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开始，我的手机上微博提醒“滴滴答答”响个不停，面对各种各样的善意恶意、理解不理解，我深深感叹：做记者，真是“地命海心”。这一个星期，我都在为复旦投毒案宣判的采访奔忙。而这一轮风波要从我的不专业说起。

　　昨天中午，复旦投毒案一审宣判，林森浩死刑。我和很多媒体记者一样，守在二中院出口处，等待当事双方父母出来。看到林森浩父亲林尊耀的时候，我内心震颤，偌大一个法院大厅，完全是室内环境，林尊耀兀自撑着伞、魂不守舍地办理换证手续。对于一个极可能马上失去儿子的父亲来说，这可能是最自然的反应。

　　他出门时，我问了他对宣判结果的看法，他早就认识我，于是跟我说了一些。涌过来的记者越来越多，林尊耀说了两遍自己的上诉意愿，然后表示没有情绪再接受采访，想要离开。可现场有几十个记者，他被围得死死的，每走三五步就被逼停在墙根边。问题一个接一个不停，新涌进来的记者重复着同样的问题。在照相机和人群的步步紧逼下，有很长一段时间，林尊耀像一张纸一样贴在墙上，脸抵着墙面不停地低声抽泣，双手捂着头。很多次他想抽身离开，又被活活贴回了墙，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可能有15分钟。他没有车也没地方躲，无助又无奈。

　　再来说说我这个时候，我一直努力克制自己“要专业”。做了十年记者，我太能体会同行渴望采访新闻当事人和获取新闻内容的感觉，尤其是热点事件。可是看到一个老人，哪怕他是“杀人犯”的父亲，陷入这样的情景我还是于心不忍。当我看到他又一次被贴上墙，说实话我已经数不清那是第几次了，我冲进人群、可能还比较粗鲁地把几个同行拨开拽出去，挤到林尊耀身边说“上我车，我送你走!”林尊耀点点头。

　　上了车，林尊耀就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我们载着他开了很久，等他情绪略微平复、估摸着守候的媒体都走了，再把他送回了寄宿的小宾馆。整个过程当中，我没有再问他一个问题。

　　当然我知道我无法控制别人说些什么——如果我后来在车上采访了他，就会说我虚伪，实际为了抢独家，如果没有采访，这些张嘴又会说我一点都不专业、感情用事。没关系，我都认了，因为在新闻、感情与法理之间，没有一个绝对的平衡点，我的选择只能是我觉得对的。无论从职业角度，还是从人文角度，都该如此。

　　这一个星期，我觉得身心疲惫，始终在和自己作斗争，当然也会和同行有争论。一件社会关注的刑事案件，在有限的报道范围里，双方家庭是个重要的报道点。接到去四川、广东探访这两个家庭的选题时，我就非常犹豫——两户家庭，一个是儿子已经死了，一个是儿子可能也要去偿命。他们受到的煎熬每个人都能想到，这不是新闻。

　　我的第一反应是拒绝，但是后来我想了想，还是接下这个选题，并且选择去被告林森浩的家里，让同事去受害人黄洋的家里。一方面，此时的被告是千夫所指，家人接受采访难度更大，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可能还会有一些信息量。因为网上很多人形容林森浩“孤僻阴郁”，还是个广东的“富二代”。去现场总会有些收获。联系林尊耀的过程异常艰难，我一次次和他解释我们来采访的目的，为了展示一个比较全面的林森浩。我被拒绝了至少十次后，还是自己摸了过去，站在了广东汕头和平镇的街头。那天，林尊耀刚接到宣判开庭通知，我电话里再次解释了来意、并告诉他我就在他家附近，在雨里等他，犹豫了十多分钟后，他撑着伞找到了我。瘦削、憔悴、苍老，采访中几次痛哭失声。我觉得自己的到访增加了林尊耀的痛苦，所以我心里一直都不舒服。林森浩的妈妈本来就有心脏病，这一年儿子出事后，病发了好几次，一听风吹草动就会几天几夜不吃不睡。我知道，我如果跑到他们家里去，画面实况肯定会更富冲击力，效果自然也会更好，但是我没有去，我觉得不应该为了这个“好看”徒增痛苦。

　　林家有五个子女，林森浩排行第三、长男，林尊耀一直是民办工厂的技术员，十年前失业。林母文盲，收废品，十多年前患上风湿性心脏病在家休养。全家七口指着宅基地上一个烟杂店过活，年收入一万元。林尊耀绝对是个老实的农民，觉得根本赔不起人家钱，人家也不会接受他的道歉。当然，也没有人来教他如何公关、危机处理。

　　后来也有类似双方家属到达上海，在开庭前的表现这样的选题，我都选择不接受，悲伤真的不是新闻，我们的同情点或许要比普通人再高一点，“职业”一点，我们要更多客观冷静，但是给别人增加痛苦，媒体没有这样的权利。

　　微博上很多人发评论给我，说“养不教父之过”，说“活该”，说“他不当众谢罪还面对媒体想要逃避，冷漠”，当然还有很多完全没有理性的脏话。这两天，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所谓的舆论暴力。如果说“养不教父之过”，那么我想现在这件事本身给予林尊耀的煎熬就已经足够严酷了，我们是不是有资格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对已经处于生活极其弱势的那个人拷问批判?有同行诘问我“他站在公共区域，媒体去采访他完全没问题”，我说“是!”但是他并没有被剥夺拒绝采访的权利，更何况一而再再而三堵住他的去路、把他摁在墙上是否合理?

　　这次采访报道下来，我也有很多的疑问，比如一些报道两个人生活经历、家庭背景的东西要不要在判决前夜播出，舆论可以杀人，这个我们都知道。

　　这些年，我去过很多艰辛危难的地方采访，这一次的林森浩案比较起来看似一碟小菜。可是，这些天我的心理压力并不见得小。人伦的悲剧里，媒体的位置在哪里，我们要传递信息，我们要客观公正、我们不要侵入伤害。每一次的反复掂量里，我不敢说我能做得完美甚至不能说可以处理得好，但我希望过了几年以后，我回想起这些经历不会内疚，无论是对观众、对采访对象，还是对自己。

　　2014年2月20日

　　文/袁文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