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增1100万人就业这一目标，政府工作报告中释放出了政策发力点——强化就业优先政策，通过稳市场主体来稳就业，增强创业带动就业作用；今年高校毕业生超过1000万人，要加强就业创业政策支持和不断线服务；使用1000亿元失业保险基金支持稳岗和培训，加快培养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急需人才。

全国两会会场上，代表委员们继续围绕如何“盘”出高质量的新增就业，积极建言献策——要通过稳住市场主体来稳就业，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升看家本领，并完善灵活就业社会保障政策。

焦点一：高质量，需个人学校企业社会互相“补给”

“要全面推动高质量就业”，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认为，高质量就业不仅涉及工资标准与就业率，更在于岗位与学生能否“适配”。学生找到一份有发展前景的工作，企业觅得心仪高质量人才。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金山科技园管理委员会主任蓝闽波表示认同：高质量就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个人、学校、企业、社会互相“补给”。“大企业就业岗位数量往往是固定的，但中小企业却蕴藏无限机遇。保就业就是保中小企业。”他说，应该分层、分阶段对中小企业进行扶持，如对于初创企业补足资金，对于较成熟企业帮助其构建产业链。

基层一线，也是好去处。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长宁区萍聚工作室党支部书记朱国萍建议，通过线上线下的宣传，引导大家正确认识工匠精神，在全社会形成以劳动为荣、技术为主的价值观念，增强职业技术人才的职业敬畏感和自豪感，营造全社会都认可的工匠精神氛围。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周锋说，相较于前两年，就业形势有所改善，但仍面临巨大挑战，而新职业恰恰能为就业提供另一种“解题思路”。以往求职者为捧上“铁饭碗”挤破头，如今则有了更多选择，“择业观念升级”势在必行。周锋说，要转变“非央企国企不入”“唯高薪职业是瞻”的择业观。一方面，要鼓励年轻人积极投身与国家战略和新兴产业发展趋势相关的岗位；同时，也要鼓励更多青年加快适应新业态、新职业，从身边做起，就业后继续成长成才。

焦点二：高质量，避免“普职分流”变为“普职分层”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加快培养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急需人才。

在周锋看来，必须在职业教育上下足功夫，尤其是加快培育更多高层次技能人才。然而，目前初中毕业生早早分流，普遍缺乏较高层次普适性多学科教育，从而使其难以适应新技术、激发深思考。另一方面，“普职分流”往往演变为“普职分层”，从而使得中职生的社会认可度较低，家长和学生不积极，也不利于对口人才培养。周锋今年递交了一份《关于改进普通高中教育与职业教育分流政策的提案》，建议在普通高中阶段的学业完成后，再进行职业教育分流，才能推动产生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他说，“早早打好更开阔的文化基础，哪怕将来所学技能因技术进步而被取代，也能重新学习、转移赛道”。

“国家需要高端人才，也需要蓝领白领，就算是普通劳动者也应提升技能素养，与就业市场相契合。”周锋建议，在初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都应设置职业教育环节和适当比例的课程，培养学生动手能力、操作能力，以增强适应社会与就业市场的能力。

“高技能人才也能成为高素质人才，这才能在就业市场牢牢站稳。”在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科技和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胡卫看来，应鼓励支持上海、江苏、浙江等具备条件的地区先行先试，推进现有普通高中与中职学校的合并与重组工作，加快发展新型综合高中。

职业教育与产业紧密融合才能实现“双赢”。“现阶段，需要围绕经济带、城市群、产业链来布局产教融合。”蓝闽波建议，规划产业集群与学科集群深度融合，促进学校与企业之间点对点、项目对接项目，“带着课题去企业做”。他还认为，产教紧密融合不仅解决的是“质量匹配”，更是数量“自洽”，由此学校不会产出“过剩”的劳动力。

焦点三：高质量，灵活就业也要有“金钟罩”

如今，“劳动者”的定义悄然发生变化。共享员工、灵活用工、数字零工的出现，令“在校生”提前进入市场，成为实际上的“劳动者”。代表委员们认为，新就业形态的出现带来了全新机会，也面临隐患与挑战，只有加快构筑兜底保障体系，才能让“新工种”成为“新依托”，构筑起健康“就业生态圈”。

现实中，不少应届生临近毕业择业时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错过了最佳时间窗口期，再一拖就成了“往届生”，失去了享受政策的优先顺序。“择业缓冲期”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热点。胡卫建议，适当延长高校毕业生择业期，并逐步取消高校毕业生择业期政策，使得所有就业对象“一视同仁”。也有人大代表提到，可以设置高校“间隔年”，简化申请办理流程，并为这些学生保留学籍和应届身份，还可以依托综合性交流平台实现信息共享。

“择业缓冲期”，有学生会通过实习的方式来找准兴趣所在，但现有法律中“高校学生实习制度”存在滞后现象。全国人大代表、奥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汤亮建议，从国家层面制定《高校学生实习制度促进法》，为高校学生实习提供体制、机制和资源保障，完善实习权益救济制度。

不仅如此，职业教育学生参加生产实践过程，也需安全保障机制。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常委、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丁光宏建议，对参加社会实践学生所从事的企业生产活动建立“负面清单”，明确不能从事的生产活动，也要明确让企业执行“同工同酬”制度。学生进入企业实践，并不代表着学校“放手不管”，他建议“校企同责”，相关学校应承担“安全生产教育和技术培训”义务。

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外卖小哥”，早已进入年轻人择业“备选”，但这一新业态仍需要制度保障。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邮区中心局邮件接发员柴闪闪和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熊猫机械（集团）有限公司采购经理李丰，今年共同提交《关于对进一步规范外包类灵活用工模式提升就业质量的建议》。他们认为，要以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为出发点，分类从严完善外包类人力资源公司的企业行政许可，并加大属地工会、行业工会的建立和覆盖力度，让新就业形态内的劳动者无“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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