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是否存在矛盾?
陈思和:听了张旭东教授纵横世界的论述,非常开眼界。他把经典阅读放到了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讨论,强调今天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恢复人的文化的本性,重新回到经典、回到人对自身人性的了解。其实这个问题在中国已经讨论很多年了。我在大学里教书,很多学生大概都会问老师能不能开一张书单。张教授介绍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学方法,但是我一直觉得很难操作。
约在2001年,我刚担任系主任,在中文系开设了一批原典精读的课程,放在一、二年级,大约有《论语》、《庄子》、《世说新语》、《史记》等,现代文学领域也有鲁迅精读、沈从文精读等,要求只读书不讨论版本等知识,以读懂为止。系里配了最好的老师来讲解,当时效果很好。我的理想是,中文系学生毕业时能对这十几本书如数家珍,有了标志性的本领。这个课程后来获得教育部的精品课程、优秀教学团队、优秀教学成果奖等,都是教育部的最高荣誉。
复旦大学后来建立复旦学院搞通识教育,做成六大模块,基础学科都统筹起来,大都是读书课程,面对全校学生。但中文系学生入学第一年通识教育后再分回系里,专业性就降低了。
所以,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之间会有矛盾。“文革”以前复旦本科是五年,写的学士论文和现在的博士论文一样非常系统。现在是四年制教育,第一年是通识教育,第四年实习找工作,两年的读书时间,显然要培养专业人才是不行的。我考虑了很久,最后想明白了,只能放弃让复旦中文系本科生成为专家的愿望。好处在于他们接受过博雅教育,知识面较广,虽然不是专业人才,但是,能在社会一般工作岗位上做得比较优秀。
张旭东:中国大学要基于自己的现实处境和可能性条件,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盲目搬西方制度或古代书院体制。国内大学和国外一流大学的差距,主要是体制和环境的不同。但有一点很清晰,中文系学生读的书仍是从专业教育的角度考虑的,而西方的大学已经完全超越了专业教育:只要是本科生,无论什么专业都要读这些书目。国内以专业取向进入文本的路径和西方学术界整体上对自己传统的把握还是有不同效果,西方学者的确能在多学科或跨学科视野里思考传统,也往往能够在一个比较开阔的、多元的空间里思考。
哥大学生为何能完成大量的经典阅读?
陈思和:我有一点怀疑,哥大学生一学期,能读完10本书吗?老师不可能在一两节课里讲完整部经典名作,是否也是节选?复旦的原典精读课程,一学期一门课只能读一本书,当然学生可以同时上好几门课,即使这样,《史记》一学期肯定读不完。
张旭东:他们确实是读完全书的。我儿子就把《尤利西斯》通读了三遍。原因之一是一学期只有四门课;之二是美国好大学的本科生学习压力之重是今天的国内同等大学生无法想象的,书永远读不完;之三是小班讨论10个人、20个人一个班,不好混了。这三条从体制上保证学生必须读完,还有学术文化、基本的自尊心、荣誉感等其他因素。美国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一般是每门课一周一本书的量。
国内的大学生社团活动太多,找工作压力太大,社会上分心事太多,没有心思专注学一样东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素质教育和专业教育都免谈,读大学好像就是为找一个能赚钱的好工作,如同买保险。美国大学生也很务实,哥大学生大部分会去法学院和商学院,但他知道,在大学前两年的时间里是必须读书的,所以他就会好好读。
大学如何从批量生产学生到个性化培养?
陈思和:看来,在中国人文学科的本科教育培养目标需要经历一场革命。是专业教育还是通识教育?别的课程也要随之大改变。
张旭东:今天大学的核心功能已经不传授系统知识了,因为人人随处都可以获取信息意义上的知识。我所了解的美国精英大学的英文系,它的专业课一般也就是8门左右,上过莎士比亚不一定上过但丁或托尔斯泰,挂一漏万没有关系,只要通过一门课学到了一种治学方法、一种学术讨论的境界和气象,学生就会获得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的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和阅读、讨论的深度有关,有了深度,能够进入思想生活的内部,才可能和知识发生创造性的关系。全球化后现代冲击把这个教育观念明确了。创意性经济其实在整个社会的意义上要求大学培养模式不能再是早期工业化时代的批量生产,而是所谓“后福特时代”的灵活生产、量身定制,即个性化培育。中国高等教育总体上需要一个升级换代。
跨专业学生读经典为何百无禁忌富有创意?
陈思和:我三十年来每学期都在第一线教书。非常有意思,我给非中文专业和中文专业的学生上课。如果是讨论课,非中文专业的学生讨论文学,比中文专业的学生思维更活跃,他们百无禁忌,特别是理科和医科学生说得反而更好,他们对专业没有框架。我对他们一点都不设障碍,我说你进大学就要学会自己提问题,必须把中学里面学的条条框框都打破。但我们的专业教育中,学生的思维反而越来越被训练所束缚,最后出不了新意。
张旭东:我完全同意,我听很多的同事讲,非文学专业教文学反而更愉快。我觉得这是因为生活有一些闲暇,可以去按照自己的爱好读书了。在社会压力最大的阶段好像很困难。读经典文本,在学生或读者的一方是要通过打开文本打开自己的心灵;在老师的一方,则是要尽量促成学生同伟大心灵的直接对话,要明白自己是一个辅助者,不要站在学生和经典文本之间挡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