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文化自信;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国家治理;教化思想;社会风尚;民生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精神支撑。就具体内容而言，中华传统文化在思想观念上，主张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和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民生理念；在人文精神上，崇尚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和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在道德规范上，强调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和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

核心思想理念就思想观念而言，中华民族在国家治理和建功立业中强调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和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民生理念。

《周易·杂卦传》讲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周易参同契》中“御政之首，鼎新革故”，进一步强调了通权达变、除旧布新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要求人们在治国理政中顺应时势的发展变化因革损益、与时偕行。商汤的铜盘镌刻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铭文，《诗经》对文王之德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赞颂，由此可见顺时应化、革故鼎新的思想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精神传统。具体到治国实践上，春秋时期的管仲改革、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北魏时期的孝文帝改革、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变法均展现出勇于改革、应时创新的气魄与实行。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潮中，与时俱进、除旧布新是抓住新机遇、迎接新挑战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全面深化改革的创新精神与优秀传统文化的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精神理念一脉相承。

传统治国理念认为良好的政治统治必须实行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民生举措，使广大人民过上安定富足的生活。《尚书》将为政之道总结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管子》强调“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孔子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作为圣人治国的重要目标，孟子更是详尽论述了“制民以恒产”的王道政治。在惠民利民的民生思想影响下，古代有远见的政治家无不注重爱惜民力、养护民生，保障了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实现了盛世的长治久安。新时代中国的民生理念不仅仅是在维护社会秩序的目标导向下养民安民，而是在根本政治立场和发展方向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追求，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应该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立场是对古代民生理念的升华和超越，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古代民生理念相结合的新成果。

中华人文精神就人文精神而言，中华民族强调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和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

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代表了中国人典型的处世方法，体现出中华民族“尚和戒争”的民族性格。西周末年，史伯提出“去同取和”的政治原则，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在这里，“和”代表包容多样性和差异性基础上更高级别的统一，“同”则是无差别的同一性。春秋时期，晏婴进一步用羹汤和奏乐的比喻对“和同之辩”进行阐发，认为“和”与“同”的差异就像羹与水的区别，前者由多种事物相互配伍、调剂而成，后者则是“以水济水”的简单重复。在这种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下，中国人在为人处世和政治治理中强调求同存异、互补互济。我国在基本政治制度方面实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体现出在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下加强社会各种力量的协调合作、和衷共济的政治制度安排，从而有效避免了党争纷沓、社会撕裂的危险。

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华传统文化主张“人文化成天下”，不慕浮华辞藻，而主文以载道、以文化人。早在孟子那里就已明确区分“道势之辨”，认为现实世界虽有很多客观形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亦需以应然理想之“道”引导人生归于正途，避免随波逐流、迷失方向。在此理念下，传统文化注重“以文化人”的教化原则。孔子认为君子教化民众如同“风行草偃”般自然而有效，孟子主张“以德服人”，使人心悦诚服、内在认同。周敦颐推崇“师道”，认为其重要意义在于通过“圣人立教”使人“自易其恶”。张载认为人应当通过学习与工夫“变化气质”、克服偏私。在实践中，儒家通过经筵侍讲、上书封事、舍身抗谏等途径规劝君心，亦通过宗族祭祀、创设乡约、书院会讲等基层乡治实践教化百姓，起到了化民成俗、和谐乡里的良好作用。今日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是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与中华民族正在进行的奋斗和时代问题相适应，是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以文化人的精神力量，是促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的重要稳定器。

中华传统美德就道德规范而言，中华民族崇尚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和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统知识分子历来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奋斗目标，展现出深厚的家国情怀。从屈原的上下求索，到岳飞的精忠报国，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传统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操在前赴后继的报国实践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的一系列抗争更是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呈现。当代中国，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书写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新篇章。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强调道德是人之为人的重要特征，讲究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古代士大夫把“立德、立功、立言”当作“人生三不朽”的人格目标，尤以道德成就为其中的首要价值。传统社会习惯以道德水平的高下区分人生境界的高低，以仁爱善良的人为君子，以奸佞狡诈的人为小人，主张人生在世应当效法圣贤、志为君子。孔子讲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圣贤作为人群中的德行高尚者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在古代乡里社会受到百姓的爱戴，甚至可以济世救民、断案折狱。汉代任命民间德高望重者为三老，主管乡里教化，被誉为“众民之师”。宋明时期的贤能士绅、乡约领袖亦往往起到立身垂范、德润乡里的作用。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涌现出的道德模范是新时代崇德向善的楷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忠实践行者，各个领域的行业精英、新乡贤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了重要力量。

（作者系天津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