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和周联华牧师见面，都免不了要一起吃饭。2005年的夏天，85岁高龄的台湾浸信会牧师周联华来大陆访问，去过了南京的金陵神学院，顺道回故乡上海探视亲人，兼着来复旦大学和宗教学的老师作学术交流。那次我们请他，吃他久违了的家乡菜。席间，主要是谈他在做的《圣经》共同译本，他要将不同教会的“上帝”、“神”和“天主”(英文是同一个词“God”)协调起来。乘着兴致正高，我们提了一个不情之请：请周牧师给复旦学生讲讲蒋氏父子在台湾的故事。周牧师稍作思忖，居然爽快答应：先讲张学良吧!次年12月，周牧师从台北专程赶来，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辅楼和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往事》栏目做了二次演讲，题目都是“少帅与我”。

　　在SMG谈过“往事”以后，浑身是历史的周牧师，仍然只为很少的人了解。加之周牧师又是如此的低调，今天已经息影教会，专心著述，他的行踪只被外界偶尔提到。回到上世纪的七、八、九十年代，“周牧师”在台湾可是家喻户晓。在广播、电影、电视主导媒体和舆论的时代，他是全台湾的焦点人物，为一方观瞻，受万人瞩目。1975年4月16日上午，蒋介石的灵柩从台北国父纪念馆移到桃园县大溪镇慈湖暂厝，主持追思礼拜的正是周牧师。那一天的“移灵”大典，周牧师执礼走在前头，蒋夫人率领蒋氏后人在身后几十米跟随，情景很震撼。此后，蒋经国、张学良、宋美龄、蒋孝文的葬礼，都是由周牧师主持的，人称“蒋家牧师”。如此重要的历史老人，关系着两岸华人的共同记忆，没有人请教，不加以发掘，实在是太浪费了。

　　周联华，1920年生于上海一个商人家庭，父亲是宁波慈溪人，母亲是苏州东山人。餐桌上的周牧师说：宁波人吃海鲜，苏州人吃河鲜，做上海人的好处是海、河鲜都有得吃，我就是样样都喜欢吃。“海纳百川”的“海派文化”，可以按黄鱼、带鱼、鲥鱼、桂鱼来理解，这既是周牧师的独到，也是他的通达，更含着遍尝人生百味之后才能体悟到的那份玄妙。周牧师是道地的上海人，他在中西女塾的幼稚园发蒙，小学读中西、南模的附小;中学是南模、南洋和光华;大学则进了浸信会主办的沪江大学。单从教养讲，他是“上海之子”。29岁那年，周牧师从沪江大学毕业，投身教会，被派送到美国留学。1954年学成，从美国直接去了台湾，一住六十年，成了一个“台北人”。然而，周牧师见到故乡来人，必定是讲上海话——雅致的老式上海话;也必请客人去品上海菜——台北君悦酒店的“沪悦庭”。

　　2013年3月16日，在台北见到周牧师。中原大学吴昶兴教授陪同，三人一起午餐，共话上海、台北和中华，地点就在他最喜欢待客的“沪悦庭”。94岁的周牧师仍然独自开车，准时前来。风尘仆仆的样子，简直是飙车，因为刚刚结束一场讲道。午餐以后，三点还要去给一位朋友的孩子当证婚人，中间还要回去洗个澡，换衣裳。这样的工作节奏，年轻人都会感觉气喘，周牧师却一点不显疲惫，他说：就是要像上海人讲的“蜡烛两头烧”，把这辈子要做的事情都做做光。其实，当年上海人的俗话是说“蜡烛勿要两头烧”，是劝人做事悠着点，慢慢来。看周牧师拼着命的工作状态，对身边人是一种鼓舞——人可以健康、积极和长寿地活着，并且是为大家活着。前几年在台北街上遇到本省人，常会有抱怨说：外省人挤压了他们的空间。但是像周牧师这样的上海人，绝对是上帝送给台湾的礼物。他同情本地人的遭遇，交当地朋友，爱台北生活，一心一意为社会福祉服务，六十年如一日，全台湾有目共睹。

　　在“沪悦庭”进餐，周联华又一次表示他不能接受“宫廷牧师”的称呼。他是上帝的仆人，却是教堂的主人。他固然在蒋、宋、孔、张参加的“凯歌堂”牧灵，但讲道理的对象是全体民众，不止是蒋氏家族，甚至也不单单是基督徒。周牧师告诉我们：1975年的移灵大典，是蒋夫人执意要用教会方式。他受邀请做主祭，意识到葬礼既然在国父纪念堂做，就不能只属于一家，而应该属于全体民众。因此他精心准备了一句话说：“请所有的同胞，对你所信的神明祈求。”这样的处理，是要让不同信仰的民众，捐弃分歧，无论儒道佛回耶，都来祈求国泰民安。把葬礼做成一次共同祈祷，以达成各个族群的和解，实现全体民众的福祉。但是，正是这句话引起教会保守势力的非议：怎么可以为其他宗教说话呢?事实证明，周牧师的“共同祈祷”符合“宗教对话”的思想。今天台湾各类宗教和平相处，共同发展，信仰不但没有在族群裂痕中激化矛盾，还起到了社会凝聚作用，这与周联华牧师等教会领袖的深谋远虑很有关系。

　　周牧师平生最得意的，并不是那次“移灵”大典，而是另一场释放了台湾人“二二八”情结的和平大祈祷。经历了“抗战”、“内迁”、“劫收”、“内战”等等苦难，周牧师从上海，到美国，到台北，决心要为一百多年来华人社会的大和解做工作，以上帝的名义，以自己的努力。在台湾，他下去南部，学习台语，在佛教、道教、天主教和长老会的圈子中交各种各样的朋友，试图把台湾社会整合在一起。解禁以后，台湾社会怨气冲天，行将动乱。1990年12月8日，周联华顶着当局的禁令，联络了对国民党统治不满的南部长老会，还有“二二八”的遗属们，在他主持的怀恩堂里做了一次“和平礼拜”。这真是一次大和解，当天各大媒体的摄像机、照相机都捕捉到了一个划时代的镜头：周牧师用台语做了祷告以后，郝伯村院长站起，移步，就前，把右手伸向遗属。遗属们举头，面对上苍，犹豫之后，终于向当局的代表松开拳头，摊开掌心，握在一起。

　　周牧师餐桌上的闲聊，不似讲道，已是讲道，他说：“和解”才是人间的常理。这个道理，神学上叫做Pacifism(“和平主义”、“唯爱主义”)，或者是墨子讲的“兼爱”呢。不用讲大道理，我们上海人也是一径懂得的，“和气生财”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呀。周牧师在中西附小和女小囡一起读到四年级，讨厌骂人讲脏话，不喜欢和人争斗，喜欢大家都来做朋友。他接着说：蒋夫人逼着士林官邸的男信徒们都到“凯歌堂”做礼拜，每礼拜天十一点钟，必来凯歌堂听道理。“西安事变”的关系，蒋中正和张汉卿的关系很别扭，何应钦和蒋、张更是互不交应。这群人能够进同一间教堂做礼拜，是一件神奇的事情。他们的目光都投向了我，听我讲道。有时候，按教会的规矩，要求大家相互握一下手，祝一个平安，他们也做了。在这一时刻，可以感到这些遍体鳞伤的普通男人在精神上有一些共融，也算是一种恩典吧。

　　“沪悦庭”的午餐上，周联华牧师点了红烧肉、鱼下巴、腌笃鲜，还一直尽量用上海话和我们交谈。这既是周牧师的乡情流露，也是他的待客之道。边上两桌的杯盏交错之间，也不时传出吴侬软语的乡音。这种情景，不禁让人想起白先勇先生笔下的《台北人》。

　　周牧师为台湾服务了整整一个甲子。他见证了台湾从动荡到和解的全过程。他热爱台湾，是因为他爱那里的风土，那里的人，他在中间“息事宁人”。其实，受哪里的风土，就做那里的人;在哪里的环境下生存，就为那里的社会做事情，这才是真正的上海人。1920年代，是上海文化的“黄金时代”，铸就了周联华这一代上海人，他们有“海纳百川”的生活态度和信仰方式。平和中见卓越，包容中有风骨，受委屈不抱怨，持信仰不放弃，这是上海文化辉煌时期造就的人格精神。上海把周联华赠给了台湾，周牧师也真的帮助了台湾人，周联华是“蜡烛两头烧”的上海/台北人。

　　文/李天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