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悼念和惋惜逝者，也因为我们尊重他们对生的爱和努力——他们一定是特别爱生活并认真生活过的，否则不会对生的苦痛如此敏感。

　　近日，有关瑞典纪录片导演马利克·本杰鲁尔(MalikBendjelloul)自杀的消息充斥互联网。如此引人注目，不难理解，因为他的《寻找小糖人》得过奥斯卡纪录片奖，因为他年仅36岁，因为又是抑郁症!抑郁症媒体人自杀的消息最近在中国不也出现过好几条了。

　　抑郁症患者在瑞典并不稀奇。当“抑郁症”这样的名词还没出现时，瑞典人就以“北欧的忧郁”出名，兴许是和北欧的漫漫冬夜有关，“忧郁”自很久以来，简直成了诗人的标签。

　　而如今，哪怕是一些小镇诊所，也都安排着专职心理医生，帮助疏导各种病痛。抑郁不是诗人的专用代名词了，它有遗传因素，也可能缘自生活压力。抑郁者可以是失业人员、家庭主妇，也可以是为论文愁出白发的博士生，涉及各类人群。据一项资料表明，做自由农场主的人是瑞典唯一一个极少患抑郁的人群。事到如今，抑郁病人也并不那么刻意隐瞒了，更多的人坦然地自白，自己在吃“快乐药片”，不少人过着通常的幸福生活。像马利克这样年轻有为却自杀的实在不多。

　　但仔细想来，在瑞典历史上也还是无独有偶，1950年代，瑞典就有过一位自杀了的天才，作家达格曼。达格曼的作品在法国、意大利、德国等有很大的影响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Jean Le Clézio)就曾对达格曼深深致敬。达格曼写过一篇题为《杀死一个孩子》的短篇小说，以一个平常的慵懒夏日中的汽车事故来提醒人们珍重生命，警惕没有同情的命运。死亡的主题贯穿达格曼的多数作品，不少人觉得达格曼过于抑郁，但也有人认为，穿过抑郁看到的是作家对生命的爱。这个在1945年登上文坛的作家，略微羞涩，有非婚生孩子的心理创伤，他在文学道路上的成功却用了让人艳羡的加速度，似乎是上帝把着他的手在书写，但这些并不能让他远离抑郁。

　　在其自杀两年前的1951年，达格曼应一家杂志稿约，写了篇谈“生活的艺术”的文章——《我们对慰藉的需求无以满足》。他写道：“我没有信仰，因此，我永不能成为一个快乐的人。因为快乐的人永不担心他们的生命流于无意义，朝向注定的死亡。我既没有继承一个上帝，在世上也没有一个好的固定之点，让上帝注意我;我也没继承怀疑主义者完好隐藏了的愤怒，理性主义者的贫瘠思想或无神论者燃烧的无知。但我不敢扔下一块石头，朝向那些相信我所怀疑的事物的人;更不能朝向那些膜拜怀疑的人，好像那怀疑并非为黑暗笼罩。那块石头相反会击中我，因为有件事我确信无疑：我们对慰藉的需求无边，无以满足。”

　　一方面，达格曼感激那些带着奇妙感觉填充着他生活的一切：和爱人的相会，苦境下得到的帮助，开阔海面上的航行，被孩子激发的快乐;另一方面，他摆脱不了抑郁。哪怕坐在最安全的房间的炉火边，他也能突然意识到死亡是如何从各方各面包围着自己，“它在火中，在所有环绕我的锋利物件里，在屋檐的重量里，在一面面墙壁里，在水中，在雪里，在灼热和我的血液里。人的安全是什么呢，假如对死亡如此接近的事实没有安慰，这将是多么可怜的慰藉，它不过提醒我们想忘记的一切。”

　　达格曼自称是才华的奴隶，他的抑郁包含了写作上的挣扎。在极早的迅速成名后，社会及其本人对他的期望持续升高，达格曼惧怕于自己的天才，不敢动笔，以免发觉才华已不在。1950年初，处于创作瓶颈的他重返报社做文化编辑，期待日常事务能帮他重燃创作欲，但无济于事。还有私人生活中的倦怠、外遇、离婚、离婚后抛弃儿子的负疚感。就在自杀前几天，他写信给担忧其状态的友人：

　　我的生活到了个停滞点，我不知怎么去恢复。什么也做不了：不能写作;不能说话，不能阅读。我感觉自己处于整个游戏之外。当我和人们在一起时，我得强迫自己听他们说话，以便在正确的时候微笑。最近一次我阅读《荒原狼》，它打动了我，我觉得和它有联系，不是和那些不必要地自杀了的人，而是和那些将死亡始终作为一种预防措施，把死亡放在近旁，和它谈心，对它向往的人。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还活着。我看不到这些无聊地堆积着的日子的尽头。

　　我曾读到一名天主教徒关于隐身人的故事，说是没人看得见这人，因为他把自己隐藏在光亮里。但愿我们有些光亮能让我们藏在其中。

　　他想在光亮中隐藏，最终在1954年躲进了汽车。“汽车”这个达格曼在《杀死一个孩子》里用过的符号，成了他逃离恐惧和苦闷的所在。

　　达格曼是个出生伊始就缺乏安全感的孩子，更生活于“二战”后、冷战中的1940年代，他表达的关切和苦闷合乎当时潮流。很遗憾，我们如今的世界依然笼罩着战争威胁，我们也还在为争取平和宁静的幸福生活而做大大小小的挣扎。哪怕抛开世界政治、经济、自然的因素不谈，达格曼对人的生存苦痛的传达也还是丝丝入扣。

　　不过，达格曼自杀后多半是后悔的，自杀现场的车库里充满一氧化碳。汽车引擎已关，车门是被打开了的。达格曼的头朝外。也许最后，他并不想死——他以前有过类似自杀尝试，可惜这一次，他再没有力气爬出来。他去世时年仅31岁。

　　马利克因获奥斯卡奖而闻名世界。他出生于艺术家庭，母亲是作家、翻译，舅舅们是演员、导演和记者。他本人曾是童星。马利克通往奥斯卡的道路并不顺畅，在拍摄了三年、剪辑了三年后，主要赞助商认定，马利克拍的都是些垃圾，毫无登上电影屏幕的素质。从此，马利克不得不自筹资金。除了经济压力，在被人完全贬低的境地里奋斗，精神压力可想而知。

　　接到参加奥斯卡颁奖典礼的邀请时，马利克也未能放松。在2013年夏天的一个广播节目中，他自述，能跻身奥斯卡颁奖典礼等于是得到了《绿野仙踪》里翡翠城堡的钥匙。在这个炫目的城堡里，你能得到来自许多人的瞩目和帮助，赞助商、律师、作家，等等。但这个圈子非常健忘，你得到的钥匙只有三个月的时效。必须“抓紧!抓紧!抓紧!一分钟也没法浪费!”

　　马利克死后，一些同行和友人回忆说，他是他们所认识的最友善，最富于工作激情，最会讲故事，最有能量的人。

　　我们悼念和惋惜逝者，也因为我们尊重他们对生的爱和努力——他们一定是特别爱生活并认真生活过的，否则不会对生的苦痛如此敏感。而活着的人也只有好好活下去，带着逝者不能继续的部分，一并活下去。

　　文/王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