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视河流，我看到水流湍急，就像面对人类的焦虑急躁时时光的流逝，永恒而冷漠。时光如不可阻挡的洪流一去不复还，仅保留在我们的孱弱、荒谬而坚持的记忆水库中，给所有提笔记下文字符号的人以短暂安慰，给那些喜欢追溯时光历程、意识到在时光永恒流逝中那些文字符号邀我们去游牧、去离开祖屋、家园或街区的人以短暂的安慰。

这篇文章动笔之初，我想到中国人和哥伦比亚人远隔重洋，语言毫不相通。不过，我们有定居在美洲的共同祖先。穆西卡人确实是亚洲穿过白令海峡的部落后裔，他们留下了保存和尊重环境的文化传统，而作为哥伦比亚人我们刚开始评估我们的环境。穆斯卡人的宇宙起源论和水与河流息息相关，因此，我们的文学文化似乎是个不错的话题，在此和各位分享。

和上海相比，我的家乡波哥大似乎是个没有河流的城市。好奇的人应该看看谷歌地图或者印刷地图，马上会发现我在说谎。因为他们会发现波哥大处处有浅蓝色脉络，要么是从北流过郁郁葱葱的热带草原，要么就是从东部高地缓慢地向下向西穿过城市时成了排水沟、垃圾水道。许多溪流绵延数十公里，历尽艰辛汇入一条大河，而这条大河和城市同名：波哥大河。

古时的波哥大城由穆斯卡印第安部落沿着名叫Vicacha平缓的溪流而建立，Vicacha在他们母语中意味着夜色阑珊。那时，高地所有河流湖泊都是活水，使得安第斯山脉如有光照一般，水中富含特有鱼类，比如guapucha鱼和上校鱼。19世纪早期亚历山大·冯·洪堡意外到访哥伦比亚的时候，命名上校鱼为Eremophilus Mutisii或者“孤独恋人”，这似乎预言了后来的加西亚·马尔克斯。Mutisii是为了纪念西班牙科学家、皇家植物园考察队的队长JoséCelestino Mutis。这种上校鱼对穆思卡部落来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营养源，他们也交替着吃鹿或者其他哺乳动物。西班牙人占领后，波哥大人用牛奶和洋葱来烹饪上校鱼，这道菜叫上校炖饭。这种吃法延续到20世纪早期。然而，由于城市的疯狂扩张、水污染、诸如虹鳟等外来物种入侵，上校鱼在热带草原几乎绝迹。这道菜也从日常餐桌上消失了，现在它是一种保护物种。据说它们会出现在河流湖泊的偏远地区，但迄今我还未有幸品尝。

在波哥大，人们已经忘记了我们古代的传统和水息息相关；穆思卡母性神灵Bachue和儿子Qhuzha一起出现在Iguaque湖，数年后，为了繁衍穆思卡国，Bachue和Qhuzha在广为人知的乱伦中结婚。母子也会教他们的孩子们如何相互共处，以及保护自然资源和农业收成的规律。数十年后，这对老夫妻变成了大蟒，返回那片他们来时的水面。这个穆思卡神话和水资源密切联系；朝圣和魔法仪式也曾在瓜达维达湖,Fúquene湖和Iguaque湖举行。穆思卡人在波哥大和以及Vicacha河交汇处抛掷金色物品来保护良好的渔业资源，在西班牙人来了之后该交汇处被命名为圣弗朗西斯科，现位于波哥大的Bosa区。现在，人们厌恶鱼类，喜爱用地下管道来做掩护将垃圾倾倒在清澈溪水里，然而我们已不堪忍受从中散发出来的种种臭气和臭水了。波哥大河已然不像HG·威尔斯的短篇《盲者之国》描述的那样旅行的地方：

“他想起了沿河之旅，日复一日，从伟大的波哥大到更广阔的外部世界，穿过城镇和村庄，森林和沙漠，湍急的河流，日复一日在奔跑，直到两岸消失，而后大河浪花四溅，最终飞奔入海——一望无际的大海。”

我常常痴迷于这个话题。尽管河道环绕，又有汇入加勒比海的干流马格达莱纳河横穿，但从波哥大航行到大海是不可能的。或许HG·威尔斯忽略了，或许他写那则短篇的时候没有在意。到了二十世纪，从欧洲或者加勒比湾进口的货物必须沿河向上一千公里到东部山脉脚下，然后由骡子驮到海拔2600米与世隔绝的哥伦比亚首都。这个由骡子队伍主宰的时代几乎消失在沿途绿树成荫的雾色中，而其间发生的许多故事还未曾讲述。虽然听起来难以置信，但哥伦比亚的确缺少一部向马夫致敬的巨作。

波哥大，由于地理条件和西班牙人的原因，建在了这样人迹罕至、自绝于尘世的地方。尽管现在居民都想变得国际化，但是波哥大市却不知道外部世界几百年来的变化。与沿海的交流已经成了哥伦比亚的大难题，到大西洋、甚至远至太平洋，因为意味着要翻过三座高山，高度加在一起超过了珠穆朗玛峰才能到达海边。不过我的祖国密林覆盖万夫莫开的地理环境也是最古老的美洲大猩猩得以存活的原因之一。

再来看波哥大河，污秽的黑水冲到了热带草原尽头，一直到特肯达马瀑布。西班牙人到来之前当地有个传说：先贤Bochica用谋略打开了157米高的瀑布，从而拯救了热带草原免受洪水袭击。这个穆思卡传说和圣经中洪水的版本相似。附带说一句，Bochica创造了一个不可逾越的屏障。从这风景秀丽的瀑布，波哥大河顺着山坡，直到大约海平面100公里，而后和污染物一起流入马格达莱纳河。

像长江一样，马格达莱纳河连通外部世界。聂鲁达在《漫歌集》中曾谈到了西班牙人的占据，诗中他呼吁这条大河能够阻挡西班牙人即贡萨洛·希门尼斯·克萨达（波哥大的创建者）的到来。

然而聂鲁达的请求姗姗来迟。时光已逝。雨季的河流、洪水以及异常富饶的滩涂见证了占据者、王室军官与植物探险科学家的足迹；见证了对抗入侵胜利战争中西蒙·玻利瓦尔的辉煌，也召唤了后来在流放途中历尽艰辛的他，正如克鲁兹·克隆佛莱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解放者的骨灰》和《迷宫中的将军》中提到的。当聂鲁达对着马格达莱纳河歌唱的时候，这条河流辉煌已去，不再是我们苦难的共和国的必要组成部分，它在军阀混乱、国内战争中不断受到冲击，也充斥着国际市场上的高价商品：咖啡、烟草、靛蓝、棉花和金鸡纳。河两岸早已被掠夺殆尽，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结尾处描述的，当老年费尔米纳和阿里萨乘着新富达向上游驶去：

“轮船的锅炉吞没了阿里萨第一次旅行时感到压抑的大树参天的茂密的原始森林……新奥尔良皮革厂的猎人们将几个钟头几个钟头在河岸峭壁上张着大口装死、伺机捕捉蝴蝶的鳄鱼捕杀光了；随着繁茂枝叶的完结，鹦鹉的喧嚣，长尾猴及其发疯般的吼叫也逐渐销声匿迹了；有着巨大的乳房给幼畜喂奶、在河滩上像女人一样伤心哭泣的海牛，也被那些以打猎取乐的猎人用装甲子弹打尽杀绝了。”

马格达莱纳河畔不仅有自然的破坏，而且有政敌之间战争的破坏。在聂鲁达完成《漫歌集》的同一年，马格达莱纳河被染成血色。起初是保守派和自由派，然后是共产党人和地主之间的杀戮，最后是毒枭、非政府军事组织、游击队和政府军之间的交火，消灭了农民，使得哥伦比亚大城市的外围变成了难民营。

我记得我在国内时，沿着马格达莱纳河已没有猴子嬉戏，也没有海牛游泳。然而，在由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已经死去的毒枭）拥有的小型动物园里，非洲野牛、长颈鹿和大象在漫步。几年前逃跑出来的一只水牛，像它的主人一样，扩散了恐慌，直到它后来被军队猎到。这段在JuanGabriel Vásquez的小说TheSound of Things Falling开篇的时候有提到。

哥伦比亚生活多样，历史悠久，河流众多。我也可以谈谈其亚马逊盆地和奥里诺科河东部平原上的几条河流，它们在GermánCastro Caicedo（哥伦比亚记者、作家）的编年史或者JoséEustasio Rivera的陆地小说TheVortex中频频出现。我也略去了太平洋盆地的浮躁气流，或者考卡河那美丽的田园风光，请参见豪尔赫·艾萨克斯的浪漫主义文学，还有从我们三座山脉以及内华达山脉圣玛尔塔山流下的数千泉水。

最近几年，哥伦比亚人已经意识到：自然仍然可以通过极端雨季摧毁我们。我们这代人和年轻人保护资源的迫切性；我们意识到了穆思卡人尊重水和河流的传统并未消失，而正是为后代守卫这个世界的最佳途径。“我们有先人的智慧。有对这片土地永恒的热爱。”诗人威廉·奥斯皮纳说。

这里有点矛盾：在这样的生活里，我只谈到了死亡、毁灭和暴力。我分享的这些时光，哥伦比亚人通过叙述、戏剧、诗歌以及其他方式讲过的故事，都帮助我们在荒蛮之中拯救了人类情感，帮助我们在战争与毁灭中幸存下来，让我们了解彼此，让我们用新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内心。感谢Fernando Soto Aparicio,Eduardo Caballero Calderón,Jairo AníbalNi觡o,Rafael Humberto MorenoDurán,Gustavo Alvarez Gardeazábal,HéctorAbad Faciolince,Evelio Rosero,TomásGonzález等的叙述，哥伦比亚人明白了不能无休止浪费生命，了解了我们国家的灾难，意识到我们有能力改变很多。也许和中国比起来我们是个年轻的国家，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历史并非是从西班牙占据和后来的独立才开始的。我们似乎被判了百年孤独；但我们这些屠杀的幸存者们有更好的管理国家的能力和意愿。

哥伦比亚度过一段时间的黑暗后，过去25年来发生了很多变化。麦德林市在费尔南多·巴列霍或豪尔赫·弗朗哥的小说中曾被描述为一个杀手居所，而现在则是一个现代的、文明的、管理有序的城市，甚至是世界上很多大城市的样板；跟波哥大不同，麦德林市花费巨大心血来拯救它的河流，而不是把它藏在城市的表面以下。波哥大，与此同时，得益于几任政府摆脱陈旧的政治体制，改善了它大众的交通，推广了清洁交通方式和新的市民文化。与我出生时相比，哥伦比亚现在是一个更包容、宽容和民主的国家。正是由于过去25年我们实施政治体系变革之后它才有此成就。

我们的国家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哥伦比亚政府和FARC叛军在哈瓦那举行和平对话的代价是22万哥伦比亚人的尸体以及过去20年中约500万人的背井离乡。现在，在由自然、文学、历史组成的时时刻刻的最后几秒，我想用散文家威廉·奥斯皮纳的几句话来结束：“哥伦比亚处在关键时刻，战争让我们学会如何对话，暴力让我们学会如何要求。我们的沉默会变成故事流传。”作为新哥伦比亚作家，我们的责任就是记录这些故事，赋予他们以生命。

作者简介

杰米·潘奎维（JaimePanqueva），小说家，1973年出生于哥伦比亚波哥大，1998年后移居国外，现已获墨西哥国籍。他在哥伦比亚学习经济学，在德国学习国际市场营销，在西班牙塞拉曼加获得拉美学硕士学位。处女作《中国玫瑰》2009年荣获胡安·鲁尔福国家艺术奖，并于2011年出版发行。“这部小说用大胆的笔法呈现了一次伟大的历史调查，对话处理卓越，人物塑造震撼人心。”胡安·鲁尔福奖的评审委员会对其这样评价。

杰米·潘奎维的作品多关注跨文化间的交流、旅行及历史题材。他现在墨西哥伊拉普阿托市生活工作，与当地文化部门一起创办了创意写作工坊。他为多家媒体写每周书评，在哥伦比亚波哥大市的报纸上发表文章。目前共有三部作品在同时创作，一部关于年轻人的小说《紫色、红色和黄色》，一部关于路易斯·卡沃的传记及《中国玫瑰》续集。

杰米·潘奎维[哥伦比亚/墨西哥] 杜海燕（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