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小君（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并就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作出深刻分析，提出明确要求。

2018年，多重外部因素叠加，导致世界经济出现诸多风险。2019年，英国“脱欧”对全球经济的冲击、贸易摩擦及全球多边贸易规则的改革、全球供应链的调整、美联储政策外溢对新兴经济体的冲击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依然存在，集中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在当今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时代，世界各国的经济和金融市场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在金融市场间联动性增强的同时，金融风险的传导性也不断增大。

导致外部经济风险的因素

从近期因素看，各经济体宏观调控政策、全球投资环境以及生产成本都发生重大变化。

一是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分化。2018年美欧等发达经济体收紧货币政策，而新兴经济体则在不同程度上放松了货币政策，这导致一些新兴经济体金融形势严峻。去年4月以来，随着美联储加息，美元指数“超预期”上涨，2018年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汇率的美元指数累计涨幅约为4.6%。鉴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联储一旦加息，就可能引发全球新一轮资本流动和金融市场波动，并冲击世界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曾警告，美联储加息的外溢效应“可能导致信贷条件趋紧和新兴市场偿债成本上升，大量违约可‘浸染’银行系统和各国政府”。新兴市场随着债务集中到期、贸易环境恶化，面临着货币贬值与资本外流的双重压力。去年，阿根廷率先爆发危机，土耳其紧随其后，巴西、印尼、南非等新兴经济体无一幸免。2019年，美联储仍有加息预期，这种分化将继续加强。因此，当前外部性风险正沿着“美国进入加息周期→美元升值→国际资本撤离新兴经济体”的路径演绎。

二是全球投资环境发生变化，尤其是发达国家投资安全审查不断升级。近年来，发达国家陆续建立了外国投资审查制度，如美国签署《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英国发布了《国家安全与投资》白皮书，德国修改了《对外经济条例》，欧盟推出新框架审查标准。他们将关键基础设施、重要技术、国家安全等领域纳入外国投资审查范畴，而且标准不清晰，表述宽泛，给自己留出了更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这必然加大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

三是全球产业链上游产品价格上涨抬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本。从全球价值链看，生产国的生产成本往往受制于资源国的资源价格，即生产国从资源型国家进口大宗初级商品和制成品，会因资源国的价格变动而输入风险。去年第四季度，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16%，预计今年大宗商品价格将上涨9.5%。

从长期因素看，全球价值链贸易模式正面临深度调整，全球贸易规则正面临深度挑战。

一是全球价值链贸易模式正面临深度调整。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逐渐形成了“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全球价值链贸易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全球市场联动性达70%~80%，全球实体经济联动性达60%，一些重要经济体之间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依存关系，一旦出现贸易摩擦等情况，相关国家的经济都会受到连带影响。

二是世界多边贸易体系正受到挑战。当前，全球发展深层次矛盾突出，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在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的情况下，各国将重心转移到区域自贸协定上，近来出台的《美墨加协定》、《欧日双边协定》、CPTPP协定（又称11国TPP）等，导致了一些巨型区域贸易集团的形成。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巨型区域贸易集团，成员国间同质性减弱，经济最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可以进入同一个区域组织，可以将历史、文化、宗教、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连到一起。有的成员国同时在几个区域组织交叉和重叠出现。区域贸易集团内的国家由于交易成本降低，生产效率和资本回报率高，自然成为资本流入的目的地，而贸易集团外的其他国家则会明显受到冲击。

提高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的能力

防范外部经济风险是个系统工程。政府要提高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的能力，打好政策组合拳，确保2020年取得防风险三大攻坚战的胜利。

抓住“稳预期”这个牛鼻子。预期紊乱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去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出“六稳”的目标——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其中，稳预期是牛鼻子，具有决定性意义。预期稳则金融稳，金融稳则人心稳，人心稳则为我国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赢得宝贵时间。建议“一行两会”根据国际惯例和中国国情，在市场出现非理性预期的情况下，对国际市场重大事件去伪存真，给以正确的解释和引导。

逆周期调节进行风险对冲和缓释。回顾近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宏观调控政策的描述，货币政策从“保持中性”到“松紧适度”，财政政策从“积极有效”到“加力提效”，就是强调“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逆周期调节就是要对经济周期中的系统性风险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对冲和缓释。经济扩张时要防止投资过热、经济过热，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经济收缩时要防止投资萎缩、经济下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当前，要通过强化逆周期调节，确保金融体系拥有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流动性。

通过价值链整合和供应链再造不断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当前，发达国家凭借跨国公司形成了对全球产业价值链和供应链的控制权，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与这些跨国公司共同竞争，必须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一方面，要鼓励我国大型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价值链整合，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培育具有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跨国公司，使其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骨干力量和重要依托。另一方面，应在全球打造以中国大型制造企业为核心的供应链体系，大型制造企业可依托自身的资本优势、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来影响上下游企业，形成网络结构，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最有利的采购、技术研发、生产和销售等经营活动，从整体上打造自身的供应链竞争优势。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实施双边贸易战略。一方面，积极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下，坚定维护自由贸易和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心声。另一方面，加快与其他区域贸易集团中的成员国达成高标准双边投资协定（BIT），一个有效的、成功的双边投资协定会吸引更多的发达国家的投资进入中国，也将支持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增长。

建立风险预警机制。一是风险评价机制（识别机制），其关键是建立完善而灵敏的预警指标体系，这一体系至少由三个层次的指标组成：首先是微观指标，一般由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质量、盈利情况、流动性以及压力测试情况等组成；其次是宏观指标，主要包括经常项目盈余或逆差、外债、通货膨胀率、货币化程度、国际收支平衡等内容；最后是中间指标，主要有利率、汇率、国际资本流动、股价指数、国际大宗商品及金融产品价格波动、国际信用评级变化等。二是信息收集系统。风险预警的信息资料来源于日常的预警监测工作，相关监管部门可利用大数据等方式获取大量有价值的监测信息。三是建立预警模型，即采用量化模型对监测结果进行评价分析，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是否具有完善的风险评测模型已成为衡量经济金融预警系统质量的重要因素。四是风险处置系统，即监管部门根据具体情况，对有问题的金融机构采取一些早期补救性措施，不符合救助条件的金融机构，要有市场退出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