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坚

刘诚龙先生所作《苏轼错错错学究莫莫莫》，说“坡公常常‘信笔乱写’”，所举《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硬伤及其他若干例子均言之有据，使我得益匪浅。但刘文肯定“坡公才气……在他‘乱写处’”，却很难令人信服。

所谓“文人”，似有学者与作家（包括诗人）之分，此二者各有各的长处。二十余年之前，曾有“作家学者化”的呼声，大致因为一些作家之学养的明显欠缺，笔下时有硬伤，经不起别人的推敲与挑剔。若按学者与作家之分，苏轼是作家，但他称得上是“学者化”了的。据《苏轼年谱》，他在四十六岁那年，即 “撰《易传》、《论语说》成”。这一年，既是他贬黄州之后一年，也是他写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前一年。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即使再有学问，也会有出差错的时候。蔡元培称鲁迅“著述最谨严”，若去翻翻《鲁迅全集》，硬伤也是有的。贾府里只有门口“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这话是柳湘莲说的，在鲁迅的笔下，其“专利”却归焦大了（参见鲁迅《言论自由的界限》），这原因大致是记忆有误。苏轼用典弄错出处，弄错引文，恐怕也属这种情况，这叫“随手书写，不甚经意”，确实也是那些因为很有学问而很自信的大家容易出现的毛病。但硬伤终究是硬伤，毛病终究是毛病，不论出现在谁的笔下，都不能将它视为“才气”。

如果说“随手书写，不甚经意”，只能称为“信笔”，那么，明知有错，将错就错，就全在“乱写”之列了。但我不相信苏轼写“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不是因为他错将“黄州之赤壁”当作“三国古战场”，而是“听了赤壁两字”，立马“感慨万千”，“明知可能有错”，却要“将错就错”。很难想象，一个“将错就错”的疑似假古迹，竟可引发一代文豪的真感慨！至于将“公瑾当年”，当作“小乔初嫁”之时，大概也是因为“随手书写，不甚经意”。十年时间，在后人的“不甚经意”之间，很容易成为瞬间。显然，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气磅礴，并非得益于他“明知可能有错”的“将错就错”，苏轼的“才气”，也不能归结于这种“乱写”。若将这种“乱写”当作“才气”去提倡，更会误人子弟。

才气是一个复合体，对于一个文人来说，学养正是才气不可或缺的元素。“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是唐代诗圣杜甫的名句，写的是杜甫的切身体会，却不只是杜甫才会有这样的心得。“立身须谨慎，作文须放荡”，作文时的“放荡”，或许在相当程度上正得益于作者积累的学养。苏轼“作文”之时或许恰如刘先生所说的那样不循规蹈矩，不规行矩步，不安分守己，不按部就班，不受格律、知识以及常识的束缚，不是他无视这些东西，倒是在这些方面他已然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没有做学问时的“句句有出处，字字有来历”的“循规蹈矩”，哪来做文章时的信马由缰？而且，将“苏轼把文章写完，自在玩去了，把几处硬伤，留给老学究去细细‘推敲’”当作他的才气去夸耀，似也多有不宜。写文章时，“去找来历，去翻故典，去套套子”，或许会影响文思喷涌。“文章写完”之后，再作细细推敲，以至查阅辞典、核对原文，以免因为硬伤与差错而落下“亦有信笔乱写处”的遗憾，似乎没有什么不好。

刘诚龙先生对“老学究”颇为不屑，这个称谓，原本也确实略带贬义，但我认为，学者与学究、学究气与书卷气，是有其明显区别的。例如，刘先生有篇文章说：“政治在慈禧太后那里，真个是治大国若玩小家家”，倘若有人挑剔，说干嘛将“治大国若烹小鲜”改为“治大国若玩小家家”，那么，我以为这大致可说是“老学究”之所为；假如刘先生写的是“治大国若烹小鲜”，文后却括注“引自《庄子》”而被人指谬，那么，你就不能说人家是专门“去找来历，去翻故典，去套套子”或“寻章摘句”的“老学究”了。依此而论，“对东坡先生不太客气”，说“东坡文字，亦有信笔乱写处”的清人张尔岐，当是颇有造诣的学者，能够指出“东坡文字”的“信笔乱写处”，绝非迂腐浅陋的“老学究”所能为。

学问之道，难离分辨。偏激之中，可能包含着闪光的真理，却并非偏激就是真理，甚至只有偏激才有真理。“信笔乱写”，或许往往是才华横溢的大家容易犯的毛病，却不等于这些大家的才气就在“乱写处”。我喜欢读刘诚龙先生的杂文，并与他有文字交往，觉得他是既有才气也有学养的杂文家，即使是从《苏轼错错错学究莫莫莫》一文也可看出他的才气与学养，我作此文与刘先生商榷，想必不会被他视作“兴师问罪”的罢。