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的命名和乏力的解释

十三年来，每至秋凉时节，到过法兰克福书展，我就会赶往法国,去和昆德拉夫妇见面。仿佛已成仪式，或者节日,——日期不定，但从不缺失。夏天一过，他们和我一样，开始期待重逢的日子。但去年的会面，却非同以往，是唯一一次以不安开始，却又以惊喜告别的聚会。

就在我取道维也纳飞赴巴黎之前，他们还没有拿定主意，见面时间究竟怎样安排。昆德拉年近八五，夫人维拉也逾古稀，一年中大多住在滨海别墅，待到暑热彻底消退，才会搬回巴黎。二人年高体弱，三天两头就要去跑门诊，日常生活多受困扰。但到了十月十六日的傍晚，在急不可耐中,准信终于悄然而至：第二天正午，先到家中小坐，稍后去街口斜对面的露特西亚大饭店午餐。那个位于拉斯帕伊大道十字路口的餐厅，我们去了已经不止一次，而且以前也是奥克塔维奥·帕斯和玛丽-何塞·塔拉米尼夫妇等老朋友来到巴黎，和他们一起餐叙的地方。

说来也是蹊跷，预想中的午餐，竟然差点儿落了空。当天中午，还没走到餐厅门口，就远远望见一群人，闹嚷嚷地围在一起，举着旗帜，手拉横幅，又是呐喊，又是打鼓，旁边站了两三个警察，好像是看热闹，而不是执行公务。维拉赶到近前一问，方知酒店东家易人，决定裁撤冗员，惹得雇员群起罢工抗议。没有办法，只好折身返回，再去挨着他们寓所的LeRecamier餐厅,试试运气如何。幸亏是老主顾，两三分钟之后，挤挤挨挨的食客中间，旋风式地迅即收拾出一张台子，然后就是接续而至的红酒，牡蛎，海鲈鱼，舒芙蕾，还有文学、出版和其他琐碎的家常话题……最后的小杯浓咖啡送来时，维拉忽然拉住我的手，一脸正色地说：你知道吗，米兰新写了小说，两个星期后，就要在意大利出版。

新的小说，先出意大利版？我有点不敢相信，意外的惊喜就这样不期而至。《无知》来后的十年，只知道他在编订文集，偶尔也写点随笔札记，但从没听他提起，还会再写小说。如同四年前的《相遇》，他用法文写的书，大多先在法国出版，之后才授权其他国家。他早年的重要作品，也都从捷文译成法文，交由伽里马印行。翻译出版他的图书，必须以法文版为底本，是他铁定不移的规矩，这在圈中尽人皆知。此次缘何破例，令人无以想象。

一如以往，无论旁人怎么说，昆德拉对自己的小说都不置可否，——作品完成，要说的话，也就全部讲完，至于他人能读出什么，就与作者无关了。“小说自有命运”，是他不变的信念。他新作的第一读者，自然是维拉，而她愿意尽其所知，畅所欲言。可又能巴望她谈出什么来呢？虽然我和昆德拉的谈话，常常少不了她的英文协助。但以其表达能力，把小说名字Lafêtedel'insignifiance的意思讲明白，却是比登天还难。她比划着说得费劲，解释来解释去，间或还拿笔写下几个单词，可我听了仍如一头雾水，只能大概分辨出来，书名译成英文，是TheFeast of Insignificance,或者TheCelebration of Insignificance。而她写出的意大利文译名Lafesta dell’insignificanza，倒提醒我记起了他的译者马西莫·里赞泰，特伦托大学的诗人、教授和评论家。昆德拉的文论集《帷幕》和《相遇》的意文本，都出自他这位当年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学生的手笔。

实在而言，如果只是死抠字眼，不管说“无意义的庆祝”、“无意义的盛宴”，还是“庆祝无意义”，似乎都不能完整表明小说的多重涵义。说来也是，一部从立意、用笔到结构都独出机杼的小说，单拿一个书名说事，又能做出何等文章？正仿佛从文中找到一句“无意义，……这是生存的本质。它到处、永远跟我们形影不离。甚至出现在无人可以看见它的地方：在恐怖时，在血腥斗争时，在大苦大难时。这经常需要勇气在惨烈的条件下把它认出来，还应该爱它——这个无意义，应该学习去爱它”，就如获至宝，奉之为小说的精髓，无疑是唐突而乏力的；以作品名字来说三道四，理所当然得不到作者的认可，——任何企图一劳永逸的评论，都有悖于昆德拉的小说理想。在他的视野里，或者在他推崇的塞万提斯眼里，“世界是暧昧的，需要面对的不是一个唯一的、绝对的真理，而是一大堆相互矛盾的相对真理（这些真理体现在一些被称为小说人物的想象的自我身上），所以人所拥有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一种不确定性的智慧。做到这一点同样需要极大的力量”。小说家要用力的地方，是对现实存在“暧昧性”的探索。

滑稽故事无言的苦涩

从巴黎回国不到两周，昆德拉的小说原稿，也就接踵而至。为了寻找合适的译者，编辑部左右衡量，花费了不少心思，最后觉得，不二人选，还是翻译家马振骋先生。邀请八十高龄的马先生再次出马，不仅因为他译得又好又快，也因为昆德拉的《慢》，就是他翻译的。作者和译者是同龄人，在文学艺术上面，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而这部新小说无论在风格上，还是在结构方面，都带着鲜明滑稽模仿色彩的《慢》，有异曲同工之妙：故事的基本元素，来自从真实生活中的各色人等（失业的喜剧编剧和演员、生活重心失落的退休者，轻浮而夸夸其谈的好色之徒），以及日常的琐事和景象（女装时尚变化引起的色情幻想，对远去而淡漠的母爱的留恋，寡淡无味的庸常劳作和“有意义”事业追求的冲突，以及对特定时期政治人物和事件的评价）。随着情节推进，历史同现实相互交织，炫目的幻景若隐若现，以一种欢快、轻松而幽默的节奏，在刻意营造的戏剧氛围里，循序渐进，直至结局的大团圆。在简捷的叙事当中，作者故伎重演，借用意识流或者心理独白的手段，一再回到他惯常辨析的概念，间以引出新的质疑：生命、存在；遗忘，玩笑；个人，集体；意志，强权；现实，身份，意义；……如果对昆德拉足够熟悉，又能看出哪一个概念，不曾在他以往的笔端出现？概念是僵硬而且死板的，但因它们而出的故事，到了昆德拉的笔下，却永远是那么活泼，那么耐人寻味。

刚过春节，马先生译稿来了，争议、疑问，甚至不满，紧跟着也结伴而至：作品是不是过于短小了（连两百页都不到）？不少情节，换了别的作者，分明可以连篇累牍，铺陈出好几个篇章，——素材会不会太浪费了？为什么书中一些议论，比如对生命和存在的辩证关系分析，看上去是那么抽象；故事本身已足够引人思索，为何还要再列举那么多的问题（“……这样落下是什么朕兆呢？预示一个乌托邦的崩溃，此后再也没有其他的乌托邦？一个时代留不下一点痕迹？书籍与图画被抛向空中？欧洲再也不成为欧洲，还是今后再也没有人笑的笑话？”），而且什么答案也没有，甚至连答疑的线索也不提供。兴许可以来个标签，说它是一部问题之书，一个只问不答的小说，——作者只负责提问，其余的事情，就交给读者了。

不妨假设一下，面对质疑，昆德拉将作何反应。或许，他会微微一笑，抽出一册他的《小说的艺术》，翻到那篇“关于小说结构的对话”，从中找出他万变不离其宗的挡箭牌或辩护词：“（要把握‘现代世界中存在的复杂性’）简约的艺术在我眼中就成了一种必需。它要求：始终直入事物的心脏。……小说也是充斥了‘技巧’，有一大套的成规取代了作者在那里起作用：展现一个人物，描写一个领域，在一个历史环境中引入情节，用一些毫无意义的片段去填补人物生活中的时间；而每一个布景的转换都必须有新的展示、描绘、解释。我的命令也是‘雅那切克式’的：是小说摆脱技巧带来的机械性的一面，摆脱小说的长篇废话，让它更浓缩。”

毫无疑问，并非不能写长篇大论的小说，而是对没有叙事节制和缺乏结构平衡技巧的作品，昆德拉秉持决绝的否定态度。及至《庆祝无意义》问世，一个新的典范脱颖而出：清清爽爽的四个普通人（阿兰、拉蒙、夏尔和凯列班）、一个历史掌故（斯大林对部属的肆意耍弄）和三条此起彼伏的叙事线索（阿兰和母亲的情感纠葛；夏尔和凯列班以平常生活为虚拟舞台的假戏真做；拉蒙退休后的无聊遭际和波折）。小人物的忙碌和休闲，欢乐和忧惧，无可奈何的挣扎，还有滑稽而荒唐的结局，仿佛是在用一丝又一丝淡淡的愁绪，牵扯出无尽的苦涩，——“他们不放弃。他们要演戏。他们为生存而奋斗”。他们的哀愁，掩藏在带泪的笑声中。

孤立来看，每个故事都简洁无比。但经过用心设计，几个故事却又组成一幅画面华丽的微型长卷，好似一座曲折复杂的迷宫，又像一个变化层叠的万花筒：一旦脚步跨出，或者观察角度改换，扑面而来的景色，转瞬就会超出想象。昆德拉制造出来的离奇效果，完全容不得阅读者的仓促、鲁莽，和心不在焉。这是一部要求用心来读，甚至需要随手记下思索所得的小说。要走出昆德拉的叙事迷宫，一点也不像看上去那么省心和轻松。

小说形式的喜歌剧“变奏”

《庆祝无意义》出书前后，就小说的内容，同事和我讨论最多。但作品特殊的外在形式，却在争执中给遗忘了。直到有一天，翻阅昆德拉的旧著，《雅克和他的主人》忽然冒了出来，而封底选印的作者自白（“我所写的并不是对狄德罗作品的一种改编，而是一出我自己的戏，是我对狄德罗的一种变奏，是我对狄德罗的致意：我对他的小说进行了彻底的重写；尽管那些爱情故事仍重复了他的故事，但对话中的思考却更属于我”），尤其让我眼睛一亮：昆德拉的新作，其实是把他的小说艺术，在形式上推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这当然是把这部作品，和《身份》、《慢》和《无知》归于一类，就其法文小说创作探索成绩而言。

“变奏”是昆德拉惯用也擅长的手法。但他所谋求的“变奏”，并不单是形式上的机械模仿，而是对走过的道路，进行新的踏勘和界定。他说，“小说唯一存在的理由，是说出唯有小说才能说出的东西”，而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并非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所有人类做得出来的。小说家画出存在地图，从而发现这样或那样一种人类可能性”。这无疑是他小说美学的核心价值。在小说形式方面的重新发明，或者对文学类型界限的跨越，更当看作是昆德拉努力的方向。而他的坚毅和执著，容易引人联想，记起那个不老的成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昆德拉长于设置叙事藩篱，但却并不妨碍读者脱身而出，以局外人的身份，独立而清醒地获得另外一种觉悟：他是在借用超现实的技巧，演绎一出“滑稽模仿”式的现代喜歌剧。除了斯大林及其部属，还有幻想中的天使形象（夏加尔画笔下虚无缥缈的艺术道具），其他主要的角色，以及他们所处的布景，全是你我耳熟能详的对象，他们的遭遇不显山不露水，但却又不乏喜剧色彩，轻快、幽默的、甚至是讽刺的叙事，在大团圆式的结尾形成高潮……说到这里，开头提出的问题，是不是有了答案：《庆祝无意义》，出版当然要放在意大利，因为那里才是喜歌剧的发源之地。

如果我的理解没错，这个小说是昆德拉的一个致意，一个对十八世纪喜歌剧的伟大传统的致敬。昆德拉也是在向罗西尼的戏剧遗产致敬。套用一句他对《雅克和他的主人》的自我评价，我想，《庆祝无意义》同样可以看作是“一次智力、幽默和想象力的盛筵，任何其他作品都不像它那么强烈而集中”。

二〇一四年八月廿五日下午，在福州路

□赵武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