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这是一篇大文章。

讲消费问题，主要讲居民消费，这是所有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与出发点，消费影响着国民经济运行的模式、速度与结构，是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这里讲消费，不是就消费讲消费，而是放进国民经济的全局讲消费；既要讲促进消费的需求侧，更要讲保证消费的供给侧：不光是讲实物消费，还要讲服务消费；不是讲任何消费都是合理的，而是讲科学消费、绿色消费；不是光讲消费的一般规律，而是包括消费需求、消费能力、消费结构、消费周期、消费环境、消费热点、消费心理等内容的一个系统工程；既涉及政府宏观调控，更涉及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对消费从认识到实践必须有一个新的突破。

话题之一正确认识消费与生产、分配、流通的关系

解决消费问题，首先应正确认识国民经济中消费与生产、分配、流通的关系：

（一）消费与生产

马克思认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生产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从而创造物质财富的经济活动，是社会再生产的首要环节。如果没有生产要素及其创造的物质财富，后续的分配、消费及交换要素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生产的发展与规模决定和影响着分配水平，影响着流通与消费的发展与规模。

但生产的目的是什么？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也就是说，生产的终点是为了满足消费，通过分配与流通来实现消费。反过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又通过流通决定着生产。因此，生产不能与满足社会需要相脱节。

（二）消费与分配

分配在社会再生产中，是连接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中间环节，主要确定社会各成员对社会产品占有的份额和比例。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分配和流通这两个互相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范畴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运转。在社会再生产中，除初次分配外，还要进行多次再分配。至于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是否合理，对生产、流通与消费都会产生很大影响。

但分配的目的是什么？同样是为了消费，包括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消费方式与消费结构影响并制约着分配方式与分配结构。

（三）消费与流通

马克思认为，流通“是生产和由生产决定的分配同消费之间的媒介要素”。所有商品只有通过流通环节，才能实现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才能实现财富分配，达到最终消费，满足生产建设与人民生活的需求。在一般情况下，流通的数量、方式、速度影响着消费数量、方式与速度。但反过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个性化消费时代的到来，消费又主导着流通数量、方式和速度。

消费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在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大关系中，消费是生产、分配、流通的目的。马克思指出：商品只要最终退出流通，不论在生产活动中或在本来意义的消费中被消费，它就在某一个点上被抛出流通，完成自己最后的使命。消费的规模、结构与速度制约着生产与流通的规模、结构和速度。消费实现是整个社会再生产运行的一个最终目标，是影响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状况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第二，国民经济的发展要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消费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最长久的动力。

第三，消费结构的变化引导着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变化，也引导着投资结构的变化。

第四，社会生产的目的，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为了满足居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需要。居民消费是指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生活资料消费，是千家万户的微观消费活动的总称，居民消费一般可划分为基本性消费（或叫生存性消费）、享受性消费与发展性消费。所谓基本性消费，就是为满足人生存的基本必需品消费。居民生活水平处于贫困与温饱阶段时，一般以基本性消费为主；居民生活水平进入小康阶段时，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各种享受性、发展性商品与服务品不断增多，实现消费升级；居民生活水平进入富裕阶段时，以享受性、发展性消费为主。

第五，消费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晴雨表。PMI（采购经理指数）、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PPI(产品出厂价格指数)、恩格尔系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反映着社会不同方面的供求关系，更反映投资与消费的比例等。消费也反映了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成熟度，更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居民得到的实惠。因此，从中去发现并解决一些深层次矛盾，有利于改革与发展的顺利推进。

话题之二客观分析当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普遍认为，随着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提高，消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但是，对当前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不能过于乐观，一定要实事求是、客观分析。

第一，多年来，消费体制改革滞后，消费政策不稳定，消费环境不优，对如何形成消费长效机制研究不够，且没有形成共识。正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指出的那样：近年来，我国在扩大消费规模、提高消费水平、改善消费结构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要看到，当前制约消费扩大和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突出。重点领域消费市场还不能有效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多样化消费需求，监管体制尚不适应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的迅速发展，质量和标准体系仍滞后于消费提质扩容需要，信用体系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还未能有效发挥作用，消费政策体系尚难以有效支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和预期改善。

第二，消费拉动的贡献率大是在投资减速与出口缓增的前提下取得的。分析一段时期的数据可见，消费的高贡献率是在特定的阶段形成的。

第三，一定要高度关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逐年下降这一现实。据统计，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幅度下降。有人分析，这与消费升级有关，因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映的是实物消费，没有反映服务消费，老百姓提升了服务消费水平。当然，这也是一种事实。但需要看到的是，中国还没有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人均GDP还不到1万美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下降现象的出现不能不引起注意。有人还常用网购的火爆来说明中国消费的强劲，但这是互联网时代催生的零售革命，是用新型的购物方式取代了传统的购物方式，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消费，但实际上并未促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快速增长。

第四，影响中国消费的因素很多，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投资与消费结构不平衡、消费体制性约束仍较严重等，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不尽理想，消费问题已成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瓶颈。

话题之三适度提高消费率是现阶段必须解决的课题

根据国际经验，各国消费率都随收入水平提高呈下降趋势，但一般都不会降至70%以下。及时把握国民经济发展格局中居民消费需求变动趋势，研究居民消费总量与结构变化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制定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客观需要的居民消费政策，对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提高居民消费率要处理好以下四个关系：

一是消费率与投资率的关系。国际经验表明，投资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通常随着经济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阶段推进，消费率将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而投资率则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趋势。其中，当经济体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时，投资率较高、消费率较低。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仍处于投资率较高阶段。在一定时期，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中后期，为了促进经济的增长，高投资率是必要的，也是许多国家成功的经验，但不可能持久，也难以形成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二是城镇居民消费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农民消费水平低是影响中国消费率的重要因素。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城乡消费差距是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反映。在二元经济结构的条件下，城乡收入差距属于自然性差距，不可能完全一样。但如何加快自然性差距的缩小以及防止非自然性差距的扩大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这几年，国家加大了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力度，农民收入明显加快，农村消费有很大潜力空间。除此之外，农村消费环境改善、消费观念的转变、消费政策的调整、消费热点的培育也十分重要，比如，在某些地区，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就可以极大地促进消费。

三是消费需求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扩大消费需求必须以国内供应能力作基础，但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来满足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需求，这就需要国家之间的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以求得国家总体上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相对平衡。但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商品与服务品进口只能是国内总供给的一个补充。

四是即期消费与储蓄的关系。收入水平是制约货币投向的关键因素。收入低时，货币主要用于消费，所以消费倾向越高。收入高时，货币进行投资、储蓄为主，所以消费倾向越低。中国虽然收入水平不高，但储蓄率一直比较高，由于种种原因，居民往往把即期消费的货币用于储蓄，确保未来的孩子上学、医疗和养老消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储蓄率波动较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收入分配不尽合理、高商品房价格对居民的消费潜力的制约。

话题之四建立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需要多策并举

在中国建立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需要“多路并进”，包括改革消费体制、调整消费政策、改变消费观念、提升消费能力、夯实消费供给、创新消费业态、改善消费环境、顺应消费周期、抓准消费热点、遵循消费规律等。这些都是从消费本身来谈的，但影响消费的范围很广，涉及消费与生产、分配、流通的关系，涉及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涉及人口结构，涉及进出口贸易，涉及消费与投资、消费与储蓄的关系，涉及货币政策，也涉及科技进步等。在此重点论述以下几点：

第一，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在供给侧与需求侧两端发力。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从国民经济全局看，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非常及时，也非常重要。既解决供给侧的短板问题，又解决需求侧的短板问题，两端同时发力，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二，让老百姓有钱花，确立收入分配合理化体制机制。缩小贫富差距是扩大消费的关键一环。需要注意的是，按消费规律，人们收入水平的增长并不能与消费水平的增长画等号。也就是说，人们的消费行为主要取决于净收入，一般情况下，消费将随收入的增减而增减；但随着收入的增长，往往会出现消费的增加量小于收入的增加量，特别是高收入人群特别明显。因此，应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第三，让老百姓能消费、想消费、敢消费，优化消费环境，提升消费结构，创新消费模式，实现消费升级。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基本原则、配套政策和具体措施，关键在于如何贯彻落实。特别是应重点正确处理好以下五大关系：

其一，市场主导与政府监管的关系。

在消费领域，政府要分清“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更多地让市场去优化配置资源。政府应调控供需的动态平衡，稳定物价；明确消费体制与消费政策；创造与改善消费环境，特别是信用体系与标准体系；弘扬科学的消费文化；加强消费市场监管，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改革开放以来，如何兼顾生产与生活、积累与消费始终是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可以说，通过调整消费政策促进居民消费，中国已具备条件，关键是调整要得当、要果断，不要满足于一些短期行为，做表面文章。

消费环境是一个综合概念，包括消费业态、消费外部条件、网点布局、诚信体系、通胀与通缩等。消费业态要适应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消费外部条件特别是路、水、电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对农村尤其重要；每个城市要有中心商业区，更重要的要建社区便利店与社区服务网。诚信体系的缺失，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广告、假钞、欺诈、霸王条款等，会使消费者权益受到严重侵犯。通胀与通缩对消费都会产生影响，通胀与通缩一般是由供求不平衡与货币供应量不均衡造成的，供不应求会造成通胀，产能过剩会造成通缩。长时间通胀会使消费者产生一种恐慌心理，使消费指数下降；而长时间通缩，又使消费者产生会进一步降价的预期，消费指数同样会下降。

历史经验表明，居民消费必须控制在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合适水平。消费增长过高，将会出现经济过热和家庭债务的过快上升，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但如果消费停滞，甚至负增长，则会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求冷淡，同样对经济发展不利。

其二，实物消费与服务消费的关系。

居民消费由一般消费品向耐用消费品、再向服务消费品渐次升级，消费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产业结构往往跟随消费结构的升级而升级。改革开放以来，从20世纪80年代的轻纺工业、90年代的家电工业，到2000年以来的汽车工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正是居民消费升级的结果。一产、二产、三产如何根据居民消费需求提供保质保量的商品与服务品，是进一步促进消费的物质基础。中国从1978年以来，经过几次明显的消费升级，说明消费有一定的周期性，在每一个消费周期内，都会产生一些消费热点。

在中国式消费中，有两种现象特别引人关注：一个是，恩格尔系数下降，也就是说生存性的实物性消费支出在下降，各种服务消费支出在上升，所以突出服务消费潜力的挖掘是一个大方向。另一个是，老百姓的消费随收入水准的不断提高，区分为基本性消费、享受性消费与发展性消费，中国人均GDP还不到1万美元，但享受性消费与发展性消费增长很快。

其三，生活性消费与生产性消费的关系。

内需拉动主要靠最终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但绝对不能忽视生产性消费，因为只有通过生产性消费，才能满足工业生产与基本建设的需要。我们主张正确处理消费率与投资率的关系，并不主张投资率降得越低越好。中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城镇化发展期、乡村振兴推进期，在一定时段内投资率适度高一些是可以理解的。工业品生产大部分与居民生活消费有关，是保障居民消费的物质基础。

其四，消费升级与消费文化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倡导推广绿色消费”“推动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我们提出鼓励消费，促进消费，消费升级，并不是讲一切消费都是合理的，要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违规消费，提倡勤俭节约，提倡绿色消费。积极培育健康理性的消费理念，大力宣传倡导丰俭有度、雅俗兼容的消费文化，是提升中华民族素质的重要一环。

其五，消费热点与消费模式创新的关系。

现在已经明确了不少消费热点与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重点领域，但各种消费都离不了消费载体，即用什么方式消费和在哪里消费。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线上线下互动，实体与虚拟并存。供应链改变了生产与生活的组织方式和商业运作模式。所以，不断创新消费模式十分重要。比如，人工智能商场、网上购物、跨境电商、消费金融、租赁市场、个性化设计、体验式消费、特色街与特色镇、共享经济等。

来源：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