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前，我跟随叶嘉莹先生读博士，听了先生很多课。她的授课非常受欢迎，不管台下的听众是不是真正懂得她的思想，但都被讲授自身的艺术所陶醉了。先生也一向看重自己的授课，曾经跟我说，在她的学术中授课是应该排在第一的。不过，一般人只看到她女性情感的细腻，认为特别适合深入委曲地讲述出诗词的内在情味。其实，先生是很刻意讲求授课技巧的。可以说，她仪态的吸引力、声音的感染力、言辞的表现力，处处都有艺术性。更为局外人所不易看到的，是她授课中常有的诙谐。

　　如同诗人痖弦所说，先生给陌生人一种“意暖神寒”的感觉，这就把她的风趣感遮掩了。但在我们这些弟子的眼中，先生时时有着“顽童”般的脾性，颇爱戏谑。遇到有些凝滞的气氛，她往往一两句调侃就轻松化解了。这“宽兮绰兮”的风度，使先生越发显得平易可亲。这一点也时时表现在她的授课中，只不过局外人难得体会。这里，我就现身说法地举个例子。

　　北京大学出版社今年出版先生的《人间词话七讲》，是根据她的授课录音整理的，其中有一处以我作为话头：

　　我有一个很有才华的学生，叫钟锦，从小就喜欢诗词，可是他报考大学的时候，考哲学系不考文学系。他说：“我虽然喜欢诗词，但是我不学它。尤其词，词是小道，这东西都写美女和爱情，没有价值，没有什么意义。”他后来做了我的博士生，出的第一本书是关于词学的，因为现在他忽然间觉悟改变了，他提出来说：“词是圣贤之学。”这又把词抬得太高了，词怎么从爱情歌曲的小道又变成圣贤之学了?这是钟锦，钟锦好为大言。

　　我初读大呼：“躺枪了!”这是我的观点吗?再读，不禁失笑，先生又在那里戏谑!

　　先生实际在讲她自己的“词学困惑”理论，这困惑摇摆在两个极端之中：一是词作中美女与爱情的叙写，一是传统诗文中言志与载道的标准。于是，词论者们就对词作或则贬抑，或则拔高。贬抑者，如先生指出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小词是被轻视的。宋朝人编集子，很多人不把自己写的词编到里边去。陆放翁编进去了，但是他说：我小的时候年轻不懂事，所以就写了这些歌词，我现在非常后悔。可见他也不以为这些歌词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拔高者，如周济说：“昔云：‘礼失而求之野’;其诸乐失而求之词乎?”谭献说：“周介存有‘从有寄托入，以无寄托出’之论，然后体益尊，学益大。近世经师惠定宇、江艮庭、段懋堂、焦里堂、宋于庭、张皋文、龚定庵多工小词，其理可悟。”这本是词学传统的冲突，如果授课仅就词学史的事实讲，就缺少一种诙谐，不容易保持听众的兴奋点。于是先生灵机一动，把这种冲突转移到我身上，并以“好为大言”相调侃。

　　我自身确也提供了为叶先生调侃的口实。先生说我讲词没有价值，出自我《词学抉微》的后记，我说：“不过，也不知什么原因，词是小道的观念在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头脑里还颇为顽固，总不肯对它痴迷。”这自然是受了传统词学观念的影响，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哪里发得出这样的“大言”?说我讲词是圣贤之学，这是先生的夸张。我只是说，“‘作文害道’与‘作诗妨事’，就无奈地将‘文以载道’和‘诗言志’否定了，两种理想的失落，恐怕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憾事。如果说这种憾事竟在词体之中得以弥补，简直会使人大为意外。但是这种说法确实被提了出来。”这本是我对常州词派的诠释，也说不上是我的“大言”。

　　当然，若从诙谐之外看，我和先生确有治学上的差异在。无法详细展开谈，用具体的例子可以这样表述：先生偏爱王国维，我偏爱陈廷焯。我一直认为，陈廷焯的词论是中国传统文论的正宗，也是词学的集大成之作。王国维却在特定的语境下依附了一个西方哲学的偏狭理论——叔本华哲学，并以中西贯通的意识得到后来的高度肯定。我常说，王国维的词学研究或许是百年来最大的学术神话。当然，我人微言轻，不能取信于人。所以经常引用牟宗三《五十自述》的说法：“王国维是一代国学大师，晚年钻研甲骨文，殷周史，于考古学上有贡献。然没有进入中国文化生命的底蕴，于西方文化生命的来龙去脉亦未能抓住其纲要。自己生命的途径，中国文化生命的途径，皆未能知之确，信之坚，遂郁闷以终，自杀了事。”这样的负面影响也反映在他的词学上，使得他的一得之见遮蔽了词学的合理传统。而这样的传统却在陈廷焯的词论中被淋漓尽致地揭示出来。简而言之，这个传统可以如此表述：词在特殊语境之下，实现了圣贤之学在文学中的真正体现。这是陈廷焯最了不起的贡献。

　　因此，如先生所言：“王国维从来都不说词里边有圣贤。”常州词派，直到陈廷焯，都肯定了这一点。不过，王国维和先生都知道：“词里面确实有一种非常微妙的东西。那东西是什么?”先生说：“我的学生说它是圣贤，这太夸大了。”其实，这个夸大并不是由我开始的，这是词学的常州派传统。而且，也很难讲是夸大。先生说：“王国维都没有敢说是圣贤。”那是王国维的不透彻，他只敢讲一个类似叔本华观照得来的“境界”。然而，这个“境界”既模糊，也不能极高明。先生极力想澄清王国维的理论，这就有了她的一系列著作、论文，以及这本《人间词话七讲》。但是，既然我和先生的偏爱不同，治学必有差异。这种差异进入诙谐之中，显得先生既有真理的执着，也有风趣的宽容。身在局外，哪里看得出这许多的因缘?

　　文/钟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