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有写日记的习惯,听至善说,从少年时期开始写,几乎没有间断过。晚年最后的岁月,他经常住医院,每天的日记常由他的大孙媳兼秘书兀真代写,再念给他听,有需要改正或补充的,兀真会照叶老的意思办。
叶老的日记保存得较齐全。听至善说,抗战时期流离不定,丢失了少量时期的日记。他笑着说,父亲自小就喜爱李叔同的书法,他少年时期的日记有些段落是学李叔同字体写的。他一直说要找几页给我看,遗憾未能如愿。
但也有如愿的时候。叶老和至善曾说有时间让我看看他们家收藏的相片册,好多本,叶老还在照片边写了题记,字少的写在相片边或翻面,写的多的则用张小纸条写好贴在照片旁。叶老说,相片多,整理起来很花时间和精力,特别是一些老照片,年代久远发黄了,相片中的人都要仔细辨认。叶老说,“文革”期间,他赋闲在家,没有被打倒,不需要上班管事了,才有时间和家里人在一起,除上公园逛街,不少时间用来整理相片册,孙子们自己也有相册,有时叶老也在他们的相册上写点题记。1984年1月5日,我大饱了眼福,看了叶老家的十几册相片册,大约看了近一个上午。叶老在当天的日记中写着:“一月五日 星期四 吴泰昌来,欲看余之相片册。兀真一一取出俾观之。余贴相片于簿并附小记,始于1969年至美住医院割肿瘤之时,至今已有十六册,颇值得一看矣。小记用墨笔书写,尚工整。近年不能用毛笔,改用钢笔,字亦潦草不足观矣。”真“值得一看”,是一部生动形象的现代文化史侧影。
至于日记,叶老说:会给你看部分,但要等我整理出来。原因很简单,我原先写日记,不是为了公开出版的,所以记事,自己能想起来的就简约,谈的内容一般是不记的,有些觉得很熟的人和事不记或少记,人的名称、身份等因为自己一看就知道也就少写了。
叶老在《日记三抄》中说:“日记本来是只备自己查考的(其实也未必查考),所以记个大略就够了,来龙去脉自己心里有数,用不着多写;提到熟人,更用不着注明性别、籍贯、年龄、身份和相互关系等等……我主张公开发表的文字必须用普通话写,写日记不避文言,因为日记本来不打算给别人看,用文言却可以少写几个字。现在把这样半文不白的文字发表在刊物上,我总觉得有点儿不负责任。无奈《大地》已经刊登了预告,不容我再犹豫了。把文字通体改一遍,当然办不到;把提到的人和事都加上注,也办不到:只好敬请读者原谅了。”
叶老本不想发表《内蒙日记》。1981年《收获》杂志负责人吴强请我代向叶圣老为《收获》求稿,他说,新作或未曾发表过的旧作都好,恳请叶老支持一下《收获》。编辑李小林也写信约请叶老。我将吴强的这个意思转告了叶老,也同至善、至诚说了。至善说:新写的合适《收获》的,一时还没有,过去的东西,二十年前到内蒙去了五十多天,父亲有日记,平日他不主张发表,是否动员他一下。我和至诚一起动员父亲刊布有关内蒙的日记,他原先的主意才有点松动。叶老在当年写的日记中记载:“吴泰昌、至诚又怂恿余刊布六一年访内蒙之日记。下午至诚翻出日记本,开始抄之。“六月二日,星期二 今日专看至诚所抄余之内蒙游记,共看卅九纸,看时稍修改其字句。”“六月十一日,星期四 今日看完至诚所抄之日记。拟名曰《内蒙日记》,交与上海之《收获》刊载。此事创意者为吴泰昌,而至善至诚皆赞同之。”叶圣陶《内蒙日记》于1981年第6期《收获》发表。叶老在发表《内蒙日记》时,在卷首写了一段话,他说,“这次访问旅行同去的有二十多人,老舍、梁思成、吴组缃、曹禺、端木蕻良都是老朋友,还有画家、摄影家、作曲家、歌唱家、舞蹈家等等。”叶老说,重读这五十多天的日记,重温二十年前的这次访问旅行,事事处处都值得怀念。“首先值得怀念的当然是人”,内蒙的文化局长布赫,他一直陪伴我们,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同去的人朝夕共处将近两个月。“尤其是老舍,我跟他在一块儿起居,听他那幽默风趣的谈吐,咀嚼他那独到的引人深思的见解,真可以说是一种无比的享受。旅行结束的时候还相约有朝一日再结伴同游,可惜那样欢快的日子永远不会再有了。”叶老说,这次是他和好友老舍在一起谈得最多最难忘的一次,可以说,是一生中他俩最后一次畅谈了。
叶老说:值得怀念的还有内蒙这个地方,森林、草原、河流、湖泊,境界异常开阔;林业、牧业、农业、工业、矿业,又色色俱全。我们到过内蒙东部和西部的好些地方,就我个人而言,较之其他省区为多。在日记里看到每一个地名,我总要想,不知道那个地方现在怎么样了。身体渐衰,视听不便,再去访问大概是不可能了,只希望每天早晨听广播里的新闻,常能听到从内蒙传来的叫人兴奋快慰的好消息。叶老与作家同行更愉快相处,如“天如圆幕四垂,其色淡蓝,缀以白云。一江平铺,两岸直长,为天与江之界线。眺望宽广,至感空阔。老舍时作趣语,令人解颐。此乐殊可珍也。”也不时交流一下对作品的看法。他对曹禺的几部新写的剧本,有些不同的看法,当面直言相告。如,7月29日的日记载:“读曹禺新作《胆剑篇》,匆匆完毕,晚食时与曹禺谈余之所见。此剧写越王卧薪尝胆故事,分五幕,余觉诸幕不集中,似未能凝集而表现一个总的精神。此剧对话颇有译古语为今语之处,一个角色说话,杂出此类语句与纯粹之现代语,似不调和。余谓曹禺前作《雷雨》《日出》,皆以对话见长,有若干段令人百读不厌,而此作中无之。余又举出有关古代文物之数点,谓可商之于博物院,期其无背于历史。尚有语言方面之小疵,缓日再与商谈云。”叶老7月31日又同曹禺继续谈,“眺望之余,为曹禺说其剧作中语言方面之疏漏。彼一一记之。组缃、老舍听余所说,时表同意。”
《内蒙日记》在《收获》上发表后,据至善说,反应良好,收到不少信,读者希望能看到有更多叶老的日记发表,说叶老的日记文学性、资料性熔于一炉,好读。
1980年至1981年,叶老整理发表了三部分日记,一是《东归江行日记》(1945年12月25日—1946年2月9日),“记的是从重庆到上海的长江航行”;二是《北上日记》(1949年1月7日—3月25日),“记的是绕道香港到达山东解放区之行”;三是《内蒙日记》(1961年7月29日—9月2日,9月5日—9月23日),“记的是在内蒙访问旅行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
这三种日记都不长,广东花城出版社曾将这三部分日记合起来出版,名叶圣陶《日记三抄》。叶老逝世后,《叶圣陶集》陆续出版,其中有日记卷。据悉,叶圣陶的全部日记将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文/吴泰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