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何处“双引楼”?据说，那是蒋孔阳与濮之珍二位老师的室名。自打1957年我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直到1972年于“文革”中离去，他们一直住在第九宿舍那座浅黄色外墙的楼里。

　　

　　我去过多次，“双引楼”的室名却未见悬诸书房或客厅。今年春，濮先生到京，我求证于她室名的由来。濮先生笑了，说：“那时我同蒋先生都年轻，是老先生开玩笑的。”“老先生”，就是朱东润教授。

　　

　　我们进大学时，中文系一年级的专业基础课只有四门：文艺学概论、语言学概论、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两门“概论”，复旦中文系称“引论”，分别由蒋孔阳和濮之珍夫妇讲授。那时，蒋、濮两位40尚不足，30略有余。如此年轻而又双双开讲两门基础课程，可谓稀有。于是，便有了朱东润教授“你们的室名可以叫‘双引楼’”的调侃。“双引”者，两门“引论”也。这调侃蕴含着奖掖与鼓励。那时的年轻教师大都为人蕴藉，沉静治学，自然不会真个用起这个室名。不比今日，越是浮嚣，越是张扬，好像学问也就越大。

　　

　　“双引楼”来历既明，“楼主”身份亦在其中，但题中“情书”二字尚无着落——后生晚辈，如何能读到老师的“情书”?

　　

　　此事就要说到前年。那年，是我们57级学生毕业50周年。当年青春年少，如今都已年过古稀。人老了，不免怀旧，于是相约返校一聚。全年级八十多人，已有二十多位辞世或“失联”，再加其他各种原因，如约前来的不足三十之数。老师们更如昨夜星辰消逝零落，那天应邀前来的老师中，当年青春闪耀的濮之珍、黄润苏两位已年届九十，是中文系健在教师中最年长的了。人散时，濮先生悄声问我何时离沪，知道我还要盘桓几日，便约我第二天到她家中，只说可以“再说说话”。我一口答应。

　　

　　次日，同陈光磊学兄一道前去，濮先生很是高兴。她略带神秘地送给我一本书——《真诚的追求》，是蒋先生自述对爱情、对知识、对美学真诚追求的文字。后两部分，先前散见于各种报刊，曾读过一些，唯独第一部分“爱的追求”，竟是蒋先生在1947至1949年写给濮先生的书信。那时，他正热烈地追求着濮先生。这一百多封书信是货真价实的“情书”。

　　

　　说到这一部分书信，年逾九旬的濮先生仍显得有些羞涩。她说这些书信“文革”之际差点烧去，终因难舍，才将它层层包裹，藏在书柜后面，得以保全。我明白，有些事是无法割舍的——譬如少女的初恋，这是人生最珍惜的情感，也是人生最艰难的选择。东方出版中心的编辑刘琼为了《率性丛书》中的这一本，费尽心力才得到濮先生的同意，收入了这部分书信。此时，蒋先生已归道山。

　　

　　二

　　

　　读着蒋先生的情书，我最先想到的是杭州月下老人祠那副著名对联：“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很多事好像冥冥中自有安排。

　　

　　蒋先生是万县人，家在上江闭塞的山区。濮先生是芜湖人，家在下江水陆通衢。蒋先生家境贫寒，为了考一所无需学费还能供应膳宿的中学，哥哥放弃了继续求学的机会，成全了弟弟;濮先生在烽火遍地、辗转迁徙之中，仍能完成高等教育，家境自又不同。但是，这样两颗似乎无从遭遇的灵魂，却恰恰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走到了一起。

　　

　　书中的情书，从1947年5月同游南京开始，但他们的相遇却要早得多。

　　

　　1946年，抗战已经结束,濮先生毕业于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于重庆清华中学。而蒋先生还在中央政治学校经济系继续学业。24岁的女子，即便家庭开明，在当时也该谈婚论嫁了，何况还是一位美丽聪慧的新女性，热心人自然乐于绍介。蒋先生就是陪同一位朋友去与濮先生会面，才有了二人第一次相遇。说到这第一次见面，濮先生浮起了笑容：“我对被介绍来见面的那位没有什么感觉，倒是陪同前来的蒋先生，诚笃朴实，讷于言辞，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不过，也只是印象而已。一个月后，濮先生随家人返回家乡芜湖。

　　

　　天缘遇合是小说中常见的套路，但生活中未必就不会出现。就在濮先生顺流东去一个月后，蒋先生也完成了学业。中央政治学校是管分配工作的，他恰被分配到芜湖的农业银行实习。这到底是巧合还是蒋先生有意挑选，已无法起先生于九泉问之。或许，他们二人早有暗约，蒋先生毕业之后，便追随而去?但这也只是悬揣。

　　

　　芜湖之聚，也很短促。因银行工作的调动，蒋先生先后辗转于淮阴、高邮、镇江之间，而濮先生也由芜湖到南京晓明女中任教去了。第一封情书，就是蒋先生到南京与濮先生经历“天使们见了，也会嫉妒的”游览后，回到淮阴写的。月老那根红丝，就这样系住了两人的心。

　　

　　三

　　

　　此后的岁月，蒋先生无论在淮阴、高邮，还是在镇江、上海，只有南京，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读着这些一个甲子前的书信，令我惊讶。我的印象里，蒋先生的性格是内敛的，即便在情绪激动的时刻，也始终保持着一种沉静与矜持。没想到，竟也会有这样炽热的感情喷发。

　　

　　“啊，之珍，你对我岂止只有魔力，简直像上帝样地支配着我的一举一动了。我在任何人面前，从来不屈服，不妥协，可是在你的面前，再没有力的来源，也就再没有勇气说‘不’了。”

　　

　　“你引起我的兴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和你认识后，另外的女孩子要引起我的兴趣，更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我很虔诚地向你表白纯洁的爱，希望你也不可太令我失望了。”

　　

　　歌德有诗：“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人谁个不善怀春。”但蒋先生对爱的追求，表现得如此热烈却又如此自尊。从来不屈服、不妥协的人，为爱而“屈服”、“妥协”了，但即便如面对“上帝”般虔诚的表白，蒋先生也还是提出了对等的希望：“你也不可太令我失望了。”不合理的婚姻，总以抹杀人的自尊为代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攀财附权的今日择偶，所谓“高富帅”、“白富美”的选择，都不过是门第、财产与灵魂、肉体的一笔交易。“五四”以后的新青年不屑于此，他们追求的是理想、感情、兴趣的相融，学术、文章的切磋，外表固然是相互吸引的第一感觉，但真正决定的因素还是内涵。今日的某种婚恋观，则是一种令人伤感的“返祖”。

　　

　　在蒋先生写给濮先生的信中，有相思的情愫，有理想的倾诉，有学问的探讨，也有思想的迷惘与痛苦：

　　

　　“在一个梦中碰到你，又在另一个梦中消失;那曾为你震颤过的心弦，像黄昏样地天天叹息。”

　　

　　“你是第一个或许也是唯一的一个曾经拨动过我的心弦的人。因此这深夜的心灵的歌，也只有唱向你一人了。”

　　

　　这是蒋先生的倾诉。这些倾诉，有欢乐，有忧伤，有期盼，有失望。蒋先生是那样的热烈，但从信里探究，濮先生起初似乎显得相当矜持——少女的矜持，以致自尊心极强的蒋先生，几乎自信尽失。然而，他依旧执著地相信但丁所言：

　　

　　“追随你的星，你将有个光荣的天庭。”

　　

　　他在信中讨论爱情：

　　

　　“爱情，有时似水，有时似酒，有时似糖，有时似药!当她似水的时候，淡淡的，然而，你必须喝她!当她是酒的时候，明明知道会醉，而喝酒的人又不能不一杯、两杯地喝下去;至于甜口的糖，苦口的药，只有偶然有罢了。然而，只这偶然，她才真正开出爱的花，结成爱的果!”

　　

　　啊!这些甜蜜的痛苦，在很长一个时代，每一个真正恋爱过的青年都曾经历过，只不过未必能如蒋先生那样把它诗意地表达出来。

　　

　　四

　　

　　他们在信中讨论前程。蒋先生从中央政治学校读经济系的时候就不喜欢经济。他的兴趣在文史哲的研究。待到毕业、工作，也仍然厌恶这繁琐的“经济”。他向濮先生这样倾诉：

　　

　　“干吗上帝不予我安排一个较合兴趣的工作，叫我安心安意地做下去?我既不求升迁，也用不着理人!我将由对现实的孤独去发掘心灵的深度!我是一个天生的思想的革命者!然而，现在，为了啖碗饭，我在浪费我自己!糟蹋我自己!天，天下最难过的事，恐怕就是失掉了自己!而我现在，就失掉了自己!”

　　

　　银行工作，以收入论，绝对比一个思想研究者丰厚。在当时，一个月收入在150美元以上，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饭碗。但蒋先生志不在此。这种对现实不满，追求更高理想的心情，他只能向濮先生倾诉，因为他相信只有她能够理解。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当1948年，受林同济教授之聘，蒋先生到上海海光图书馆任职编译，得以圆他文史研究的梦想时，得到了濮先生的理解与支持。

　　

　　在他们往来的情书中，有不少探讨学问的文字。对于钟情于学术研究的情人，学问的探讨几乎是情书不可缺少的内容。濮先生那时在中学教书，大约因为生活与工作环境的关系，热衷于童话创作。蒋先生赞赏了濮先生童话的“深邃、美丽”，又在信中大谈对童话的见解：

　　

　　“童话里面不知包括了多少的学问!第一，它需要作者的童心，第二，它需要作者有系统的幻想力，第三，它需要作者对人生有深刻的识度。此外，童话的作者必须研究儿童心理学，以了解儿童的心理;必须有丰富的生物学的常识，以多识于草木鸟兽，因为儿童是生物的爱好者;又因为童话常牵涉于天空的星、天空的种种幻想，所以，又必须有天文学的常识!而儿童心理和原始人心理，大多相同，所以，初民的社会、生活等等，必须为一个童话作者所明了，所熟稔。更重要的，童话要用儿童的话写出来，才能天真动人。”

　　

　　读到这里，我不由哑然失笑。所幸濮先生不久就考入中央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师从胡小石教授做学问去了，童话创作似乎也没有继续。否则，蒋先生关于童话见解的“情书”，或许可以集为《童话学引论》，读“情书”的濮先生也就变成读“讲义”的濮学生了。

　　

　　生活在社会之中，爱也不能脱离这社会，正像蒋先生信中所言：“没有办法否认，只有物欲不会产生爱情;但也同样没有办法否认，完全不要物欲，也不可能产生爱情!爱是生活的净化，提高!”

　　

　　在物价飞涨的时代，他们也要考虑拿到工资后赶紧去换金子，以求保值。原本打算两人一道报考研究院的计划，也终因考虑到婚后的生活，不得不有一人放弃。

　　

　　他们的恋爱在1948年底“修成正果”。可“正果”之后，又是漫长的两地相思——濮先生在南京继续她的学业;蒋先生则到上海海光图书馆从事他久已向往的读书、研究、写作的生活。

　　

　　聚散总匆匆。

　　

　　五

　　

　　1949年3月间，濮先生还曾到上海同蒋先生团聚，不料回到南京不久，便“钟山风雨起苍黄”了。南京和上海间交通断绝，邮路不通。此后的一个多月，蒋先生每天写下一封无从投递的情书，保留下来的只有16封。这些未曾寄出的情书，是蒋先生的独白。

　　

　　海光图书馆是一所以私人之力创办的公共图书馆。出资者是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创办者是复旦大学教授林同济。林先生希望在中国办一所以西方思想为主题的图书馆，得到了陈光甫的支持。馆藏图书，部分为陈氏出资所购，部分是林先生获得欧美一些大学的捐赠。图书馆藏书不多，仅两万余册，但质量颇高。馆址由上海银行捐赠，在哥伦比亚路(今番禺路)，是一座带花园、草坪的三层楼房。三位编译，蒋先生负责文学，史学是张荫桐，哲学是林同奇。蒋先生到此，原想实现学术研究的理想，有许多计划和愿景。但是，他的理想生活被战争打断，刚刚建立的幸福家庭也因战事而音书阻绝。

　　

　　时局的动荡，心情的焦虑，物价的暴涨，使他无法静下心来。海光图书馆这时也已成为地下党一个活动地点。馆内的林同奇，馆外的吴强等地下党员，在这里议论时局，印刷传单，蒋先生心知肚明。这有他的信为证：“汪先生回苏州去了，张先生回家去了，林老先生夫妇，躲难去了;同奇先生呢，迎接‘新时代’去了”。“不过，客人倒多起来了，多半是复旦的。”那时在海光图书馆活动的地下党人告诉我，他们的活动并不回避蒋先生，因为他们知道他的态度。

　　

　　蒋先生也在盼望“新时代”的到来。他在独白的情书中说，“为了在新的社会做一个新的人民，我们必须坚持”。“腐朽的是在坍了，新生的呢?我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个情形，我不能说，我只能祷告新生的是一个健朗的孩子。”一个社会，连全身心沉浸于学术研究的学者都毫不可惜其溃灭时，必是一个糜烂透顶、无可挽救的社会。

　　

　　海光图书馆地处比较僻静的地区，但地下党员们也过于大意，在晚间摇动印刷机时的动静，遭到隔壁里弄某人的告发。结果，图书馆遭到敌特搜查，虽然没有查到什么物证，仍把林同济先生与蒋先生等一并逮捕。关押几天后，终因没有证据，允许保释。又过了几天，上海解放。蒋先生最后写给濮先生的情书，读来有如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味道：

　　

　　“一个划时代的巨变摆在眼前，新世界在茁长!向着这蓝色的远景，我格外需要和你拉拢着臂膀，贴紧胸膛!珍，让我们更深更深地爱，让我们以更凝聚的灵魂去迎接新时代!”

　　

　　“双引楼主”的情书，到此戛然而止。遗憾的是，从书中只能读到双引楼主情书的一半，那另一半则尚付阙如。我问濮先生：

　　

　　“您写给蒋先生的那些信还在吗?”

　　

　　濮先生笑道：“都在呀。”

　　

　　“为什么不收到一起呢?”

　　

　　“因为我还在啊!”

　　

　　“爱的追求”总是双方的互动。愿濮先生早日将另一半解禁，让读者得窥全璧。这是一段动人的心灵史，对今人会有很好的教益。

　　

　　一年多后，他们双双来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之后的希望、迷惘，痛苦、欢乐，他们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但已无须用也无法用“情书”来传递了。

　　

　　2014.5.8完稿

　　

　　5.12删定

　　

　　文/陈四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