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世辉先生是名编，他编辑过现当代文学史名著，如《林海雪原》，如《将军吟》，如《芙蓉镇》，在编辑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1953年，龙世辉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初出茅庐，自是小编。从事编辑工作不久，领导分配他来编辑萧军先生大著《过去的年代》。萧军曾是鲁迅的私淑弟子，因出版《八月的乡村》而名满天下，这部《过去的年代》原名《第三代》，最初构思于1936年春，也曾经发表在《作家月刊》上，后来刊物被禁，此书出版两部之后，没再出版了，萧军停停写写，写写停停，到1943年，才写了第八部的上集，直到解放后，才最终完稿。

　　一部书稿写了十三四年，费力巨矣，却未必讨好，不是一气呵成，然后修改打磨，而是拉拉杂杂，断断续续，世易时移，自然难以赓续当初思路。这部书稿最初是诗人牛汉做编辑，牛汉与萧军是老朋友，知道萧军是蛮有个性的，他编辑萧军的书稿，一，顾及老朋友关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路绿灯放行;二，也可能顾忌萧军“强人”个性，牛汉眼睛只闭不开，闭着眼睛说行行行。整部书稿，除了改了几个错别字外，牛汉打算签字发稿了。

　　好事多磨。萧军这部书稿正准备出版，牛汉忽然因“胡风运动”挨了整，靠边站了，离开了编辑岗位，这书稿也就转到了龙世辉手上。小编龙世辉通读了书稿，有一个整体印象是：“写得好，但很多地方要改。”他的初审意见是：可以出，但须修改。

　　萧军有一则被很多人一直引述的佳话：1938年，他初去延安，丁玲等作家晓得鲁迅得意门生来了，马上将消息告诉毛泽东，毛泽东礼贤下士，打发人来喊他去窑洞一叙，萧军牛气，道：我不去了，我很忙的。蛮自负，也算是很傲慢的。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作家大著出来，谁不自以为是天下第一名著横空出世?何况萧军。萧军还有可傲的资本，《过去的时代》曾经得到过鲁迅赏识，经过了鲁迅青眼的，还不是大著吗?

　　龙世辉却觉得这书“很多地方写得不行”，将书稿发还萧军，叫萧老作家打磨打磨。萧军不肯，“拒绝做任何修改，和编辑部打笔仗。”虽然，多数情形，作家往往自认弱势，编辑对作家有生杀予夺之权，是强势;但名家了，那形势可能变了，编辑居弱势，作家处强势了。龙世辉编萧军，恰是后一种态势，一边是大作家，一边是小编辑，大作家不合作，又奈何?

　　龙世辉对萧军玩了些“小聪明”，装大，装老。若是晓得“指令”萧军修改大著的，是一位嘴上没多少毛的小编辑，萧军那不气大了?更不把编辑放眼里了。龙世辉想了一招，跟萧军写信，全用毛笔写，一律直行、繁体。让萧军感觉，与他打交道的这位编辑，不是小编辑，而是有些胡须、有些斤两、有些老墨的老大编辑，萧军气势也就先输了一着，加上龙世辉说得在理，点到了穴位上，萧军不得不佩服，于是答应修改。修改了一遍，龙世辉还不满意，要求再修改，“作者终于修改得使我们比较满意。”《过去的年代》也就成了萧军代表作之一。

　　龙世辉初生牛犊，敢跟名家叫板，以质取文，非以人取文，这是他从小编辑成为编辑家的内在素质吧?龙世辉编辑了不少好书，这些书，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是占了大篇幅与重要位置的，他从小编辑做起，后来做到了作家出版社的副总编辑，不是浪得虚名的。

　　龙世辉确是只认文章，不唯文家的。也是萧军，他曾写过一部《五月的矿山》，龙世辉接手编辑这部书稿，他的意见非常直接：退。他认为“这部作品，写得极为平庸，不堪卒读。”他拒绝让这部作品问世，但其领导给的意见是“奉命发稿”，领导要发稿，他还是不同意，直接向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冯雪峰先生陈述意见，冯雪峰措辞严厉回了个批条：“我是总编辑，我有权力发稿，我命令发稿，一切后果我负责。”总编辑发了大火，龙世辉对这部书稿依然不认同：“我保留意见，我执行任务。”原来萧军这书稿，质量不行，没有地方愿给他出，萧军雇了一辆三轮车，直闯中南海，找毛泽东去，毛泽东发了话，“萧军的东西还是可以出版的”，有了这个最高指示，谁挡得住?

　　萧军《五月的矿山》几与《过去的年代》同时出版，但在读者中的反应，却是绝然不同，《五月的矿山》一出版，“立即遭到了‘围剿’”，读者赞同的少，批判的多;而《过去的年代》却广受好评，同一个作家写的作品，差别咋就这么大呢?无他，编辑故也，好作家需要好编辑，好编辑助产好作品。

　　不过龙世辉也有略受非议的地方。看到璞玉之作，他常自挽袖子上阵，他编曲波的《林海雪原》，编辑转作家，很多章节几是他写的了，据说总编巴人特地找来原稿与修改稿对照，在原稿末页签上评语：“应该这样改”，晋升了龙世辉编辑职称，还连升其三级工资。这就给龙世辉莫大鼓励，此后编稿，多有“手痒”，很多作家就不买账了，比如《将军吟》的作者莫应丰，在其著作出版后的座谈会上，发脾气：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部有的编辑，看到有创造性的作品动手改，改得既不像这个，也不像那个，把创造性都砍掉了。据说龙世辉先生听了，心里很不好受，但他气量大，此后与莫应丰还是好朋友，莫应丰后来也向龙世辉收回了这句话。但其中或还是有可议处的：对曲波那一代作家而言，编辑代为修改，恐怕是应该的;后来的作家，文化水平高了，编辑给意见可，亲自上阵动刀子，恐怕越俎代庖、不易讨好了吧?

　　作家与编辑真是一对欢喜冤家，是终成冤家?还是皆大欢喜?嗯，这是个问题。

　　文/李天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