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13年的努力，皇皇24卷2000万字的《竺可桢全集》终于出版了。这座“精神大厦”的落成，不仅是科学界、教育界的一大幸事，也是当代出版史的一大壮举。

　　竺可桢是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一代宗师。民国期间，他曾执掌浙江大学13年，提倡“求是”精神，推动教学与科研的紧密结合，把浙江大学办成全国第一流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参与领导全国的科学事业，功勋卓著。以国人“立德、立功、立言”的标准来衡量，竺可桢皆为楷模。因此，科学界、出版界很早就有人建议为竺可桢出版文集。1962年，聂荣臻副总理就曾提出：“像竺可桢这样的科学家应该给他出个文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版界曾为之做过努力，编选了若干竺可桢的文集，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大都失之于单薄，未能全面反映竺可桢的精神和贡献。

　　我们今天正处于一个文化日趋繁荣的时代，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出版著名科学家和文化名人全集的热潮悄然掀起，《竺可桢全集》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工程。它们的出版有助于我们认真地回顾、总结、梳理和研究科学的成果及过往的历史。不同于已出版的其他大师、学人的全集，《竺可桢全集》的鲜明特征是日记部分占据主体，还有大量书信。全集24卷，除1至5卷是著述外，其他各卷均为日记和书信，其中日记要占到16卷之多，大约1300万字。科学界对竺可桢日记的出版寄予很高的期待，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比其学术著作更为重要。因为其中记录的不仅是竺可桢个人的生活，还透视了国家和民族在那个时代的变迁。这种私人化的记叙与写作为我们开启了解读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另一个灵隽的视窗。竺可桢生于19世纪末，经历了风云际会的晚清、民国、新中国的历史嬗变，平生穿越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全民抗战、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土改运动、反右及“文革”等重大历史波涛;同时，他还有着留美、旅欧等一系列跨文化学习、考察、研究的多元视角，服务过国民政府、新中国人民政府的教育与科学研究机构，有过与各个时期领袖、主政者共同议政、谋事的经历，但究其本色，他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其思、其感、其论都饱含着一介书生对国家民族命运前途的忧患与苦闷，对教育真谛、精神发育的咀嚼与思索，对科学意义、价值、生命张力的抒发。在数字化、信息化的阅读语境中，手捧《竺可桢全集》，不仅沐浴着书香，还透过日记、书信中的“私房话”完成一次与历史老人的深情凝视，心灵交感，从而赢得一份学识的醇厚滋养，历史与社会的豁达洞察，生命彼岸的悄然抵达。这份精神的高度是许多功利与工具性叙事所无法企及的，这份纯粹、厚实的心智享受也是任何碎片化的阅读与写作所无法获得的。

　　这项历时长久的“马拉松”出版工程，穿越了三个出版五年规划，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也变更了三任社长，考验的是编纂者与出版者的定力与耐力。13年来，全集的规划者、整理者、编辑出版人员丝毫都不曾懈怠，不改初心，编纂整理者与出版者之间相互砥砺，相互支撑，无缝合作，以严谨的态度、从容的姿态、超凡的标准铸造了一套精美的大师文集。从中，我们这一代出版人再一次续接了上海出版界追求高雅、铸造丰碑的宏大气象与传统气脉，我们为之而骄傲。

　　大师远去，但他身后的精神大厦依然矗立，出入这座精神大厦，凝视大师，我们前行的步履会更加坚定、踏实。

　　文/陈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