告诉日本人，从1930年起斯大林每隔3年都会在父亲的忌日到格鲁吉亚的哥里去扫墓，然后到海滨疗养地索契住几天，而且还会在每日下午2时到5时去距别墅4公里的马采斯塔温泉去泡澡。斯大林在那里有专用的浴室，门前有两名贴身卫士，休息室通往专用浴室的通道，还有4名武装警卫。斯大林使用过的温泉水会通过下水道流入附近的河里。晚上，温泉用水量减少，人可以顺着下水道爬进去，直通斯大林专用浴室的锅炉房。于是日本军方召集所有参与者反复进行暗杀实验，这些过程自然也包括武田毅雄在内。1938年12月，全副武装的暗杀小组按时出发了。没有想到的是，刚进入苏联境内的暗杀队还未涉过乔鲁河，就遭遇到苏联边防部队的截击。日本人经过调查认定，有一个代号为“影子”的人是苏联情报员，他将 “熊工程”计划提前密报给苏联方面，才使这一暗杀计划彻底流产。而无名英雄“影子”在此次行动后就失踪了。日本人对“影子”进行了全面追查，认为此人就混在暗杀小组中，此人的血水已流散在汩汩不息的乔鲁河中。

　　1939年，日本人准备策划第二次暗杀斯大林的计划——“鲜花行动”。暗杀计划由德、日联合进行，行动仍由柳斯科夫小组实施。3月10日，日本军部特务机关长坂本中一少将与武田毅雄飞往柏林，与希姆莱会面，双方议定的行动方案是：选派4名训练有素的特工装扮成苏联军官，从波兰潜入进入莫斯科，把定时炸弹安放在列宁墓的水晶棺前的花蕊、花茎中。引爆时间定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上午10点。

　　4月16日，柳斯科夫小组从德国出发。因为日本陆军首脑的召见，武田毅雄此时已飞回日本。情急之下，武田毅雄只能冒险直接打电话给在日本国内的尾崎秀实见面……当柳斯科夫暗杀小组潜入苏联时，等待他们的是苏军黑洞洞的枪口，德日联合设计的第二次刺杀斯大林行动就这样以流产告终。

　　1964年，苏联政府授予武田毅雄“苏联英雄”的称号，但这个授勋是在绝密中进行的。

　　摘自《党史文汇》201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