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章

2013年是我的悲伤之年，由音乐结缘的长者一一离去：辛丰年先生、杨立青先生，还有，远在我家乡徐州的费承铿先生。

有幸结识费承铿老师，在1975年的夏天。那时已是“文革”之末，江苏省自感歌曲创作上落后，便临时抱佛脚，由省文化厅牵头，举办江苏省革命歌曲创作学习班，突击创作，以期多有新作入载国家级一年一辑的《战地新歌》。彼时我在铜山县潘塘公社六堡大队插队，县文化馆负责音乐的李明夫老师对我提携有加，向省里多要了一个名额，带我一起去。于是，我用自行车驮着两大麻袋山芋干，吭哧了七里村路，到公社粮管所，呈上介绍信，换了三十斤粮票。然后乘火车，兴高采烈地来到了省城南京。

学习班沿袭当时“老、中、青三结合”“专业、业余结合”的模式，麋集了各路人马，具体负责人是南京艺术学院的作曲老师姜元禄，最大的官是《三杯美酒敬亲人》的第二编曲、省文化厅负责人程茹辛。

如此，给了我一个认识江苏音乐名人的机会，这里面便有费承铿老师。

似乎像鲁迅笔下的藤野先生，费老师人不高，黑瘦，脑门挺大，戴着老式眼镜。张口先是咧嘴一笑，快人快语，完了又是咧嘴一笑。然而他始终紧绷绷的，连吃饭、聊天的时候，都张力十足。唯有在钢琴上和作曲时，方进入一种怡然自得的松闲。记得学习班里传说，费老师因与南京市歌舞团的作曲家庄汉合作了一部歌剧被打成毒草，从南京市下放到江都县东方红小学。费老师这次来学习班，算是江都县的代表。

学习班几十号人，入住草场门南京艺术学院的一幢外中内西的建筑里，男学员一个大房间，如军营，单人床排了几排，各挂了蚊帐。学习班分成几个小组，形成竞争。费老师是我们组组长，又和我邻床，朝夕相处了一个多月。那年他38岁，我22岁；他是下放干部，我是插队知青。在那个溽热的夏季，每顶蚊帐内都在哼唱，天天有新歌出炉。创作的同时，间杂游览、讲座等活动。晚饭后，大家多去秦淮河散步，听雨打梧桐。费老师是写歌的快手，开口成曲出手为谱，无须修改推敲，特灵。多年的知青生活，我很知道多有高人落难乡野，费老师就是那样的高人。另有一个关于他的传说：拿来一首歌，费老师立马就能在钢琴上用十二个调视奏出来！

这说明他首调功夫了得，果然是中国“首调引进者”陈洪大师的嫡传。那等于一个人同时跟十二个人下棋，是键盘上的天元！另一方面也说明费老师的音乐观念深植中国传统，并非固定调思维。这在他以后的音乐创作及论著（如《青少年学和声》）中体现明显。

现在想来，那次的学习班，是歌曲创作的大炼钢铁，貌似红火，成品不多。一则笑话我至今不忘，有极聪明者，将《大海航行靠舵手》拼贴《石油工人之歌》，来讥讽和反证“全国歌词二百句”时代以政治标准定于一尊的创作，雷同、可笑到了荒谬的地步。那“拼贴”词曲不动，交叉唱来：“大海航行靠舵手，祖国建设跨骏马，雨露滋润禾苗壮，头戴铝盔走天涯。”若是熟悉这两首歌，可马上唱出，不觉得有碍顺畅，甚至可说是天衣无缝。当时大家对此以八卦相传，可见心里都明白。但作歌还得遵守政治指明的方向，那必定免不了烫炙以群众歌曲“高、快、硬、响”的“文革”烙印，倒入历史的垃圾场。

去除政治因素，那次的经历，于我却颇实惠：可让农活压折的年轻筋骨，得以片刻舒松；而南艺的伙食，更有效地抚慰了饥肠。同时开了眼界，获得知识，零距离接触本省最高音乐学府，交了几个朋友，最重要的是，认识了费老师！

学习班结束后，大家哪儿来回哪儿去。此后的岁月，我和费老师也是联系不断，我常常写信请教作曲问题，他从不拒绝，红笔改题细致入微。那些年信件常有丢失，两人的来往多已淡忘。忘不了的，是他在江都县的艰难时日，儿子费宏雷费宏鸣年幼体弱，去卫生所打吊针成了家常便饭。一次信中说：“近来忙得够呛，一人还有50土方的挖河任务，无星期天，来信迟了，望谅。”

我也是挖过河的，而且多次，那是农活中强度之最，一顿饭没有一斤粗粮馒头、两大碗煮萝卜、清汤尽喝的食量垫底，根本干不动。

记得有一年我去南京费老师的家看望他，那是小彩霞街上的一座老宅，青砖小院可人，客堂高敞明亮，他特意出门买来油炸糖糕款待我。在客堂间的方桌上，我拿出自己新写的歌给他看。热腾腾的炸糕尚未入口，又有青年敲门，是江都县赶来的老知交，说是县剧团有重要演出缺少一段音乐，情急中派专人来省城请费老师救场，并立等可取为盼。只见费老师咧嘴一笑，随手拿过一张纸来，划出四个声部的简谱表，边写曲调边配器，曲成，那青年一块炸糕还未吃完。这不正是舒伯特在餐馆用菜单作曲的中国版么？

1978年中秋，我去信江都县问候，那时我已在徐州地区文工团乐队工作，信中劝他趁音乐师资缺甚不妨作调往大专院校之想。费老师回信说，“现南京晓庄师范正在设法调我，江苏省音协也准备调我，但都是困难重重，只能听天由命。吹皮拍马，请客送礼之类我不会搞，也不想搞，今后总会解决的。”

后不久，费老师果然被“拨乱反正”，调入地处南京市郊燕子矶的晓庄师范任音乐部主任，我每逢到南京，总会去看他。依稀记得乘八路汽车至终点，经过一个类似牌坊的石阶梯，再走一段土路，就到了黄多绿少的晓庄师范。费老师居一排平房中的一间，有小小的风琴，大约就是音乐部了。虽说课间休息短暂的几分钟，谈不了什么，但那种面授，不仅是音乐呢！和费老师的相处特别轻松愉快，那种亲切、温暖和踏实之感，瞬时消解我旅途跋涉的疲惫。

某次我新写了一首女高音独唱《献给一月八日》，并描葫芦画瓢绘制了一篇钢琴伴奏，寄去费老师。费老师仍是用红笔一个音、一个和弦地修改，并在旁空写下批语，于我如醍醐灌顶。此刻想起此事，脑子里便现出费老师那熟悉的红色笔迹。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吧，费老师突然调来我的家乡徐州，创建徐州师范学院（现江苏师范大学）的音乐系，旋即又出任徐州市音乐家协会主席。我为徐州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徐州而由衷高兴，坚信费承铿的名字于徐州的音乐发展至关重要意义深远。同时不免有些担心，工作肯定没问题，他是道高任重之士，但徐州彪悍孟浪的世风和烂打死缠的酒场人情，他对付得了么？

而我却调去了上海。我奇怪地想到插队时带在身边的《罗曼·罗兰文钞》里的句子：两只小船擦肩而过，一只驶向过去，一只驶向未来。

费老师待我好，而他的两本书想在上海出版，我却无能帮他实现。一本是《钢琴小曲四十首》，一本是他退休后的《合唱作品》。在利润第一的时代，出版物高质鲜见低质泛滥已属平常。我也像他，不会“吹皮拍马，请客送礼”。也不愿。

或可欣慰的，我曾为费老师的一本书当过责编，就是《青少年学和声》。时在2002年，那时的费老师除了日常教学、系主任及音协主席的工作外，还参与国家中小学音乐大纲的修订，编撰教材任务繁重，但他满口答应了我的约稿，并在北京——徐州——南京三地间的火车上打开电脑，写完一两个章节便寄我，并预告下面章节的寄稿时间。书稿的精彩，除以上提到的注重首调外，让我第一次知道了相对于泛音列的新概念“沉音列”，虽然沉音列尚待科学的确证，费老师认为应该让读者知道。更让我惊诧的是，书中费老师采用图解旋律形态，他自己使笔，画出圣-桑斯的名曲《天鹅》的旋律曲线，两句下来，竟是一只优美的天鹅！真是妙不可言。这就是费承铿！他深谙旋律之美，美如天鹅。

我受费老师的影响，除开音乐，还有他的做人和务实精神。在徐州文工团时，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之交吧，我常去上海，在音乐学院听过几次讲座，去山东路一号二楼的旧书店买过几册光华版的影印总谱，比起小城算是近水楼台地先得了一扇窗。大约是我在信中卖弄过斯特拉文斯基、勋伯格以及十二音、整体序列这些新潮名词，费老师似乎不满意我的求新动向，暗示说“其实莫扎特、贝多芬就够我们学一辈子的了”。当时我小有不服。几十年过去，我追踪了蛮长时间的现代音乐，到如今，显见地始乱终弃，莫扎特贝多芬们在我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而现代音乐作品尤其无调性十二音之类则越听越少。我愈加感到，调性是上帝的赐物，抛弃调性就是浪费粮食呀。再想起费老师“贝多芬够学一辈子”的话，一点儿也不假，贝多芬当然是初学者的典范。就连十二音的始作俑者勋伯格，晚年在美国洛杉矶为教学而著《和声学》，讲的全是传统和声，断然与十二音无涉。

然而，在费老师2011年寄我他的未出版的艺术歌曲集《古渡口》中，他令我非常惊讶地使用了无调性和声!我又想起那个句子，两只小船擦肩而过，一只驶向过去，一只驶向未来……

2010年，费老师寄来他创作教学生涯六十周年纪念活动DVD，说到他六十年从未请过一天假，这让我大惊！这种记录，天下会有第二个人么？我想起在晓庄师范时期的费老师，有次给我的信中说，一连四年的寒暑假都是在北京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度过，编小学音乐课本，小学编完了，再编中学。我知道，落难在江都县东方红小学时期，他就在编小学音乐教材了。他不仅一辈子都没有假期，全部假期都在工作。我还相信，他八小时以外的业余时间，也一定都是在工作的。

从王安国先生的文章得知，退休后的费老师不久就会搬回南京安度晚年，不幸在徐州惨遭车祸过世。徐州以凄绝的另类方式留住了他。

《古渡口》，是他的天鹅之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